创伤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它源自于希腊语，一开始是个病理的概念，意思为“刺破或撕裂的皮肤”，后引申为精神分析上精神伤痛的感觉。创伤可以说是一个医学名词，也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和文学的名词。英国当代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在《伦理、政治、主观性》（Ethics，Politics，Subjectivity）一书中，将创伤认定为一种外界因素导致的冲击（Critchley，1999：191）。弗洛伊德在《超越愉悦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这样论述，“一直以来，大家知道产生在严重的机械事故，铁路灾难以及其他可能危及生命的突发事件之后，人们所处的一种精神状态。”（Freud，1955：12）弗洛伊德提到在遭遇到当时比较常见的火车事故后，人精神上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离开这个事故现场。弗洛伊德将此命名为“创伤性神经官能症”（Freud，1955：12）。可以这样说，创伤是一种打破了精神上均衡状态的极限的情绪体验，也是一种极不愉快的体验。精神分析学家多从自我和内心愉悦原则等角度出发分析创伤，研究创伤的历史学家则倾向于从历史经验、效应、民族心理等角度看待创伤。耶鲁学派的重要旗手、大屠杀叙事的奠基人、历史学家兼创伤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2001）中这样论述：“创伤是一种经验的断裂和停顿。这种断裂和停顿是经验的破碎，具有滞后效应。”（LaCapra，2001：186）“书写创伤，就是书写事后影响。从普遍意义上说，书写创伤是一种能指活动。它意味着要复活创伤经验，探究创伤机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要分析并喊出去，研制出与创伤经验、有限事件及其在不同的组合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示的象征性效应相一致的过程。”（LaCapra，2001：186）

女性创伤叙事也并非英语文学所独有，古今中外文学都有女性创伤叙事。中国古代的作品中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有“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园”的杜丽娘，杜丽娘因为这种爱情求而不得的创伤而导致生命走向凋谢，最后又因为爱而重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河流中，张爱玲的《金锁记》，沈从文的《边城》，鲁迅的《祝福》等等，这些作品或从个体的生存体验，或从民族国家社会的高度阐述家庭、社会、文化的创伤。

由于男权社会对女性长期的排斥和仇视对女性造成了创伤和认知障碍，很多女性往往对自己的身份表现出一种自我怨恨，不能正确地悦纳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要么对男性无限地臣服，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切以男权社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度自恋，仇视男性，将男性妖魔化。女性想要逃避社会给予她的身份却又无从逃避，想要寻求安稳、向往自由的生活，却又不知该如何实现。她们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安和焦虑中，这种不安和焦虑在面对社会剧变时会成倍放大，因为社会剧变如战争、瘟疫、死亡会带走她们的亲人和社会支持系统，使她们孤立无援地应对这一切。

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原因，人类都饱受着各种类型创伤的困扰，家庭、社会、文化、情感、种族、战争和信仰这些都会给人以创伤。作为人类存在于这个荒谬的世界，我们无从选择自己将要遭受怎样的创伤，但是我们仍可以选择对创伤做出积极的应对。我们可以用积极的滤镜来过滤掉创伤的消极成分，我们更可以用书写来作为一种疗伤的途径。女性创伤叙事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主体即如多丽丝·莱辛等女作家的书写，也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客体，如男作家对女性悲剧的书写，威廉·福克纳就创造过鲜明的南方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众多流派可分为三个大类：一是对女作家作品的关注、发掘和重新评价；二是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歧视，即厌女症；三是研究文学作品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此，不难看出，只要是书写女性创伤的都可以被看作是女性创伤叙事。这也为我们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美国的女性创伤书写中，南北战争和黑奴制是其历史上绕不过去的点，威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玻璃动物园》刻画南方贵族白人女性无法适应南北战争后社会的沧桑剧变，一步步走向自闭和精神分裂。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描写了黑奴制给予黑人女性的创伤，这种创伤以幽灵的方式不断纠缠着黑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从新的角度阐释，认识美国女性创伤书写发生的原因、机制、内涵和艺术特色。较之于英国女性，美国女性不需要背负欧洲文明数千年的创伤，也不需要有面对殖民地的内疚，但黑奴问题带来的南北战争和南北战争后依然没有解决的种族问题依旧困扰着白人和黑人女性。

在女性创伤书写中，美国女性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有着独特的创伤体验。她们背负着种族、信仰、文化、情感的创伤，经历了多次精神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美国女性的创伤，是独特的，也是普适的。如西方的谚语中所说的那样：“苦难是化了妆的财富。”或者如佛家所云：“遇到多大的魔，就会成就多大的佛。”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要不被苦难所压垮，只要人生不走向肉体和精神的毁灭，就能从苦难中站起来。如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样，创伤的主体没有在创伤中沉沦，而是从创伤中升华，转换为对艺术的追求和创作，超越个人具体的创伤，并进而反思个人的创伤，将创伤升华为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美国的经典作家群用怎样的风格来实现女性的创伤书写，这依然是个没有完成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真正的作家都不会回避生活的苦难，相反苦难经历会成为艺术的宝库。书写本身就是走出创伤的手段，作家们用意识流、拼贴、闪回等手段书写创伤，如本雅明所论述的那样，是在文明的废墟之上，企盼着弥赛亚救赎的灵光。美国的经典作家群在形式创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展示了他们深深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