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色笔记》中不自由的城市“自由女性”

莱辛笔下的“自由女性”是千千万万个英国女性中的一员，她们曾经远赴非洲，以为是田园牧歌般的出路，但她们在那成了《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承受着种族和生态的双重创伤，体验着黑人和非洲大地的仇恨。她们退回到母国，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伦敦生活，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上，女性究竟可以通过什么克服内心的创伤，重建生命的完整性？在《金色笔记》中莱辛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小说中共有五本笔记，这五本笔记穿插到主人公安娜的整本小说《自由女性》叙事之中，将叙事切割成零零碎碎的片段，但也使叙事十分丰富，几乎将20世纪中期，尤其是“二战”前后整个世界的风貌都囊括其中。其中黑色笔记对应黑非洲，写的是主人公安娜以作家的身份在非洲的种种体验，话题涉及白人在非洲的殖民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对应政治生活，主要是主人公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英国和欧洲的生活，记录安娜由于斯大林极权主义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由憧憬到破灭的思想过程；黄色笔记对应爱情生活，这段生活过于私密和痛苦，以至于主人公安娜要创作一部小说，题为《第三者的影子》，用该小说中的人物爱拉来叙述自己的痛苦，《第三者的影子》是小说中的小说，颇具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特征；蓝色笔记对应精神生活，记录了主人公体验前三种经历时的精神的历程，是日记中的日记。四本笔记是主人公安娜不安宁的灵魂的四个方面，它们将主人公安娜撕扯着，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最后的金色笔记，却像是一道金光，是主人公安娜对其人生的哲思，最终将四本分裂的笔记统一起来了。

《金色笔记》是自由女性安娜的成长历程。它的多彩折射着主人公安娜迷乱失重的灵魂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的迷失。那么当女性走出家庭，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她是否就能找到自由？当女性获得经济的独立，她是否就能获得人格的独立？当女性有了批判性思维，不再盲目信奉贤妻良母的神话，她们又该信仰什么？自由女性失去物化的标准，反而无所适从。

这种虚空在哲学上体现在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的笔下。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荒谬的，充满了非理性和很多不可解释的因素。但萨特同时也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作为主体的人有绝对自由，也有绝对责任。人的存在，是从过去向未来自由选择的过程，人可以通过选择来改变命运，在选择的那一刻，人是自由的，他可以选择维持现状或选择改变，他可以选择或否定，这都是自己的选择。但同时，人也对自己的选择负有绝对责任。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他坚决反对宗教中上帝对人的决定性。由于萨特认为，人不管在什么情形下都有选择权，即使受外界状况的制约，人如果不主动想办法改变或制止，任由这些客观因素起作用，作为主体的人仍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失去了上帝的制约，人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这就是“绝对自由”，但同时人理应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负责，这就是“绝对自由”的代价——“绝对责任”。但世人往往将一切归因于外物，从心底里接受出身、种族、阶级等的限定，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是在欺骗自我。为什么人们普遍要欺骗自我，放弃选择自由呢？因为“绝对自由”并不会给主体带来安乐，反而会产生“绝对责任”，给主体带来巨大的惶恐感、无依靠感和责任感。为了逃避这骇人的自由，主体学会了将一切归因于外界因素而推卸责任，学会了自我催眠欺骗。当传统女性依然在厨房和婴儿室建构自己的“屋中的天使”的形象时，特立独行的自由女性安娜已经走上了成长的历程。然而身体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也带来了“绝对责任”，安娜由于选择太多而无从选择，自由女性信仰的迷失带来了人格的分裂，自由女性反而不自由。

