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ecological feminism）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加重，生态女性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学者的注意。生态女性主义，是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来看待生态问题，指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父权压迫女性同出一辙，都是在根植于以家长制为逻辑的认识之上，对世界进行简单粗暴、一分为二的统治，从而对此进行深入的批判。

无独有偶，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生态运动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三篇文献的作者均是女性。首先是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卡森在书中揭露了人类滥用杀虫剂而导致生态灾难，尤其是详细阐述了杀虫剂DDT对野生虫类的危害，间接造成鸟类的灭绝。卡森将生态保护提高到了哲理层面，她认为，经济发展并非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才是持续发展的必需前提和最高标准。究其根本，卡森宣扬的是一种整体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与超验主义者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在《瓦尔登湖》（Walden）中表达的生态观一脉相承，是一种尊敬自然、热爱万物的思想。她说：“我们还在使用‘征服’这个词。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而不可思议的宇宙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他的反自然的战争必然也是针对自己的战争。”卡森十分坚定地认为，只有以“生态圈”的和谐共荣为最高目标，才能真正挽救这个星球上的万物和作为万物之一的人类。当时，卡森《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不仅是学术事件，更是社会事件，甚至对作家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卡森作品的一次次再版和发行引起了杀虫剂制造商的恐慌，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对卡森展开了猛烈甚至恶毒的攻击。但卡森《寂静的春天》所引起的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却势如破竹，不可抵挡。曾任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戈尔曾公开表示，正是受了卡森的启迪，他才投身生态保护事业。他在《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蓄积成为空前强大的力量。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森去世后，一切都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沉寂。她唤醒的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始。”（卡森，2015：7）

其次是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在1972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上提交的报告：《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沃德用经济学家的敏锐和女性的热忱，传播了一个似乎正在被疯狂追求经济利益的人们遗忘了的事实：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成了这次大会的理论准备和精神纲领。如果说沃德的报告更多的是强调经济方面，最后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于1987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更多的是从政治文化方面入手，她号召人们改变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从人类共同体这一宏大的历史高度来看待环境保护。举世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正是布伦特兰夫人率先提出的。

女权运动不断和生态运动相结合是与女性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分不开的，女性担负着生儿育女、培育下一代的重任，环境的污染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健康。女性生理上比男性要弱，环境污染对女性损害更大。女性心理上的同情心、同理心也使她们对其他物种的痛苦感同身受，她们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希望解决生态危机，重建环境中各因素的平衡。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热点话题：实验动物待遇、核技术、科技观、战争、女性权益。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将对男权压迫的反抗延伸到对一切压迫的反抗，批判人类以主人的姿态凌驾在自然之上，对自然进行简单粗暴的过度索取和征服。如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必然导致反抗那样，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必然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女性对生态运动的热忱不仅体现在著书立说上，更体现在行动中。2005年，肯尼亚环境部副部长马塔伊教授，一位从非洲走出来女性，登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她的获奖缘由是她为了改造肯尼亚的环境，组织肯尼亚妇女种下了5 000万棵树。她坚持不懈的行动征服了评委，成了第一个因环境保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在瑞典，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因在森林中使用除草剂而受污染的浆果做成的果酱送给议员，以抗议农药的使用；在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参加“抱树运动”，她们将树团团围住，以保护将被乱砍滥伐用作燃料的树木；在肯尼亚，她们在马塔伊教授的带领下积极植树，投身于肯尼亚的“绿色运动”，以使沙漠变成绿洲，建设美丽新家园；英国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走上街头，抗议核导弹对地球上生命的威胁；德国的绿党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帮助下成立，以追求国家及地球的绿色未来为目标；1987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25周年之际，生态女性主义者召开盛大的纪念活动，号召更多的人关注生态系统，以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甚至超出了女性的界限，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了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澳大利亚的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就加入塔斯马尼亚的绿党，反对州长的伐木和采煤计划，并不惜因此受到整个塔州官僚集团的批判。

目前，生态研究是较为热门的话题，以生态女性主义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共有1 300多条记录，中国知网博硕士论文库共有550多篇论文。一系列国家社科项目都与生态保护有关，如华中师范大学毛华兵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意蕴及实践价值研究”，中央财经大学李国平的“基于碳排放视角的中国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统计研究”，东南大学杨煜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与动态推进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张欢的“城市群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研究”。郑州大学周毅刚的“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城市健身圈建设研究”是从体育学的角度研究生态、杭州师范大学汤剑波的“生态福利的伦理研究”是从哲学的角度切入。在外国文学学科领域研究生态成果卓越的是苏州大学的朱新福教授，他的课题“美国自然诗歌中的生态环境主题与国家发展思想研究”获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朱新福教授的博士论文即为《美国生态文学研究》，他发表的《后殖民生态批评述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托尼·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语境》《加里·斯奈德的生态视域和自然思想》《美国文学上荒野描写的生态意义述略》《在寂静的春天里创作的普拉斯》等二十多篇论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语文》《外国文学评论》等权威杂志。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多元生态文化，表层的口号是保护生态环境，将高高在上的人类看作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条，其深层的含义是反对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在权力关系中将一方看作是主宰的、主要的，另一方看作是被统治的、次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万物之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正是一种充满爱和关怀的伦理价值，天地之间包括人在内，万物相互依赖，反对充满等级感的各种形式的歧视。

