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丽丝·莱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中，莱辛就开始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自文艺复兴以来，农村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被看作“诗意的栖息地”，18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流行夏天去乡村疗养，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安娜·卡列尼娜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却在官僚机器中走向毁灭。另一位贵族少女基蒂看透了上流社会的伪善，回到列文的农庄，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在辛勤的劳动中洗涤自己的灵魂，获得了新生。在经典作家的笔下，农村或者农庄似乎担负着某种救赎功能。然而，在多丽丝·莱辛的笔下，农村不再是田园诗的过去，女性被囚禁在房子里，冬天阴冷，夏天炎热。孤零零的小屋，里面又小又低，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主人公无法体会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在《瓦尔登湖》（Walden）中那种一切从简的快乐。对莱辛而言，“自由女性”不可能在农村出现。“自由女性”可否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出现呢？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自由女性”一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那么当女性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她是否就能自由？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中进行了不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