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整个南非白人移民族群的。大英帝国的全球移民是随着帝国在海外的扩张而同时进行的。英帝国将大量帝国不要的小偷、流浪汉、城市贫民流放到殖民地，最早是美国，美国独立后是澳大利亚，其后也包括南非等其他殖民地。当时，很多帝国的下层白人由于在国内找不到任何机会，也会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到殖民地去寻找冒险和发财的机会。殖民地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当地的土著较少，所以基本上建立的是整个白人社区，它们被称为定居者殖民地。但是南非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大部分是黑人，并且整个非洲也全是黑人。白人在那边属于少数派，他们生活在被黑人包围的恐惧中，感到压力，想要保持自己血统的纯净，对种族通婚这样的事完全无法接受。但是事实上很多贫困的白人，其生活的境遇与当地的土著黑人没有什么差别。由于贫穷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白人到了非洲以后便无力再返回母国。他们迫不得已在这一片黑色的大陆上长期定居下来。白人移民们感受到的是被祖国所抛弃的痛苦和创伤。移民们感到自己作为大英帝国多余的人，像垃圾一样被抛弃到世界的尽头自生自灭。移民与流放一样都是一种创伤性的体验。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写道：“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地方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萨义德，2007：67－68）一方面，大量文化、外貌、语言和社会习俗都与非洲人极为不同的白人迁入者被当地黑人视为“入侵者”，而且白人“入侵者”还鄙视黑人的文化，他们占领了黑人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场，让黑人为他们打工，对他们随意打骂，使得当地黑人感到极大的恐慌和愤慨。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像摩西那样抗争。另一方面，南非的白人也对这块“野蛮人的土地”感到陌生。他们要么如巧取豪夺的理查那样将南非看作是冒险家的乐园，对这块土地拼命索取。要么如女主人公那样漠不关心麻木地在这块土地上存在着。大部分殖民者不顾当地的生态环境，乱砍滥伐，肆意扩张和掠夺土地资源，违背自然规律在土地上大量种植利润高但危害社会的“邪恶的农作物”——烟草，如作者笔下的莱斯特农场一样，“莱斯特先生的农场上简直没有什么树，这足以证明他耕作无方；农场上犁出了一条条大沟，许多亩乌黑肥沃的好地都因为滥用而变得贫瘠。然而他毕竟赚到了钱，这才是最重要的。”（莱辛，2008：110）“他们一年一年地榨取这些土地，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施肥……即便是像他那样的肥沃农场，也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莱辛，2008：148）等到土地在过度开发下荒芜了，殖民者们就将土地抛弃，寻找下一个目标。

白人殖民者们如此对待非洲，正是因为他们从未把这里看作是家乡，他们精神上的家乡依然在千里之外。种族隔离制度诚然对黑人造成了深深的创伤，那么对白人呢？黑人与白人共同生活在非洲。如果一方的生活很痛苦，另一方的生活就会很快乐吗？这一点在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籍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小说《耻》中有着丝丝入扣的剖析，在这部1999年完成并出版的小说中，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为性丑闻而失去教职。他去女儿露西偏远的农场里躲避，黑人雇工也在露西的农场打工，不久，农场遭黑人抢劫，卢里差点被烧死，女儿被黑人强奸……但女儿既没报警也没堕胎，而是在发现自己怀孕后选择成为黑人雇工的小老婆之一。教授质问女儿做人的尊严在哪里，人不能像狗一样生存，女儿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赎罪，替白人在这土地上的罪行赎罪。库切因这部小说史无前例地第二次获得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耻》深刻描绘了种族隔离制度对待白人与黑人共同的创伤。

《耻》与《野草在歌唱》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南非白人的流亡心态，和他们自诩为民主平等的代表时面对自己在黑非洲的罪行的尴尬处境。高级知识分子萨义德认为流亡是创造力的源泉。“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的一种觉知……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Said，1984：55）在他推崇的印裔英籍作家维·苏·奈保尔（Naipaul，1932—）长篇小说《河湾》中，现代独立自由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游走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在双重文化身份中获得了高屋建瓴的国际化视野。

然而，流亡对普通人而言却是一种痛苦的体验。故国的文化连根拔起，迁入地又无法融入，英国白人移民只能在精神上流亡，尤其对贫苦的白人移民来说，这种流亡不啻是一种心灵的煎熬，背井离乡，亲人已经远去，此生都可能攒不起一张回国的船票，此在又充满了痛苦，未来也看不到希望，有的是无尽的流浪。他们在这片“野蛮人的土地”上，找不到归属感，他们如同流浪在黑暗的丛林中一样，无所皈依。流亡从古至今都是特别恐怖的惩罚，不止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充满悲苦。

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在《沉默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1996）中将创伤定义为“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Caruth，1996：11）。移居体验是创伤性的，移民造成文化冲突和身份的撕裂。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世界中的文化》（Culture in a Liquid Modern World）一书中这样写道，“正如杰夫·登齐所说，少数族裔的成员‘悬浮在完全融合的前景和对放逐的永恒威胁的恐惧之间的半空中，永远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这种信念是否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否最好放弃官方意识形态而加入那些被拒绝的人群。’”（Bauman，2011：34－35）移居体验对白人的创伤在白人女性身上得到了最典型的展现，因为女性生活在种族主义和父权文化的双重夹击下，是属于较弱的群体，如《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父亲、丈夫都把妻子作为宣泄愤怒的工具，玛丽的黑人情人在对种族主义的愤怒中杀死了玛丽，玛丽似乎也在等待着这一结局。玛丽就是野草，生活在被爱忽略的角落，她“受过民主平等”的现代教育，渴望着爱与温暖，因此她敢于突破种族隔离制度，爱上黑奴摩西，但同时她又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无法成为真正的“自由女性”。她精神上始终被动地接受环境和命运的摆布，她从未真正理解过自由的本质含义，这也是造成玛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研究者夏琼所说：“玛丽是白人殖民主义种族歧视政策最大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她在殖民地成长的过程也使她的人性逐渐被扭曲而最终走向毁灭。”（夏琼，2001：132）

莱辛一向注重女性的创伤书写，描摹女性对生活的每一丝心理变化心理体验，并通过女主角内心体验，表达她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严肃思考。《野草在歌唱》中，莱辛将笔触伸向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非洲农村，试图在源头上探寻女性的出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农村不再是田园诗的过去，也不再是女性的出路，“自由女性”可否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出现呢？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自由女性”一定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这个屋子绝对不是玛丽在非洲草原的闷热简陋的铁皮屋，它应该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欧洲。文学史上有许多“自由女性”的神话，当年法国巴黎最前沿的文艺圈中，美国现代派文艺教母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及其崇拜者打造“斯坦因神话”，身边聚集了毕加索、马蒂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一代名流。在沃里克大学的象牙之塔中，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的三本相当畅销的书：《女宦》，《性与命运》以及《完整的女人》探讨现代女性的困境和出路。这两位城市女性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女性解放的代表。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城市女性似乎比农村女性更加自由。莱辛的《野草在歌唱》描摹了非洲大陆上农村白人女性移民的创伤，分析了玛丽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是一部有关女性创伤书写的力作，这种创伤是否能在西欧的大都市里得到抚慰，是莱辛在接下来的写作中要探索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