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色笔记》中的复调
莱辛的多维写作还体现在“复调”上。复调叙事理论是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又名“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陀氏的作品中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充分的价值，他们不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展开，也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是平等的各抒己见的主体。巴赫金提出复调叙事以区别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在作者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巴赫金，1998：29）
巴赫金是20世纪原苏联最卓越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之一，他的研究横跨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领域，研究之深，程度之广，且能被多层理解，因此，社会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学均视其为代表人物。巴赫金那独特而复杂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多声部”现象，即“复调”。（巴赫金，1998a：29）复调叙事强调对话性，即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的声音和意识，不依赖于作者的统一意识，平等地各抒己见。
巴赫金提出复调叙事的概念后，学界反应不一。在经历了长期的沉寂后，随着近年来国内巴赫金研究热潮的兴起，复调小说理论重新进入批评视野，但国内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文艺理论层面，而用复调理论来具体分析作家作品的却并不多见。在汗牛充栋的莱辛研究中，从复调叙事的角度来探讨《金色笔记》的研究数量并不多，四川外语学院罗洁的《莱辛的复调》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复调小说具有对话性，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开放性的结构不仅为叙事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也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激活了读者参与故事建构的积极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思维。
关于巴赫金的复调叙事理论，国内外争议颇多，主要集中在以下这点：即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是在强调人物的主体性的前提下建立的，主人公都是“思想家”式的人，所以才有触及终极问题的对人对己的思想上的拷问（巴赫金，1998：101－103），而在以卡夫卡小说为代表的20世纪现代小说中，由于外部世界异己力量的强大，主人公已沦为异化为物的存在状态，如《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一度失去了写作能力，只能拼贴一些剪报，精神也几近崩溃，那么，巴赫金所强调的人物的主体性是否依然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作品所要表现的对象已全然丧失支配自我和理解自我的能力，那么，“对话”是否依然可能？用巴赫金复调叙事研究多丽丝·莱辛20世纪后现代小说的典范《金色笔记》，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认为复调小说理论对于研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具有独特意义。传统叙事的拥护者从小说三要素——人物、故事、环境出发，认为《金色笔记》结构混乱，内容纠缠不清，是涂鸦之作，谈不上文学性。而作家对此的反击是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某些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越的尝试……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本书的结构自己作评，是一种无言的表述，通过它的结构方式来说话”（Lessing，1974：20）。
莱辛正是凭借作品中“史诗般的女性经历”而折桂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多种类型和体裁的作品，《金色笔记》依然以其新颖的主题和独特的结构吸引着文学批评界的目光。学界对《金色笔记》的解读多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心理分析等角度。下文从显性复调、隐性复调以及由此进一步细分出的声音、结构、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时空体的复调分析《金色笔记》的复调特征，解析莱辛的复调叙事艺术，更进一步揭示即使主人公失去了话语能力，精神几近崩溃，作品中依然存在着“对位”的复调。莱辛通过大型对话和小型对话的方式，给予主人公、读者和作者平等的地位，使他们一起参与意义的构建，从而激发了读者积极的审美接受。
文体分类学上把复调叙事分为显性复调和隐性复调两大类。显性复调包括文体的复调、叙述视点的复调等形式方面的内容。隐性复调包括时空观念和情感空间的复调。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挣扎与斗争即属于隐性复调。显与隐的交织相融，一起构成了庞杂的复调小说体系。尽管莱辛生前并未申明《金色笔记》是复调小说，但却在客观上提供了复调叙事发展的现代维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逐渐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对于人自身以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出发，强调各方平等的话语权，因此，我们可以说复调叙事不仅是一种文艺理论，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其开放性、包容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小说文体的复调，即在小说中，引进其他文体，如戏剧、诗歌、哲学，甚至应用性文体，不同的声音各自表达同一个意思。文体复调能给作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使文本在多样体裁下更具张力，不同类型的文本在同一主题上相互阐释，有助于调动读者的审美积极性。《金色笔记》的复调特征在文体上体现的十分明显。多丽丝·莱辛一向对该小说的形式感到自豪，她曾在一封给出版社的信中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通过它的结构方式来说话”。”（Lessing，1974：20）