为了应对这种迷失，安娜曾先后投身写作、政治和爱情，希冀在这些具体的事务中寻找生活的目标和意义。黑色笔记叙述了主人公安娜以作家的身份在黑非洲的种种体验，安娜在非洲曾积极参加由白人组织的反殖民运动，反对种族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小团体频繁聚会，谈古论今，话题涉及白人在非洲如何赎罪的问题。这些小知识分子没有能力领导社会运动，与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脱节的。安娜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动是撰写她的小说《战争边缘》。《战争边缘》在安娜回到欧洲后出版，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安娜“自由女性”的生活就是靠这本书的版税。但安娜却对《战争边缘》的成功非常失望，因为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该小说是爱情小说，并想把它改编为电影，制片人也认为这种异域情调的爱情故事会大卖。这离安娜的初衷相去甚远。她小说的写作意图想通过事实来再现英国殖民统治对非洲的罪行，但读者却买椟还珠，只关心那一点风花雪月。制片人也在改编时希望多增加爱情故事的成分。安娜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不能描述自己真实的体验而痛苦，她说：“我是舞弄文墨的人，希望文字的组合，哪怕是偶然的文字组合能够表达我的真实感受。……而事实上，真实的感受不能被表达。”

作家莱辛也是通过对安娜的描写影射读者对其的第一本小说《野草在歌唱》的反应并不是她所期待的。作为作家，安娜对文字的表达能力失去了信心，因为文字传达了一个虚伪的世界，文字也变得不再可靠，正是在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下，安娜患上了写作障碍症，她长期以来无法创作任何作品。《战争边缘》这部小说的版税并不宽裕，安娜不得不靠分租她的公寓以减轻生活的压力。她迫切需要开始创作小说，但安娜就是写不出一个字。但在意识的表层，她找不到自己写作障碍的真正原因，只好一次次地去看心理医生。

安娜写作障碍的深层次原因是安娜对世界的看法是建立在“秩序／混乱”、“确定／虚无”二元对立之上的。崇尚理性的安娜想要通过写作对生活做出哲理化的表述，给混乱的生活以意义。“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她讨厌那种混乱的非理性，她在黑色笔记的末尾写道：“我讨厌这种口气。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感情的封锁，一种对无法将相互冲突的事物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无奈和逃避。这样，不管战争多么可怕，人们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这种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变什么，也不去破坏什么。这种逃避最终意味着个体的死亡和凋零。”但是安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非理性和混乱是生活的常态，是她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的。身为作家，安娜希冀用文字来摆脱混乱，创造理性生活，给萨特笔下人的荒谬存在以意义，但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当安娜意识到文字的虚无的时候，她的写作理想破灭，理智崩溃，她只有投入到红色政治运动中寻求“确定性”的生活。

安娜对政治的关注分为两个阶段，非洲阶段和英国阶段。主人公安娜一开始生活在罗德西亚，罗德西亚就是今天的津巴布韦，直到1980年才从英国赢得自治。安娜在罗德西亚的生活的记忆里充满了种族歧视、冲突，动荡，这一幕幕多少年后依然在主人公安娜的心头挥之不去，非洲黑人屈死的幽灵徘徊在她的潜意识里，吞噬着她的生活。安娜承受着大英帝国在非洲殖民的创伤，这也是她创作《战争边缘》的内心动力。《战争边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即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回到欧洲后的安娜只有投入到红色政治运动中来抚平内心的创伤，寻找归属感。