闻名英国战后文坛的多丽丝·莱辛，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被誉为继女权主义小说家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在多丽丝·莱辛的一系列代表作品如《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暴力的孩子》《堕入地狱简况》《黑暗前的夏天》《最甜的梦》《爱情，又来了》中，评论界最关注的是《金色笔记》，但莱辛却拒绝将《金色笔记》单一解读为“女权主义的圣经”，她同时也拒绝人们给予她“女权主义者”的称号，也不愿接受“灵魂工程师”的头衔。在她看来，呼唤社会的道德和良知，站在一个更高的对生命进行整体理解和关怀的哲学基点上来看待这个世界本是作家的天职，并没有任何值得特别骄傲之处。长期以来，对多丽丝·莱辛的研究多从女权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意识形态的角度，即使有研究者从生态主义角度切入，也是以分析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居多，而《野草在歌唱》作为长篇小说，涵盖内容之广、话题之多，混杂了种族、女权问题，读者往往会被情节的张力所俘获，忘记探索深层次的意义，事实上其生态主义远不如短篇小说《草原日出》典型。就表现力而言，短篇小说并不亚于长篇小说。20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就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情有独钟。他的小说描写精准，对白简短，概括有力，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八分之一冰山理论”。“冰山理论”是海明威1932年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中提出的。海明威以“冰山”为喻，认为作家写小说只应描绘“冰山”露出水面上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是文章的隐含意义，作者应该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想象和思考。至今为止，没有文学研究表明多丽丝·莱辛是否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但短篇小说《草原日出》无疑是极具代表性与震撼力的佳作，很好地实践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多丽丝·莱辛对《草原日出》也丝毫不掩饰其偏爱，正如她在1964年所说：“我最喜欢的不一定就是常被翻译的那几篇——而例如《草原日出》，还有《七月寒冬》，比起那些直接讨论社会问题的篇章来说其实内涵更为丰富。”（莱辛，1964：1）

初读起来，小说《草原日出》描写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是南非草原，主人公是15岁的白人少年，青春期的他用拒绝睡觉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在黎明日出前出门狩猎，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充满了成长的快乐，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可以控制肉体，进而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大自然。正当少年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上自豪地奔跑时，意外发生了，一头受伤的小鹿闯入他的视线，小鹿的腿骨受伤流血，但伤势不重，正常情况应该有能力痊愈。但下一秒，巨型群蚁嗅着血腥而来，少年眼睁睁地看着美丽的小鹿被巨型群蚁活活啃食。少年被这残酷血腥的场面所震惊，巨型群蚁眼中贪婪的光使他十分恶心。他很想帮助小鹿，但他又马上想到生命和自然法则的短暂无情，在食物链中，小鹿吃草，蚂蚁吃鹿，没有高下之分，丑陋的巨型群蚁与英俊的小鹿同样享有生存的权利。

少年强迫自己不干涉自然的进程。然而最后让他内疚的是，他突然顿悟到正是自己前几天一次不负责任的狩猎击中了小鹿的腿骨，使小鹿的伤口流血，巨型群蚁嗅着血腥而来，将一瘸一拐的小鹿活活啃食，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少年的随意之举，小鹿之死本可以避免。结尾处，少年痛苦地思索着，这也可以看作是少年心中生态女性主义的萌芽。《草原日出》常常被评论家认为是成长小说，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少年心理的成长和成熟，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雾都孤儿》相似。然而，从深层次看，或者说从几十年后现代读者的眼光来看，小说中无时无刻不显示出一种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反思，一个白人少年生理、心理上要驾驭一切的愿望，他的狩猎无不展现了一种男权中心主义，小鹿之死展现了男权中心主义的二元论对自然的伤害，少年的痛苦也源自于男权主义衍生出的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在《草原日出》中又具体表现为少年的精神与肉体、人类中心主义与广袤的非洲大草原的对立。小说在一个普通少年的成长故事外表下，从深层次展现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揭示了男权中心主义将女性边缘化，由此导出人类将自然边缘化。二元论是建立在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上的，对二者都有深深的伤害，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呼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