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开启了了莱辛后来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女性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生存，种族、文化、历史种种因素使女性深陷其中，女性被迫依附男性而无法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玛丽生活在20世纪的新时代，也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也曾经走进城市获得一份独立自主的工作，但她没能像现代女性那样抵抗住男权社会的压力，而是迫于世俗的压力嫁人。在可选择的对象中，只有她并不爱的迪克，于是玛丽再次进入她童年时的噩梦——痛苦的婚姻，婚后玛丽对家庭的大事完全没有发言权，她只有跟随迪克去乡下的牧场。她不是没有反抗，她跟丈夫闹翻后曾只身去城市求职，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能容忍一个已婚的女人在家庭之外立足，她只能再一次回到迪克的农场，继续过着无望麻木的生活。玛丽的悲剧就在于她有美好的幻想却没有行动能力，她有反抗，却始终反抗得不彻底。她在精神上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随着环境和命运四处飘荡。她想要自由，她从未真正理解过自由的本质含义，也从未拥有过真正的自由。她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竟然是打算生一个孩子来转移注意力，但丈夫迪克认为这浪费钱财而无情地拒绝了玛丽。玛丽又一次陷入了空虚和绝望，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黑人雇工摩西的一点点善意之举就使绝望中的她紧紧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说到底玛丽的依附型人格使她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寻找自由和幸福，她还是要依附男人，不是这一个，也会是那一个。但如同她失败的婚姻那样，玛丽也无法对她的婚外情负责，当英国来的青年托尼觉察到这一禁忌之恋时，出于自保，玛丽无情地赶走了摩西，事后又号啕大哭。因此，很多后殖民主义地评论家认为，玛丽虽然受男权思想的压迫，也是种族隔离社会的牺牲品，但她愚昧而教条式地欺压黑人，充当种族主义的传声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最后的惨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惋惜。

然而，这样一个神经质、内心分裂、忽左忽右的玛丽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等著作中研究过人的主体性。福柯在以考古学提供的认识论基础上，及谱系学提供的解构主体的方法论基础上，解构人的主体性，认为人的观念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一种历史性建构。现代人看似自由，实则被话语、权力、知识所奴役，丧失了主体性。女权主义认为女人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社会造就的。读者痛恨玛丽那优柔寡断的性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殊不知一个从未尊重过女儿的家庭，一个从未尊重过妻子的丈夫，一个从未尊重过女性的社会怎能培养出独立、自信、果断的女界楷模呢？

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奥斯卡获奖影片《时时刻刻》的原型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创作过《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在这篇女权主义的论文中，她写道：“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惊人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在村外的某个孤独的茅舍里了结一生。她们半是女巫，半是术士，为人们所惧怕又为人们所嘲笑。”（伍尔芙，1999：126）

莎士比亚的妹妹不愿意早早嫁人，她果断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在一个夏夜攀着绳子下了楼，走路去了伦敦。比哥哥更强的天赋的力量驱使她逃离父母的掌心，但同时她也失去了父母的保护。尽管她也对戏剧有特殊的爱好，男人们当面嘲笑她，无人愿给她一试的机会。莎士比亚的妹妹衣食无着，沦落街头。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对她动了怜悯心，因为后者非常年轻，长着像诗人莎士比亚的清秀脸庞，他同情的最终结果是莎士比亚的妹妹发现自己怀上了那位绅士的孩子，“诗人的心”被“女人的躯体”所禁囚时，其中的炽烈和狂暴不可估量。因而，妹妹在一个冬夜自杀了，埋在某个道路交叉路口，离她夏天满怀希望地出发不到半年。莎士比亚的妹妹不像玛丽那样优柔寡断，她有勇气与梦想，莎士比亚的妹妹之死如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开始描写的当众处决囚犯，其作用在于震慑住所有特立独行的女性，为其他的女性带来创伤。这种创伤一代代累积，最后形成了一个牢笼，将女性困于其中，不敢越雷池一步。数百年后的玛丽已经经过了父权和夫权的规训，她的社会身份使她强迫自己服从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训，她也深深地知道一旦不这样会带来什么样的惩罚。但她内心的自我依然活着，想要独立、自由、爱的心不死，因此她内心的自我与社会的自我不断撕扯，她徘徊在矛盾的两者之间，忽左忽右，始终无法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无法构建起自己的身份，最终导致自己走向毁灭。