莱辛打破了文体统一的传统线性叙事模式。《金色笔记》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由一个故事，黑、红、黄、蓝、金5本笔记构成拼贴画。故事名为《自由女性》，以女主角安娜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故事似乎是采用传统线性叙事模式，但莱辛将《自由女性》分为Ⅰ、Ⅱ、Ⅲ、Ⅳ、Ⅴ五部分，每部分之间，依次插入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在这四种笔记本中，或隐或现地穿插着多篇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最后《自由女性Ⅴ》之前还插入一本总结性的《金色笔记》。而细心的读者在发现《金色笔记》的结尾，索尔·格林为笔记的主人安娜写的那句“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莱辛，2000：676）竟是《自由女性Ⅰ》的开篇句。也就是说笔记的主人安娜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自由女性》，其女主人公也叫安娜，笔记的主人安娜在《黄色笔记》中化名爱拉，作家爱拉也写了本小说。《金色笔记》中作者刻意安排了马赛克式的混乱结构，全书按《自由女性》的故事分成五个相对较大的碎片，再分裂成二十二个较小的碎片，叙事时断时续，思维跳跃，最后从分裂中统一。其中，笔记与小说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交相辉映，各具独立的完整价值，不受至高无上的作者思想的控制。这里莱辛发展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核心——“对话”。对话即既有表现在人物声音上的“微型对话”，又有篇章结构上的“大型对话”，即“对位”。复调小说的对话既可以反映在语言层面，又可以反映在结构层面。（施云波，2013：68－70）
叙事视点指叙事人站在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来叙事的着眼点。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叙述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叙事视点中还有不同的聚焦作用。由于复调小说要展现“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巴赫金：1998a：28），为了给每个意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局限于某个单一视点，往往要根据故事情节，变化叙事视点，使得叙事多视点、多角度地呈现。
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有以下的功能，由于复调小说是由多个独立、平等的意识组成，每个意识都需要极大的发展空间以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每一种叙事视角都有其优缺点，因此，复调小说的叙事视角需要不断转化来满足人物意识发展的要求。同时，这种转化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它始终围绕着人物与自己和其他人物的双声语对话进行，它是受作者控制，为表达主题服务的。
《金色笔记》中主要有两种叙事视角——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写成的《自由女性》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写成的五本笔记。总体而言，黑、红、蓝、金色笔记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是“我”——安娜·伍尔夫对自己的生活从不同角度的记录、讲述和呈现。叙述者是安娜，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自由女性》是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女主人公安娜的故事，读者刚开始很容易认为叙述者是莱辛，但是《金色笔记》的结尾处索尔为安娜写下了小说的第一句，读者惊奇地发现，这是《自由女性》的开头，也就是说，《自由女性》的作者是安娜，《自由女性》的主人公安娜则是作者安娜虚构出来的，两个安娜不是同一人。在《黄色笔记》中，安娜还充当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以爱拉为主人公创作了小说《第三者的影子》，在《第三者的影子》中，爱拉也作为叙述者写了本描写自杀的小说。
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在叙事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全知视角中，叙述者借用自己无所不知的眼光全方位地叙述了安娜、摩莉、摩莉的儿子汤姆、摩莉的前夫查理以及查理现在的妻子玛丽恩的相互关系，较多关注人物的社会生活和外在活动，并尽量显得客观冷静，为读者理解笔记提供了背景。第一人称视角方便叙述者表达内心隐秘的情感，将读者直接带入叙述者内心世界，产生共鸣，它直接生动、更真实地反映了人物心灵，具有主观片面等特点。莱辛用笔记将《自由女性》一分为五，使得两种叙事视角交替出现，没有将一种叙事视角凌驾于另一种之上，读者与笔记中的安娜都可以将这两种叙事视角进行对比、结合，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客观地评价人物。两种叙事视角都没有提供一个最终的结局，因而作者、人物、读者可以共同参与来构建小说的终极意义。莱辛采用这种复杂的多重叙事视角，使叙事视点不断转换，跳跃，使人物不再是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而且也是思想表达的主体，体现了复调的特征。
《金色笔记》中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不仅体现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叙事角度的采用上，而且还体现在主人公与叙述者叙事视角叠合和交织之中。如同前文所说，笔记的作者安娜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虚构了小说《自由女性》的主人公安娜。叙述者与主人公的结合，使得小说的叙事从主人公的内心透视人物，又能保持一定距离旁观，审慎视察人物的意识。如《自由女性》的开头，主人公问自己：这被人看得那么美好的安全感和心理平衡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上，凭感情活一天过一天又有什么错呢？这显然也是叙述者向世界提出的问题。这是叙事视角暗移形成叙事声音互相叠合的复调。另外，在《黄色笔记》中主人公爱拉的话语和叙述者安娜的话语常常混杂在一起。安娜甚至屡次打破叙述者的隐身功能，直接闯入情节，插入评论：“我见到爱拉在一个空空的大房间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她一边沉思一边等待。我，安娜，见到了爱拉，而她当然就是安娜自己。但问题就在这儿，她又不是。”而有时爱拉又身兼“我”和叙述者。作为安娜的对位人物，爱拉同安娜一样经历了人格分裂。因为《黄色笔记》的前三部分采用的是有情节、人物的传统叙事，但最后一部分并未给出故事的最终结局，相反是由很多有关男女关系的短中篇小说组成的大杂烩。这些片段式的语言混淆叙述和故事，将爱拉与安娜糅合在一起，使叙述者能够不露声色地评说主人公的经历。
