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失去了从家庭、朋友处求助的可能，她又该转向何方？男权主义压迫下的成长背景又使她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我独立和前行的力量，她的最终转向依然还是男人——家里的黑人雇工摩西。玛丽与摩西之间关系特殊，玛丽种族关系上是强者，男女力量对比是弱者。这两种关系常常交叉，互相撕扯。在他们感情的一开始，玛丽的丈夫迪克身染重病，精神也日益颓唐，正在被生活打击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玛丽被迫接管了她不熟悉也没有能力管理的农场，现状迫使玛丽必须与农场上的黑人雇工打交道。以前的城市女性玛丽彻底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生活穷困潦倒。丈夫迪克之前虽然冷漠，但毕竟是家庭的支撑点，而现在玛丽生命中的支撑点即将倾倒，黑人雇工摩西一丝的善意竟让玛丽如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那样。类似的叙事在美国畅销小说《飘》中也有典型的体现。好强、任性的庄园主小姐斯嘉丽在丈夫战死后，为了保住庄园，嫁给声名狼藉的投机商白瑞德，最后发现自己竟爱上了白瑞德。澳大利亚电影《澳大利亚》被看作澳洲版的《飘》，由妮可·基德曼扮演的英国贵族小姐萨拉·阿什莉在丈夫意外身亡后，为了保全远东牧场，挫败恶人的阴谋，与休·杰克曼扮演的粗野的农场工人，一边躲避日军的狂轰滥炸，一边赶着上千头牛横穿澳大利亚大陆，在长途跋涉中，之前被女主角鄙视的农场工人展示了非凡的能力与智慧，赢得了女主角的爱情。然而，与《澳大利亚》、《飘》中浪漫的经典爱情不同，《野草在歌唱》中摩西与主人公玛丽的感情被认为顶多是一种暧昧，在种族主义者看来更是不伦和禁忌。因为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澳大利亚》、《飘》中的男主人公都是在阶层地位上配不上女主人公，这些爱情故事没有种族问题，只有阶层问题，而阶层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和提升的，一身得体的西服、豪车、别墅便可以掩盖往日贫穷生活的粗陋痕迹。但种族问题完全不同，种族问题黑白分明，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无法掩盖得住的。

黑人摩西会是主人公玛丽的心灵拯救者吗？《圣经》里的摩西是一个神圣的先知，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他因为犹太人的血统受到了埃及国王的歧视和奴役，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来到了“流着奶与蜜”的上帝应许之地。《野草在歌唱》中的摩西体格健壮，性情沉稳，诚实善良，勇敢坚强。摩西尽管是主人公玛丽的仆人，身份卑微，但在与玛丽的心灵交流中，摩西一直处于付出者的位置，宽厚的摩西同情女主人的遭遇，他原谅了玛丽之前的鞭打，安慰玛丽，为她在生活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很可惜，他始终是个黑人，玛丽接受摩西是为了权宜之计的依靠，她从未想过要与摩西真正走到一起。在玛丽与摩西关系的微妙变化中，玛丽稀里糊涂地对摩西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是在丈夫迪克身上所没有的，玛丽不清楚这种感情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冥冥之中她同时又觉得恐惧，恐惧中还夹杂着对摩西身为黑人的憎恨。如果摩西不是黑人，也许故事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摩西又怎么可能不是黑人呢？玛丽一直期待一个心灵拯救者，黑人摩西的出现短暂地给了她安慰，但却犹如饮鸩止渴，加速了玛丽灭亡的速度。