20世纪50年代，“二战”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争而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机。苏联斯大林政权的崛起使欧洲很多迷茫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他们迫切需要有“确定性”的生活。尤其是对女性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数男性参军参战，一去不返。原先很多困于厨房等家务劳动的女性由于劳动力的短缺而走出家门，走入农庄、工厂、公司、开山筑路，她们惊喜地发现自己也能胜任原先男人做的工作。“二战”给了许多女性宏观的政治视角，她们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但“二战”结束后，大量士兵复员回家，许多女性又失去了这份工作，她们心情落寞，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吸引她们，能够提供精神支持的东西，其中最能吸引她们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但是斯大林政权推广的国际共产主义更多的是为了扩张势力范围，也犯过错误，忽略了党员的个体需求。但是安娜她们依然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甘心放弃对斯大林政权的幻想。因为这种“秩序”虽然虚伪，但毕竟也能提供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归属感，离开了组织就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混乱”。为了达到这一点。安娜她们甚至自欺欺人，在公开场合对英国共产党百分之百地肯定，对其犯错的事实视而不见，只要听到任何质疑都要情不自禁地为英国共产党辩护。但在安娜的潜意识中，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危害，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在红色笔记中。在红色笔记的第一部分，安娜写道：“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跟茉莉谈政治，简直就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约是一个干巴巴的、聪明的、爱讽刺人的政治女性吧，要么就是个很有点疯劲的盲目的党徒。我自己也有双重性格。”这种性格的分裂使安娜戴着面具生活，不敢面对生活真实的状态。在长期的压抑中，安娜深感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实现的艰辛与无望。经过一大段犹豫、徘徊的苦闷时期，安娜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失望地退出了她所加入的政党，不再有任何积极的政治活动。在写作和政治上幻灭后，她将希望放在最后的方面——爱情上。她希望在爱情中寻找确定的生活目标和意义。

“自由女性”安娜对爱情有着飞蛾扑火的热情。她表面上蔑视世俗的道德标准，老于世故，对传统的女性角色不屑一顾，对男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是风情万种的情人。但她一旦爱上迈克尔，又表现出一个恋爱中女人的天真与单纯，甚至委曲求全来留住情人的心，表现得比传统女性更为弱势。安娜在黄色笔记中写的主人公爱拉（Ella），就是安娜的化身。爱拉在经济上完全不依赖情人有妇之夫保罗（Paul），但在情感上却极度依赖保罗。甚至为了得到保罗的欣赏，她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母亲的职责——为了与情人约会，她将孩子送走或早早打发孩子上床睡觉。在恋情的后期，保罗已经想要抽身，爱拉却始终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童话里不肯面对现实。爱拉整夜亮着灯，等待保罗前来，日复一日，爱拉明知这是荒谬的，却无法控制自己。

这样沉重压抑的爱使她感到十分“孤独”，自己好像疯了。多年以后，爱拉从同事口中得知，自己是有妇之夫保罗口中的“风骚娘们”，保罗为自己能够脱身而十分庆幸。爱拉的故事就是安娜的故事。作为自由女性，安娜自认为在经济上、精神上、身体上都非常独立，她已经实现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理想，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她五年全身心的付出却连一个分手的理由都未得到，而此时她已对情人极度依赖。传统女性受法律和道德的保护，男性的始乱终弃会被整个社会谴责，但这一点不适用“自由女性”。她们是男权社会公认的放荡不羁，以玩弄感情为乐的“荡妇”。自由没有为安娜带来快乐，反而使她失去了传统的保护，不堪一击。叙述者“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医治情感的创伤创作了小说《第三者的影子》，其主人公为爱拉。书中爱拉被情人保罗抛弃，痛苦难耐，也开始写作疗伤。

写作是公认的疗伤手段，安娜在创作小说时得了写作障碍症，但这不妨碍她在日记中倾诉心声。黑、红、黄、蓝四本笔记象征了安娜的多重身份。安娜的每一种身份就代表了一种声音。这多重的叙事声音相互独立、共同存在、相互碰撞。作为母亲，安娜自认为即使在她万念俱灰时，都能够为了女儿，勇敢地撑下去，但另一位单身母亲摩莉的儿子汤姆的自杀又给了她当头一棒，因为她一直过着自由女性的生活，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必然对孩子造成伤害。《自由女性》中安娜最终被疲惫击垮，不再写作，笔记中的安娜写作障碍症得到治愈，写出了《金色笔记》。《自由女性》人物关系也与五本笔记构成对位关系，如安娜／摩莉对应的是爱拉／朱莉亚，安娜／迈克尔对应着爱拉／保罗等等。摩莉和爱拉可以被看作安娜分裂出来的不同的自我，不断与安娜对话。不仅在笔记中安娜有不同的自我，甚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摩莉、朱莉亚和爱拉是安娜自我的不同投射。这一点可以从安娜的情人索尔为她写下了《自由女性》的开头，即“安娜与朋友摩莉别后重逢”，并在后面说，“这儿有两个你……”（莱辛，2000：676）得到证明。这几位自由女性的生活几乎相同，摩莉和朱莉亚象征安娜独立、外向、坚强的一面，爱拉象征安娜内向、脆弱的一面。当安娜得了写作障碍症痛苦得想要放弃时，摩莉作为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告诫安娜：“如果你白白浪费自己工作的才能，我将永远不会宽恕你”（莱辛，2000：6）安娜在情感挫折后将内心中最痛苦的自我分离出来成为爱拉，爱拉向安娜倾诉着她的痛苦，安娜通过对爱拉痛苦的书写来治愈内心的创伤。《金色笔记》中安娜的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声音，众多声音互相牵制、影响，最终形成了矛盾综合体主人公“安娜”。