《金色笔记》中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还表现在作家常常利用人物视角投射作者视角，借人物之口传达作家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巴赫金曾指出：复调小说主人公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自己的艺术构思，因为，主人公自始至终是由作者创造出来的，复调小说作者的意识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在《蓝色笔记》第三部分中，作者让安娜对苏格大娘说出了如下的话：“实际上我已经登上这个舞台，在台上我看着人们说——无论他或她，他们是个整体，因为在这个或那个舞台上他们选择了封闭。”通过封闭和限制自己，人们才保持了心智健全。莱辛暗示了所谓的心智健全的普罗大众，只是由于他们封闭自己的意识，不敢面对真实的生活，活在虚伪里。作者通过安娜精神分裂后的康复，告诉世人，只有承认世界的分裂，才能重拾完整和统一。与独白型的作家不同，莱辛并不明确地直抒胸臆，而是尽量将自己的视角隐藏在人物视角的后面，但读者还是可以通过字里行间的点滴之语，以及人物命运的安排，发现作者的态度。
小说《金色笔记》就是复调叙事视角的典范。它的多重叙事视角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叙事模式，使文本充满了开放性和张力。小说分为两大叙述层：外叙述层和内叙述层。外叙述层即小说自由女性部分，多丽丝·莱辛用全知全能的零聚焦模式叙述了女主人公安娜·伍尔夫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叙述层即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最后加上总结性的《金色笔记》。作家采用是内聚焦型第一人称视点，以笔记的形式忠实地记录了叙述者“我”——安娜·伍尔夫的作家、政治、爱情、精神生活。在《黄色笔记》中，叙述者“我”还创作了自传小说《第三者的影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通过安娜之口讲述了其化身爱拉的故事，而且小说中作家爱拉也在写小说。并且，外叙述层和内叙述层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互相穿插、交织在一起，这就造成了叙事视角的不断变化。另外，读者不难发现，《金色笔记》的结尾处索尔为安娜写的小说的第一句，正是《自由女性Ⅰ》的开头，也就是说，《自由女性》的女主人公安娜是由笔记的作者安娜虚构出来的，此安娜非彼安娜。貌似安娜·伍尔夫是在小说中事实上的叙述者，但这个叙述者精神分裂出了多重人格，她们的个性和意识站在不同的叙事视角上进行对话。这也类似于巴赫金的教堂比喻，即各种各样、相互对立的灵魂可以共存的一个场所。莱辛正是用叙事视角不断跳跃、转换，消解了作者的主体性，打破传统文本的单一视角、线性的情节结构，使人物不再是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而且也是思想表达的主体，因而读者可以与人物作者一起共同参与小说的建构。
隐性复调包括时空观念和情感空间的复调。在巴赫金看来，时空观念复调的最大特征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有机融合，即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与过去经典小说注重情节的发展，表现为时间的历时性不同，复调小说注重时间的共时性，所有的内容、人物关系都是此在的现时的集中地表现，即空间化的非时序化。这种共时的时空观不仅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了理想化的思维结构，而且是产生“多声部”的复调小说的基础。
时空体的复调有很深的渊源。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哲学到文学，理论界集大成者都对作品中的时空因素做过分析，但这种分析只停留在设置故事发生的环境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上。巴赫金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得到启发，创立了时空体的复调，即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时间和空间的有机融合、不可分割（巴赫金1998b：274）。
传统独白小说以情节为核心，决定了其叙事必然采取线性的、历时的叙述，即使有倒叙、插叙等手法，依然是为了突出情节的发展。而复调小说的特征就是去情节化，以人物的意识为描写重点，而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不同主体对同一段时间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在有的人物觉得时光飞逝的同时，有的人物正觉得度日如年，因此很难将各种声音的心理时间统一起来，意识又是可以在时空中自由穿梭的，因此很多习惯了传统小说的读者批评复调小说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做无序的跳跃，叙述杂乱无章。其实，这正体现了人物意识对物理时间的压缩、移置，彰显特殊，有二度校正的功能。
时空体的复调在《金色笔记》中首先体现在平面共时结构即时间的空间化上。莱辛不强调对事件的线性叙述，而是如黑、红、黄、蓝四本并置的笔记那样，强调不同空间中的事物在这一“现时”的瞬间同生共存，相互作用（施云波，2014：28）。《自由女性》的叙述时间为1957年夏到1965年，是《笔记》中的主人公安娜虚构出来的，属于想象空间的故事；《黑色笔记》的叙述时间为1951年到1957年，主要描写主人公的非洲生活；《红色笔记》的叙述时间为1950年1月3日到1957年，主要描写主人公回到欧洲后的政治生活；《黄色笔记》无日期，叙事上用一般现在时，表明主人公的情感创伤不属于某一特定的时空，而是盘亘在意识中的永恒的存在；《蓝色笔记》的叙述时间为1950年1月7日到1956年9月，叙述的是主人公几近崩溃的精神生活，时态上时而用一般过去时，时而用一般现在时；《金色笔记》的叙述时间为1956年9月到1965年。《自由女性》又和《笔记》交织在一起，读者的阅读追随着主人公的意识在不同的空间中来回切换，安娜还以剪报的形式将千里之外的朝鲜战争、核试验等拉入其自我空间，使叙述进一步碎片化，叙述时间空间化，获得了叙述的共时性效果，即不同空间中的事件在此刻同时在场，相互作用，不因物理空间的隔阂而产生距离。莱辛将主人公不同空间中的自我在“现时”这一瞬间的横剖面剖出多彩、多形、多态的图案，通过反映主人公混乱的内心来展示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画卷。