玛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出生在贫困的南非乡下，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成天吵闹的父母给她的童年投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她也从父母那儿接受了最初的仇视“黑种穷鬼”的教育。因为生活在黑白混杂的南非乡下，越是贫穷的白人便越面临着身份的焦虑。他们必须要通过对黑人的极端仇恨来建构自己的身份。玛丽后来来到城市，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和种族平等的教育。因此玛丽初次听到迪克称呼黑人为“畜生”时，她觉得迪克非常没有教养。然而。一到关键时候，玛丽童年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对黑人的敌意和戒心，马上浮上心头。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著作中研究过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不能由自我产生的，它是社会各个方面的思想和权力规训的结果。一到危机时刻，玛丽就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纱，她变得跟迪克一样，这种种族歧视的观念已经牢牢地扎根在白人思想的深处。玛丽在迪克生病后手持皮鞭监视黑人干活，扬起鞭子对准不驯服的黑人脸上抽下去。虽然玛丽心中对这样的暴力感到恐惧，但一方面又感到十分踏实，体会到了征服者的得意和压力的宣泄。这种伪善的种族平等，在接受号称最先进的英国文明教育的青年托尼身上也是同样的。他们一方面叫着民主平等自由的口号，但是另一方面只要在现实中一旦看到黑人威胁他们身为白人的优越感，就马上祭起种族主义的大旗。玛丽和摩西的关系最后被托尼发现，托尼的指责唤起了玛丽身为白人的耻辱感，玛丽无法承受这种社会压力与羞耻，抛弃了摩西，也抛弃了拯救的希望。

评论界普遍认为《野草在歌唱》中的野草指的是黑人摩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摩西为代表的南非黑人就像荒原中的野草一样，有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被主人鞭打时，“摩西举起粗壮的大手擦去脸颊流淌的鲜血，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阴沉和憎恨的神情，而使她难堪的是那种带有讥嘲的轻蔑的神色。”摩西的自尊使玛丽丢掉了盛气凌人的武器，使他在两者的关系中处于精神上的强势地位。这种后殖民主义角度的理解未尝不可，但从更深一个层次来说，野草又何尝不是玛丽？《彼得前书》第1章24至25节中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花开花谢、日落月缺、好景不长、世事多变，在无尽的时空中，人的生命犹如草芥，爱恨情仇，到头来，只不过是春梦了无痕而已。莱辛用同情的笔调描写着玛丽，玛丽不是大英帝国的公主，也不是大英帝国的玫瑰，她只是在大英帝国偏远的南非殖民地贫苦的白人家庭中出生的野草。从小生活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的玛丽很难得到父母的关爱，长大后又如浮萍般在这个社会上挣扎漂浮，其情感的需要不被父母所重视，更不被社会所重视。玛丽渴望尊重、爱、希望，但是这一切都是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所不可能给予她的。她一次次的努力想要寻找更好的生活，就像野草一次次的重生，其结果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她逃离童年的家，寻找独立自由的生活。她好不容易在大城市有了一份工作，过上了城市女性的生活，似乎命运已经为她打开了一扇窗。但是此时她却迫于社会的压力，过早地成家结婚。她在丈夫的劝说下以为牧场生活是田园诗意般美好，充满了怀旧的气氛。但事实上牧场却是艰苦、贫穷、劳作、辛苦的代名词。玛丽在精神和肉体痛苦的生活中寻到了一丝丝慰藉，但这一丝慰藉也被正统的价值观所扼杀。玛丽的生命就像野草。从出生到死亡，不会引起主流社会一丝的兴趣与关注。它如同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在经过灵魂的挣扎以后，被埋葬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土坡里。一切都归于尘土，一切都归于时间的永恒。

在玛丽生命的最后一个黎明，她似乎从天空用一种全景透视的方式看透了自己，大自然美妙变幻，草原上无数的生命在搏动，地球上那个女人的生命行将结束。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永别了，那个像牢笼般的铁皮屋顶的房子。“四方形的小屋孤零零地建在荒僻的大草原上，附近没有人家，从外面看上去，房子是紧闭的、漆黑的、窒息的，到处透着一种阴冷的气息……里面又小又低，散发着霉臭味，家徒四壁。”（莱辛，2008：211）铁皮屋顶的房子不仅禁锢了她的肉体，还禁锢了她的灵魂。玛丽曾满怀希望地走进这个屋子，夏天，铁皮屋顶的屋子在烈日的炙烤下热得要让人发疯。房子没有天花板。玛丽非常希望铁皮屋顶下有一个天花板，但是由于生活拮据，丈夫认为天花板完全没有必要。玛丽一次次提出再一次次失望，直到对她的丈夫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直到她的生命之火在这里渐渐熄灭。她就在这样一种心灰意冷的状态中慢慢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