黑、红、黄、蓝四本笔记象征了安娜迷乱、失重的灵魂。安娜在经历种种社会剧变后内心遭受重大打击和创伤。最后她用《金色笔记》来联结四本笔记，使自我免于崩溃，完成主体的重建。她曾经梦到一个指挥官，当他在在执行枪决任务时，突然给被枪决者松绑，并让这位被执行者把自己捆了起来。指挥官与罪犯突然更换角色，显得人生是多么荒谬，人原先信仰的东西会在一瞬间崩塌，“善与恶”、“对与错”、“忠诚与背叛”，没有绝对的标准，颠倒是非正在到处上演。那么人奋斗的意义在哪里？还是在梦中，安娜听到一个声音说：“亲爱的安娜，我们并非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失败者……你和我将穷极一生地努力着，用尽我们全部的力量、全部的才智将那块圆石往山上推进哪怕一英尺。”安娜恍然大悟。人生是荒谬和非理性的，却依然是值得努力追求的，因为在这西西弗斯般坚持不懈的努力中，人磨砺了自己的意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那些推圆石上山的人都是悲剧式的英雄，他们不应该被看作失败者。因为他们正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努力活出意义。在小说结尾，安娜与索尔分手，走出了情感的迷雾，又有了一段新的风流韵事。摩莉在经历了迷茫与困境后，再次选择了婚姻。摩莉是安娜的另一个自我，代表安娜向世俗的妥协，也是她的新生，她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比起《野草在歌唱》中的主人公玛丽，安娜无疑是有重大飞跃的。玛丽将救赎的希望一直寄托在外物上，她期待改变生活环境，从农村去城市；她期待有一个男人以救世主的姿态救她于水火，甚至她期待生一个孩子，找到生活的动力，好像她人生中所有的不如意都可以通过孩子来解决。安娜从非洲到欧洲，从殖民地农村到宗主国城市，历经磨难，但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进城市是出路吗？还是一份好的工作，一套公寓？不管在哪，出路没有现成的，出路都在心中。只有寻找自我的力量才能走出创伤。从开天辟地、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混乱是世界的常态，宇宙从来都不是为了眷顾人类而存在的，所以从数万年前的祖先开始，人类社会就多灾多难，危险与痛苦无处不在，远古时代的猛兽、饥饿、疾病和洪灾，直至当今时代的世界大战、大屠杀和生态灾难……女性是性别上的弱者，她们在面对所有这些的同时，还要面对男权社会的压迫。在物质不丰富的时代，或者某个危急时刻，女性往往是最先被牺牲掉的。创伤一代代的传递在女性的基因里早已深埋下恐惧的种子。女性的出路是什么？源于内心对自我意识的掌控感，它是从内心创造现实的能力，女性必须得掌控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这是女性真正可以掌控的，不是他人，不是环境，而是自己的内心。女性自我价值感，最终都取决于自身的头脑如何过滤和解读日常体验，即使生命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只要保持一份永不言败的精神，依然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