正如莱辛所认为的，《金色笔记》的后现代主义特色之一就是结构的非情节化，摆脱了理性主义的因果逻辑，因为把情节结构强加于无情节的生活之上实际上是对生活真相的歪曲，而结构的非情节化办法之一就是打破时序关系。《金色笔记》自由女性部分的线性叙事不时地被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所打断，并且内容以日常对话为主，没有主要的情节发展，处处是语焉不详的省略以及思维的跳跃，并且还常常与笔记的内容有出入。如在《自由女性》的开头，1957年，汤姆是20岁（莱辛，2000：8），但是在安娜1950年的《蓝色笔记》中却记录着他当时的年龄已经17岁了，作者用这种时间上的错乱让读者明白“真实”的时间本来就是不可靠的。笔记中更是充满了剪贴画和蒙太奇的风格，在安娜的笔记中，非洲的过去、伦敦的现在、失败的婚姻、写作障碍、理想的幻灭、精神分裂以及她虚构的人物爱拉的经历，各个时空中真实与虚构的片断如剪贴画那样，打破时序，交织在同一时空，叙事从一个片断跳跃到另一片断，中间没有任何过渡与解释。在《黄色笔记》中，叙述者安娜甚至屡次与笔下的主人公爱拉的叙述混杂在一起：“我见到爱拉在一个空空的大房间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她一边沉思一边等待。我，安娜，见到了爱拉，而她当然就是安娜自己。但问题就在这儿，她又不是。”（莱辛，2000：487）文中这种错乱零散，时而心理分析、时而纪实的无情节叙事增加了混乱感和读者的阅读难度，但这种共时的写作真实地体现了安娜分裂的人格，给予各种意识平等对话的机会。
同时，时空体的复调在《金色笔记》中还体现在空间的时间化上。《自由女性》和黑、红、黄、蓝、金笔记本身即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间，具有各自的时间内涵，安娜的各个自我之间，安娜与摩莉、汤姆等人物之间并不是简单地在“现时”这一瞬间共存，而是带着各自时间的烙印对话，即主人公历时的时间经历影响着现时的此刻的存在。没有过去那段非洲经历，便不成为作家安娜；没有在英国共产党内的经历，便没有《红色笔记》中的安娜；没有那痛苦不堪的感情经历，便没有《黄色笔记》中的爱拉，这段经历如此痛苦，以至于安娜失去了面对自己的勇气，她只有借助于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爱拉倾诉自己的痛苦；没有精神濒临崩溃的体验，就没有《蓝色笔记》中那细致入微的描写。《金色笔记》中经常出现“梦境”、“幻想”等虚幻空间，身在欧洲的主人公与多年前非洲的自我对话。他们的对话融合了不同的历史时间，又和“现时”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大大激发了对话的丰富性。在独特的网状循环结构中，《自由女性》和笔记被分割开的部分之间交相辉映，说明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即具有各自时间的存在，如《黄色笔记》中爱拉从一开始对情人保罗的满不在乎，发展到后来的不可自拔，最终在时间的沉淀中用写作来愈合内心的创伤。时间历程在爱拉的各个阶段留下了历史的印迹，也体现了空间的时间化。
时空观念复调不仅体现在共时性上，还体现在融合了不同的历史时间空间的对话上。或者说，它打破了单一的、历时性的叙事方式，绝不是作家失去了对叙述的控制能力，相反，这是作家蔑视外在时空更关注作品内在时空的表现。正如莱辛在1972年版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她有意向艺术大师学习，全面描写整个世界的风貌（莱辛，2000：4）。莱辛将女主人公命名为安娜·伍尔夫，并在自由女性的第一句写上“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莱辛，2000：3）很明显是与弗吉尼亚·伍尔芙半个世纪前的名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构成对话，安娜的名字对应着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安娜。女主人公梦境的反复出现对应弗洛伊德1900年的《梦的解析》。汤姆对抗父亲理查拯救精神崩溃的继母的故事，与古希腊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神话相映射。安娜黑、红、黄、蓝四本笔记象征了她分裂出来的四个自我，在真实与虚幻的空间中，每一个自我身上都有着历史时间的印记，他们的对话融合了不同的历史时间。在空间上，小说横跨几大洲，叙述了非洲殖民地民族斗争、“二战”、两大阵营对立、共产主义兴衰、女权主义、生态问题等，立体式全景象地展现了20世纪中期广阔的世界历史图景。莱辛的写作，自由地穿梭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将隐秘的内心叙事和宏大的外部世界相整合，将各种独立的意识集中到同一平面上描写，构成一部“多声部”的交响乐。
隐性复调除了体现在时空观念的复调上，还体现在情感空间的复调上，就是使不同的情感空间抛弃其发展先后，在横截面上并列呈现。情感空间的复调不仅指人物意识的对立，它还可以指作者为母题而造设的一系列事件、多种文类论述的综合体，是多方位、多层次展示小说主题的表达。情感空间的复调不仅发生在有形的物理空间，也发生在抽象的心灵空间。《金色笔记》的多重叙事情境，时间空间转换的叙事策略构筑了莱辛独特的“叙事话语”，组建新的时空秩序，构筑多重意蕴空间，为小说情感空间的复调创造了条件。《金色笔记》中黑、红、黄、蓝四本笔记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安娜迷乱、失重的灵魂。作为自由女性、作家、母亲、情人、共产党员，安娜那多种身份的综合即体现了多重情感空间的并置，多重情感空间的独立发展，使安娜的生活陷入了混乱、崩溃的边缘。如同《黄色笔记》中《第三者的影子》中，那个意欲自杀的年轻人，他表面上井井有条的生活一直与内心混乱、疯狂的暗流并列存在。与安娜混乱的内心并列存在的还有社会大环境的“乱”，《蓝色笔记》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战争、暴乱、核污染等内容的剪报，杂乱无章的剪贴契合着当时世界的混乱。情感空间的复调有助于动态地有层次感地表达人物的复杂心理，其本质是外部世界与人物内心、人物分裂的自我、人物表层意识与潜意识的错综复杂、互相交织的表现。
