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日出》中的对立首先体现在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上。柏拉图（Plato）式的传统二元论，把精神与肉体看作是对抗性的、排他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包容性的，精神一方凌驾于肉体一方之上。或者说，二元论中，更高的价值或地位属于“理性”“精神”和“男性”群体，而不是“感性”“身体”和“女性”群体。最典型的例子是柏拉图定义的“精神恋爱”，这种爱认为情欲是肮脏和感性的，与真正的爱情相对立，爱情和情欲不可能共存，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可能会有肉体上的欲望。后来的学界推测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实际上是同性之爱，古希腊同性恋之间灵交、神交盛行，而女性此时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男人很难从女人中找到精神上对等的伴侣，这就是柏拉图把男性之间的爱情看作是“真正的爱情”“超凡脱俗的爱”“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爱”，而只把男女之间的感情看作情欲的原因。传统观念认为肉体总是不如心灵、精神那么高贵，因此“感性”要服从“理性”，“女性”要臣服于“男性”，而“自然”则服从“人类”。

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人对于自然界的支配和压迫源于精神对肉体的压迫。精神对肉体的征服在短篇小说《草原日出》中有着典型的表现，它首先表现在处于青春期少年对肉体的征服。为了证明自己的精神能控制身体的任何一部分，甚至包括大脑，少年曾连续三个晚上不睡觉，白天仍然坚持工作，他甚至拒绝承认自己会累，他认为睡眠是意志薄弱想要睡觉而已。而少年在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身体以后，就想要控制整个世界，他骄傲地以征服者的姿态奔跑在黎明的南非草原上狩猎。打猎这一从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习俗，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在很多考古发现中都有狩猎岩画，描绘着猎人和受伤的动物形象，记录部落的重要历史和光荣。在许多现代的国家和地区，如苏格兰，少年成长为男人的标志依然以能否独立猎到野兽为准。打猎也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它通过对他者肉体消灭的方式彻底确立了动物对人类身体的无条件臣服，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压迫。

《草原日出》中少年将对自我肉体的控制扩大到了对别的动物肉体的控制。这样的描写不难使人联想到“硬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这种“硬汉”式勇敢与坚强往往在对自然的征服甚至杀戮中得到体现。《老人与海》以老人捕猎大鱼为题材，《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作家哈里去非洲的目的是狩猎，在他受伤感染临死前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乘着飞机，向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山顶飞去，这说到底还是对自然的征服。少年就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孤胆英雄”。少年以自己是世界的主宰自居，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会由最初的控制自己的肉体逐渐发展到要控制环境，控制他人。已经15岁的少年一开始便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这是成功驾驭自己肉体、驾驭草原后的狂喜。直到他无意中撞见清晨草原上蚂蚁如潮水般成群结队蚕食受伤小鹿，小鹿痛苦的挣扎使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此时，肉体挣脱了精神的控制，肉体不再是精神的奴隶，而是强烈地冲击着精神。纵使少年有钢铁般的意志，少年也不由自主地感到恶心、恐惧、战栗，他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而作家莱辛选择年轻漂亮的雄鹿作为死亡的主体，而不是老弱病残，也有着极强的隐喻。老弱病残的死亡可以说是自然界的规律，年轻漂亮的雄鹿死亡应该是人为干预下的非自然结果。年轻的雄鹿正如同青春期少年，不久前他还像国王那样骄傲地漫步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似乎一切尽在掌握，后腿的小伤口却使他在瞬间丧生蚁腹。这象征着男权中心主义看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其隐喻是男权中心主义中精神与肉体、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一方面使女性和自然沦为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遭受压迫、统治，并被边缘化，处于“他者”和“失语”的地位；另一方面女性和自然的消灭最终也将导致男性与人类自身的毁灭。其典型的例证是，在现代社会，科技在使人类不断进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异化。由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被传统二元论所割裂，人和自然的平衡被打破，人类文明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核战争的威胁、基因突变、水污染、温室效应等世界末日的阴影笼罩在人类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