父权和夫权的规训造成了这个神经质、内心分裂、忽左忽右的玛丽，她也最终死于男性的暴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玛丽的名字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是为男权社会崇拜的童贞女，如天使般高贵、温柔、娴静、忠贞，万人膜拜。圣母玛利亚同样生存艰苦，她将孩子出生在马厩里，东躲西藏，最后她人生的寄托儿子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没有哪个文献记载玛利亚对人生的抱怨和痛苦，她就是这样任劳任怨地默默承受一切苦难。这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贯处理方法：神圣化和妖魔化。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但她唯独不是她自己。

玛丽这个名字在英语中隐含着反应迟钝、生活艰苦、落寞孤独之意。《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有着与圣母玛利亚一样的名字，却没有她那样的任劳任怨，也没有像圣母玛利亚那样拥有一个孩子作为自己人生的希望。在小说的第八章，当玛丽向丈夫提出要生一个孩子来慰藉那空虚无望的生活时，丈夫迪克无情地拒绝了妻子的要求，在他工具理性的思维中孩子是浪费钱财的东西。玛丽作为普通女性生养抚育子女的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了，这也是她温暖与希望的最可能的来源，没有了孩子的玛丽是无论如何也成为不了圣母玛利亚的。

玛丽可否从其他的途径寻求族群的支持？首先她的原生家庭是充满了创伤的，不可能给她半点的支撑，父亲用拳头宣泄着对生活的愤怒，母亲用冷漠来包裹自己。玛丽长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逃避家庭，去城里找份工作，过独立又自在的单身生活。因此，婚后的玛丽更不可能转向父母，寻求慰藉。其次，玛丽有其他的邻居和朋友可以寻求帮助吗？玛丽和迪克夫妇是被当地白人看不起的“穷苦白人”，生活的贫穷使他们承担不起英式的社交活动，辛苦的劳作又使他们形容枯槁，心情也常常不好，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容貌上，他们都不是当地白人聚会上衣着光鲜的贵客。事实上，当地白人非但不邀请玛丽和迪克进入他们的生活，私下里还非常讨厌他们的“郁郁寡欢”。或者说，南非的白人移民们都是在故国呆不下去的人，他们怀着各自的问题移民他们看不起的非洲，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困顿或急于发横财改善处境，当地白人移民们自顾不暇，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周济困苦的玛丽。

更有甚者，当地白人中还有人落井下石，巧取豪夺。最典型的是理查，理查曾是伦敦杂货铺的伙计。他在二十年前到非洲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并且非洲远离故国，理查完全不用顾及自己的声誉和大英帝国的英伦绅士作风。他用“丛林法则”来经营着农场。“丛林法则”是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称号，自然界中的资源有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能获得最多，弱者便惨遭淘汰。“丛林法则”在社会学上的运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资源有限，大到国家政权，小到企业、农场、人与人之间，都存在赤裸裸的竞争，都要遵循丛林法则，谁能生存，谁被淘汰，那就要看各自的实力对比，胜者没必要对输者有太多的同情。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常被人认为是反动的主义。理查就是这样一个粗鲁蛮横、心肠狠辣之人。玛丽的丈夫迪克与无数贫穷的南非白人移民一样，怀揣着美好的愿望，渴望在南非成家立业。老实本分的迪克以为用一心一意地的埋头苦干就能一点点积累财富，实现他的“南非梦”，这个梦想最终被精明狠辣的资本大鳄理查所毁灭了。掠夺者查理强行买下他称之为“同种族兄弟”迪克的农场，露出了资本大鳄赤裸裸的真面目，当查理看见迪克痛苦地抓起一把农场的泥土，不忍放弃时，查理对这位“白人兄弟”心中没有任何愧疚，反而怀疑自己对迪克过于仁慈，违背了自己做生意的理性原则。然而，虚伪的查理在表面上依然表现出“照顾白人兄弟”的样子，对于掠夺迪克的农场，查理在其他人面前动情地说，“为了使白人兄弟不致败落到过于悲惨的境地，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白人没有区别了。”查理甚至认为这种掠夺是为了维护白人尊严的正义之举。迪克农场的失败使他日益消沉，对玛丽愈加冷漠，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