在隐性的复调中，后现代写作技巧的灵活运用，如拼贴、戏仿、蒙太奇等，为情感空间的复调表达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它展现了世界的混乱和分裂，人物性格的多重和不确定，使小说表面上缺乏逻辑性和连贯性，不同现实与虚构空间之物常常同时喷涌而出，看似浅显的背后有着深邃的意义。莱辛的《金色笔记》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是用多重空间的建构中体现的厚重思想征服读者。莱辛通过独特的形式与内容互文，表达作家对战争与和平、民主与自由、男女平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复调除了显隐性还包括大型对话和小型对话。叙述声音的多重性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是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他考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如“地下室人”、卡拉马佐夫兄弟、梅思金公爵等，认为他们并不受作者思想的支配，他们的个性和意识处于对话的状态之中。对话又分为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微型对话从形式上表现为双声语，即两种声音处于内在的对话状态，但还没有分裂表现出来，从内容上表现为主人公内心独白中各种意识间的对话。大型对话是指一种结构上的对话，亦即小说各部分之间的结构、主人公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潜在的对话。它往往涉及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结构。这种多声部的对话，是理解复调小说理论的关键。对话表现在宏观的框架结构上即为大型对话；对话渗透进文本言语时即为微型对话。微型对话在《金色笔记》中体现在人物为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所影响，内心中进行着相互渗透、呼应、交锋的双声语对话。
复调在文学术语词典上又称为“对话性结构”，可见对话之于复调的重要性。巴赫金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巴赫金，1998：344）。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与其说对话展现了人物的思想和意识，倒不如说对话参与了人物思想和意识的生成。这也就是说，对话是思维的存在方式。伊格尔顿笔下的巴赫金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本身就带有对话性：语言只有从它必然要面向他者这一角度才能被把握（伊格尔顿，2006：102）。这与索绪尔提出的静态语言学有很大的不同。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能指的语音和所指的概念的结合，他从纯语言学的角度着眼于语言本身发掘其意义，忽略其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联系。而巴赫金以动态的语言交流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声音间的冲突和交锋来建构意义的生成。具体到作品中，声音的复调即对话主要体现在小说的人物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主人公和读者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以及更加微妙的主人公内心各种意识间的对话，又称双声语，即“两种声音处于内在的对话状态，它往往表现为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由体、隐蔽的对话体，是复调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段（巴赫金，1998：101－102）。”
女主人公安娜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的身份是作家、共产党员、母亲、情人、自由女性，这本身就是个多声部的对话。《金色笔记》的开头，安娜就开始了她的独白：一切都开始崩溃了。这一独白暗示着安娜内心的自我在各种身份冲突中处于崩溃的边缘。作为作家，她发现她的成名作《战争边缘》非但不能反映真相，甚至反而扭曲真相，但同时她又不得不依靠《战争边缘》的收入，这使她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了蔑视最终造成了她的写作障碍症；作为共产党员，安娜经历着信仰危机，但她又迟迟不愿退党，因为她无法忍受和她的政治理想说再见；作为母亲，安娜自认为即使在她万念俱灰时，都能够为了女儿，勇敢地撑下去，但另一位单身母亲摩莉的儿子汤姆的自杀有给了她当头一棒，因为她一直过着东飘西荡的生活，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必然对孩子造成伤害；作为情人，安娜表面上蔑视世俗的道德标准，老于世故，对传统的女性角色不屑一顾，但她一旦爱上迈克尔，又表现出一个恋爱中女人的天真与单纯，甚至委曲求全来留住情人的心，表现得比传统女性更为弱势；作为自由女性，安娜自认为在经济上、精神上、身体上都非常独立，她已经实现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理想，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她五年全身心的付出却连一个分手的理由都未得到，而此时她已对情人极度依赖，自由没有为她带来快乐，反而使她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安娜的每一种身份就代表了一种声音。这多重的叙事声音相互独立、共同存在、相互碰撞，如安娜的情人身份就与她作家和母亲的身份相冲突。需要注意的是，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内心充满了自己与其他人物的双声语对话，安娜也经常为自己辩护，她上百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跟别人要一样呢？”她笔下的人物爱拉为描绘自杀这种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主题而羞愧，但她马上对自己说，“我可以写给自己，不用发表啊。”此时，似乎有另一个自我，跳出来跟爱拉交锋、对峙。
声音的复调在《金色笔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在小说的开头，“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就预示着人物之间将会有大量的对话，如安娜与摩莉之间，爱拉与朱莉亚之间，安娜与迈克尔之间，爱拉与保罗之间等，这种人物间的对话也是传统小说常采用的。而在作者与主人公关系上，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作者不再等同于主人公，主人公也不再是作者的传声筒。作者给予主人公与自己平等的地位，赋予其完全的独立性。莱辛曾在访谈中断然否认《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的忏悔录”（Newquist，1964：418），这证明了作者莱辛与书中的女主人公安娜·伍尔夫是完全不同的个体。
《金色笔记》叙事上分为外叙述层和内叙述层。外叙述层为小说贯穿始终的《自由女性》部分，其中莱辛用全知全能的零聚焦模式叙述了主人公安娜作为“自由女性”在伦敦的生活。此处由于采用了传统叙事手段，读者难免误以为莱辛即等同于《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内叙述层显得较为凌乱，分为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最后加上总结性的《金色笔记》。笔记中采用了内聚焦型游移视角，以第一人称视点，断断续续记录了叙述者“我”——安娜的以黑非洲为创作背景的作家生活、共产主义的红色政治生活、黄色的爱情生活、蓝色的精神生活。在《黄色笔记》中，叙述者“我”为了医治情感的创伤创作了小说《第三者的影子》，其主人公为爱拉。爱拉被情人保罗抛弃，痛苦难耐，也开始写作疗伤。由于《自由女性》在前，笔记在后，读者难免根据线性思维习惯认为《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写了这五本笔记。直到《金色笔记》的结尾处索尔与安娜告别时，为她未来小说写的第一句话“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莱辛，2000：676），而这正是《自由女性》中“我”的开头第一句话。至此，读者幡然醒悟，外叙述层《自由女性》是由内叙述层笔记的叙述者安娜创作出来的小说。并且，外叙述层和内叙述层绝非线性发展，而是互相穿插、交织，形成了一个循环、运动、自足、饱和的系统。作家莱辛游移系统之外，将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剥离，冷静克制，给予主人公充分的发展空间，消解了作者的权威，开放性的叙事给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看似杂乱的叙事并非有意为难读者，而是要充分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与作者和主人公一起参与作品意义的建构，犹如各种独立的声音交汇成一个比单声结构更高、更雄厚的统一体。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如批评者所言，没有能力创作传统线性的、独白清晰的、有着固定解读的经典欧洲小说，而是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其开放性、复杂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以便更真实而不是更完美地反映这个多元而又复杂的社会。
声音的复调在《金色笔记》中更体现在主人公不同自我间的双声语对话中。巴赫金认为每个人都是受出身、社会环境影响的矛盾综合体，不是单数的“我”，而应该是复数的“我们”。巴赫金指出，一个作家，或者主人公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其内心深处也有可能是矛盾的，如果他要述说真实，就必然要描绘出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他十分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如“地下室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认为他们的个性和意识始终处于对话的状态之中。《金色笔记》中的主人公安娜走得更远，她已经分裂出多个自我。如她在一开始所说：“一切都开始崩溃了”（莱辛，2000：3）。这一独白暗示着主人公安娜内心的自我在各种身份冲突中处于精神分裂的边缘：她身兼母亲、作家、共产党员、情人、自由女性，还一度在客观上成为年轻人汤姆的精神导师（汤姆曾私底下阅读安娜的笔记）。这几种身份处于不断的对话和冲突中。如作为母亲，孩子是她万念俱灰时活下去的理由，但作为“自由女性”，安娜过着东飘西荡的生活，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庭。她将情人带回家留宿，孩子心中燃起了对父爱的渴望，但情人却无意扮演父亲的角色，这必然对孩子造成伤害；作为“自由女性”，安娜自认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不依附情人，对对方没有任何物质和婚姻诉求，一心追求感情，这种追求最终却成了情人眼里的放荡。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失去世俗的保护后，“自由女性”比传统女性更为弱势：作为作家，她发现她的成名作《战争边缘》被出版商过于商业化解读后失去了其本意，但作为“自由女性”的她没有家庭的物质保障，不得不依靠她所蔑视的收入，这种冲突最终造成了她的写作障碍症；作为精神导师，安娜没能为汤姆授业解惑，反而使汤姆在接受安娜的灰色思想后选择了自杀；作为共产党员，安娜在斯大林主义后产生了信仰危机，但她又不愿退党，因为这是她其他角色失败后的避风港。安娜一开始决定用四个笔记本代表四个方面的自我，以抵御自己心理的混乱，但到后期她已没有能力给笔记分类，各种身份纠结在一起，矛盾冲突的最高点是他们共同造成了主人公的失语，只能拼贴一条条剪报。
不仅是笔记中有安娜不同的自我，甚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摩莉、朱莉亚和爱拉是安娜自我的不同投射。这一点可以从安娜的情人索尔为她写下了《自由女性》开头的前言，即“安娜与朋友摩莉别后重逢”，并在后面说，“这儿有两个你……”（莱辛，2000：676）得到证明。这几位自由女性的生活几乎相同，摩莉和朱莉亚象征安娜独立、外向、坚强的一面，爱拉象征安娜内向、脆弱的一面。当安娜得了写作障碍症痛苦得想要放弃时，摩莉作为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告诫安娜：“如果你白白浪费自己工作的才能，我将永远不会宽恕你。”（莱辛，2000：6）安娜在遭遇情感挫折后将内心中最痛苦的自我分离出来成为爱拉，爱拉向安娜倾诉着她的痛苦，安娜通过对爱拉痛苦的书写来治愈内心的创伤。《金色笔记》中安娜的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声音，众多声音互相牵制、影响，最终形成了矛盾综合体主人公“安娜”。
大型对话在《金色笔记》中体现在小说各部分之间的结构、主人公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位关系上。《金色笔记》以其独特的网状结构而著称。这部作品由一部《自由女性》的小说和五本笔记组成，其实是用两种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自由女性》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但被作者分割成Ⅰ、Ⅱ、Ⅲ、Ⅳ、Ⅴ五个部分，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四本笔记依次插入《自由女性》中。《金色笔记》最后出现，它被放在《自由女性Ⅴ》之前。我们可以把《自由女性》作经，四本笔记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形成了一张网，网中各种意识连同它们相关的世界，统一于整本小说，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从形式上来看，传统小说《自由女性》与笔记部分构成文本上的对话。读者将这两种文本进行比较后必然会发现，笔记部分真实的认识内容只有在经过削减、甚至篡改之后才能被传统的形式容纳，因此，传统小说《自由女性》的表现力显然大大逊色于笔记，这也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反思传统的文本究竟掩盖了多少真实的东西。《金色笔记》结构上没有传统小说的开头，也没有明确的结尾，情节较为简单，这也是与复调小说理论相吻合的。因为巴赫金认为，小说应着重描绘意识的形成过程，而不是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哗众取宠，《金色笔记》正是描写安娜通过书写将隐匿在内心深处的创伤理性地剖析和重构，进而获得自身完整性的意识的形成过程。
大型对话还体现在主人公之间的对位关系上。《自由女性》主要角色安娜对位于五本笔记本的拥有者安娜，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是同一人。《自由女性》中安娜最终被疲惫击垮，不再写作，《笔记》中的安娜写作障碍症已经痊愈，写出了《金色笔记》。《自由女性》人物关系也与五本笔记本构成对位关系，如安娜／摩莉对应的是爱拉／朱莉亚，安娜／迈克尔对应着爱拉／保罗等等。摩莉和爱拉可以被看作安娜分裂出来的不同的自我，不断与安娜对话。小说的开头，安娜与摩莉作为两个自由女性交相辉映地出现了，她们的生活几乎相同，她们自己也认为可以交换各自的角色，我们有理由认为摩莉是安娜虚构出来的人物。摩莉象征着安娜独立外向坚强的一面。当安娜要放弃写作时，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跳出来，通过摩莉告诫自己：“如果你白白浪费自己工作的才能，我将永远不会宽恕你。”安娜的情人索尔为她写下了《自由女性》开头的第一句话，即“安娜与朋友摩莉别后重逢”，并在后面说：“这儿有两个你……”看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感叹莱辛的匠心独运。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结尾“两个女人互相吻过之后，便分手了”的寓意，因为一旦安娜完成了分裂后的重组，获得了自身的完整和独立，摩莉的功能也不复存在，两者已合二为一。与摩莉相对照的是《黄色笔记》中的爱拉，爱拉象征着安娜内向、脆弱的一面。她逃避自我，离群索居，由于被情人抛弃而精神崩溃。安娜只有借助对爱拉的痛苦的书写来释放出自己一直压抑的隐秘的情感。安娜审视着爱拉，爱拉向安娜倾诉着痛苦，《黄色笔记》瓦解了，爱拉最终完成了职责，安娜也走出了精神危机。《金色笔记》中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一个声音，众多人物故事奏出了相互独立、相互影响的复调。
大型对话在《金色笔记》中同样体现在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位关系上。巴赫金认为主人公不是第三者的“他”，也不等同于作者，而是作为对话伙伴的“你”。主人公具有独立性、主体性、创造性，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关系。安娜、摩莉、爱拉的观点并不是作者莱辛本人的观点。作者与人物在同一件事物上观点并不一致，如摩莉对前夫理查的评价：理查一旦决定继承家业就变得很成功。此处，摩莉更多的是不解，而作家表达了一种相当程度的讽刺。《第三者的影子》中，爱拉被情人保罗毫无理由地抛弃后，日夜在窗前等待，爱拉只是觉得自己要是睡了，保罗就不来了，叙述者安娜觉得爱拉要崩溃了，莱辛则为这些自由女性掬一把同情之泪。需要说明的是，主人公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作者失去了掌控人物的能力，而是给人物更大的自由，从而更好地参与主题的构建。
大型对话说到底是一种结构的复调。传统的文学理念一般认为，作品内容和形式正如灵魂和肉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尽管形式也很重要，却是次于内容的，因为形式没有能力单独表达作品的寓意。复调结构的出现颠覆了这一理念。《金色笔记》如果用传统写作手法来创作，可能只是个极普通的故事，莱辛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理念，以一种“多声部”的复调结构来叙事，形式被抬到了和内容同等重要的位置。
结构的复调在《金色笔记》中首先体现在小说各部分之间的结构上。莱辛说过“这是一部结构高度严谨、布局非常认真的小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Newquist，1964：418）。《金色笔记》其实分为两部分，《自由女性》和《笔记》。《自由女性》的故事是小说的主要脉络，被《笔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如果将《笔记》抽掉，《自由女性》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小说。该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外视角，用传统小说线性叙事方式，以事情的进程为序建立了小说的情节脉络，以离异带着孩子独立生活的“自由女性”安娜为主要人物，并在其叙事中包含其他人如“自由女性”摩莉的故事。这又构成了小说《金色笔记》叙事结构中的外叙述层。小说《金色笔记》叙事结构中的内叙述层正是这四本笔记，这四本笔记最后交织成为一本《金色笔记》。《自由女性》表面上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以女主人公安娜的伦敦生活为主线，其中有大量的对话，但并未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发展，跳跃的叙事给读者理解造成了难度。
不仅如此，《自由女性》还被黑、红、黄、蓝四本笔记分为五个部分，叙事就更加零散化、片段化。《笔记》由于是主人公纯主观的叙事，情节就更为奇特，充斥着各种乱涂乱写的符号和主人公的前言不搭后语，《笔记》中还或隐或现地穿插着多篇短篇小说。这样，作家彻底打乱了叙事节奏，打破了读者惯常认同的生活结构，消解了作者权力的威严，使各种意识共存共在、交流互动，造成了一种意义的狂欢。如果以《自由女性》作经，四本笔记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张纵横交错、任意循环、自足饱和的网，《自由女性》与笔记相互交叉，但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陈才宇，1999：72）。这种结构看似混乱，但正是用这种混乱来衬托主人公那混乱、失重的灵魂。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描写的重点已经从“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转移到“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主人公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上来，即小说应着重描绘意识的形成过程而不是用跌宕起伏的情节来娱乐读者。《金色笔记》正是通过描写“多声部的混乱”对安娜的分裂人格进行理性地剖析和重构，进而获得其整个时代的风貌在主人公意识中的投射。笔记中一度还拼贴了大量剪报，这种多种文本的并置正是莱辛对巴赫金复调对话理论的发展——即对话不仅体现在人物声音意识间的“微型对话”，还有结构上文体间的“大型对话”，即“对位”。复调既有语言层面上的，又有结构层面上的。
这种独特的网状的复调结构，打破了传统独白型小说的封闭性结构，能够将各种迥异的材料整合在一起，极具包容性。以前被当作整体的故事情节、作者的风格、传统独白叙事在这里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再需要像独白型小说那样去设计一个贯穿始终的声音，而是多种声音都可以独立自由地表达（朱立元，2005：261）。这种结构上的开放性导致了复调小说整体上的未完成性，作为此在的人，其思想存在无穷变化的可能，因此，描绘思想意识的复调小说也具有不可完成性（李凤亮，2003：96）。笔记中的安娜在索尔的鼓励下开始写作，《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已经放弃了作家生涯，到底故事会以何种方式发展，一切都是未知的。这种未知，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情不自禁参与进来，与人物、作者进行对话。
小说的结构的复调呼应作品的多重主题，小说被分成碎片化的很多个部分，四本破碎笔记展现了战后现代西方女性痛苦的精神世界。在小说的最后，四本破碎笔记本交织成为一本《金色笔记》，这代表了女主人公安娜整合碎片化的自我和自我治愈的力量。其意义是：“二战”后的世界是痛苦的，核战争的威胁、极权主义、杀戮充斥其间，女性的生活也是充满了创伤的，她们在寻求社会身份上遭遇了失败，不论是作为作家、政治家，还是情人和妻子，追求那些完美的生活是不现实的，女性也不能把希望放在一些外界之物上，只有用野草般的坚毅和韧性，在默默地忍受中向自我寻求力量，这才是最终的救赎。
《金色笔记》在声音、结构、时空体上都体现了复调特征，多丽丝·莱辛穿越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包容进主人公多重隐秘的内心自我和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作品中独特的网状循环结构充满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在空间和时间的有机融合中，各种独立的意识平等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构成一部“多声部”的交响乐，激发了读者的审美积极性，真正做到了让形式为内容作评。平等、开放、包容、对话的复调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既契合当今世界多元化的潮流，又展现了作家的人文情怀。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叙述声音的多重性、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揭示《金色笔记》所具有的复调特征，莱辛通过对话的方式，给予主人公和作者平等的地位，开放化的复调叙事使作者、主人公、读者一起参与意义的构建。由于一些历史、现实的因素，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和莱辛的《金色笔记》并未在发表之初得到学界的瞩目，然而正如巴赫金所言：经典作品是长时间里开放的对话中的永恒物质存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自由、平等、对话的人文关怀精神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找寻生命的完整和意义。
《金色笔记》是一部反映20世纪50年代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人类精神风貌的伟大作品。莱辛通过淡而有味的语言，匠心独运的结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零度叙述，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在“混乱”中创建“秩序”、从“分裂”中走向“整合”的努力，尽管她将价值观隐匿得很深，但读者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她对当代社会的深刻思索和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莱辛的零度写作对于中国的文坛也有很大的启迪性。自盛唐以来，中国文学一直是寒门学子投之当道的行卷，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为了迎合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文章往往辞藻华丽，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并习惯直接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伦理观念，真正在写作中体现语言表达自由的作品并不多见。莱辛《金色笔记》中的零度写作，以及她真诚而犀利的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当代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去努力效法与追求的一个高度。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文艺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纯语言学研究仅关注作品的语言形式，对作品意义的生成不感兴趣；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往往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分析作品内容，对作品的语言形式不感兴趣，不免有使文学庸俗化、政治化的风险。而巴赫金将形式提高到和内容同等的高度，肯定了小说的意义要在时间和空间的有机融合的对话形式中生成。这一点可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金色笔记》穿越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在声音、结构、时空体上都体现出复调特征，作品中独特的网状循环结构充满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包容进主人公多重隐秘的内心自我和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在空间和时间的有机融合中，各种独立的意识平等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构成了一曲多声部的“交响乐”，激发出读者的审美积极性，真正做到了让形式为内容作评。“零度写作”和“复调”只是莱辛多维写作中的两维，多种叙事手法的应用，使形式为内容作评，形式也体现了内容，获得了与内容同等的地位，莱辛无愧于“文坛祖母”的称号。平等、开放、包容、对话的复调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既契合当今世界多元化的潮流，又展现出丰厚的人文情怀。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在国际交往中保持独立，平等对话，这一点与正好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谋而合，因此复调叙事研究可以为中国提高软实力、提升国际形象做出一定的贡献。《金色笔记》探讨了西方社会在物质高度发达以后精神上的混乱和空虚，对中国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