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女权主义批评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其出现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并渗透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有着与运动相配合的较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提倡针对男性歪曲妇女形象的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声讨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权主义写作方式，并进行女性视角的全新解读；以重评文学史为引子，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

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女权主义批评大体上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此外，黑人和女同性恋的女性批评，也以独特的内容丰富了女权主义批评。

一、背景和思想

如上所述，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将女权主义批评直接引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这次大的运动被称为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而第一次浪潮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尤以1920—1928年的英美妇女获得完全选举权为高潮之标志。我们知道，第二次女权运动与60年代末期西欧的学生运动是紧密相关的，当然，美国人民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呼吁公民待遇的运动等都对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声势壮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次女权运动把关涉女性教育、就业和福利等的政治、文化各领域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更为可贵的是把这些都提升到对女性的本质和其文化结构的思考高度。“它包括一名妇女应该是什么的真正问题，我们的女性气质和特征怎么界定以及我们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工资、工作环境选择的自由，妇女有孩子后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权利；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它和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等”[13]。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第二次女权运动所触及的范围的广度、层面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对后来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很多方面都有旗帜性的号召和引导作用。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方面可以概要如下：

分析、发现并批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由来已久的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同样在很多受到男性中心话语控制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有顺应大的话语背景而有意无意出现的性别歧视。当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它的批判就又给女权政治运动提供了甚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样，明确的政治观点与女权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学新观点间就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巴巴拉·史密斯在谈到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时说：“合乎逻辑地起源于黑人女性运动，同时它又为参加运动的妇女贡献自己的思想”[14]。女权主义批评的形成同时也要归功于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15]换句话说，男权主义理论与批评本就包含了对自身的解构，其集中表现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60年代末所兴起的西方文论大转向，直接从批评思路和批评方法等方面启迪了女权主义。当20世纪20年代前后兴起的新批评和形式主义、50年代前后兴起的结构主义等强调“规则”、“秩序”的批评在60年代末遭遇问难时，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离开文本而将读者的作用唤醒，随后其他同期文论便开始走向消解作者、文本的权威的路子，其中解构主义尤其卖力，何况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影响日增。女权主义批评正是在整个文学理论、批评这种深刻变动时多方吸收各派的理论营养，从中获得了有力而多样的思想武器而登上批评舞台的。其中新批评所注重的文本细读法给了女权主义批评以从男权主义话语中寻找性别歧视的细节的方法；而解构主义则为女权主义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尤其是给了女权主义批评家向男权中心主义者发起攻击的理论依据。

另一个是女权主义批评从20世纪前半期一些先驱者在争取女性权利与地位时所阐释的理论与观点中汲取批评的营养。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先驱是英国的弗吉尼娅·沃尔夫和法国的西蒙·德·波娃。以意识流作品《墙上的斑点》等闻名的沃尔夫不仅在创作方面而且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方面都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以《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等为代表的诸多文章，以极为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研究思路，沿着女性文学的独特路径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思考，留给60年代女权主义批评以多方面的启迪：（1）肯定了女性文学有独属于自己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传统，这些都是不同于男性文学的，妇女应当将它们找寻回来而非一味地依赖于男性文学的遮盖和笼罩。为此，沃尔夫挖掘并追述了18世纪以来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许多妇女作家以及她们长期所遭受的排斥乃至遗忘的事实，并以沃尔夫自己的切身体验肯定了这些女前辈所开辟出来的文学道路，从而为妇女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中争得了一席地盘。（2）沃尔夫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16]。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个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以男性为中心的单一批评标准相对抗，而且也可看作是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一种最初尝试。一定程度而言，这是与巴赫金那种将两者糅合的“和解”思想相通的，是初步意识到在“男性”和“女性”这两者中，单方面地强调和突出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导致不和谐与偏执，而最为理想的、“最正常、最适意的”是“精诚合作”。这一观点所投射出的远见卓识，在女性主义批评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3）沃尔夫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角度入手，进而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一方面，妇女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而其对生活的认识和经验积累必然受到消损而不如男性广博；另一方面，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限制，进而其情感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和排遣，其生命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实现，其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便也无法得到充分展示。当然，它们也都限制了妇女创作的发展程度与速度。这是其社会学式的批评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对后来女权主义批评的铺垫与启示。

而《第二性》（1949）作为西蒙·德·波娃（1908—1986）在女权主义批评方面的代表作，以其对妇女生存状况的密切关注而著名，进而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被奉为“宝典”。该两卷本作品的上卷深入探讨了女性的生活、地位和种种神话，而其下卷则主要以描述当代妇女从少至老的实际生活经历为基础，研究她们的共同身心状况与生存处境，认为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而并非“先天生成”的，也即女人先天与男人本无所谓差异，“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7]这一“女人形成”论对全世界后来的女权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第二性》认为，蒙泰朗作品中的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用她们来映衬被当作超人一样描写的男人的高尚，波娃认为这是一种因果颠倒的描写；劳伦斯的作品虽强调只有男女的完美结合才会有完美的性生活，但又将男性看作引导者而女性只能顺从，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男性骄傲；克劳代笔下的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们只是充当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东在赞美女性时仍将其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汤达的作品虽然能用更为人性化的眼光去审视妇女，但女性最终仍须依附于男性。由此看来，正是波娃首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所虚构的种种“女人的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名为赞美实为歪曲的描写。

但沃尔夫认为女性作者的作品中的女性不应当过强，这样有损作品的美感；波娃又难免以男性眼光来观照女性及其创作。所以，这二人作为女权主义批评的初创者，难免有着不少草率和缺漏的地方有待后来者弥补。

二、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批评中，与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分占半壁江山的英美派的发展历程，明显可以划归到三个时间段里去。第一期是以凯特·米勒特为代表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解构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第二期是以卡普兰、莫尔斯、吉尔伯特、格巴和肖瓦尔特等人为代表的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试图构建女性文学史；第三期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表现为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构建与少数族裔（如黑人族群、同性恋族群等）女权批评纷纷涌起，对于这一时期的相关内容，我们将放置在本节的第四小节中专门介绍。

（一）第一期：解构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1934— ）独特而具一定代表性的生活经历给了她体验女性在社会上的独特角色以生活基础，而其所受之教育又给了她表述这一体验并进而对自己的理论予以总结的机会。米勒特的母亲和她们姐妹三人遭父亲遗弃的经历，以及母亲在工作上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对米勒特本人的个性塑造和思想意识的形成影响很大。1970年米勒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的出版成为女权主义批评界的重要事件。因为该书很快成为该年度的畅销书并在读者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该书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也使她一举成为全美妇女运动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

该书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露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评男性的父权制社会。作者选用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性政治”，重点揭露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拼命维护父权制，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和行为，表达了作者对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认识；第二部分“历史背景”，概述了19至20世纪女权斗争及其对手的命运；第三部分“文学上的反映”，集中剖析在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四位男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力关系，即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和女性的受压迫、遭损害，并对四位男性作家的“阳物崇拜”态度给予了严厉批评。这部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1.提出“性政治”理论。

作为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早期最重要的理论性著作，《性政治》的作者米勒特在书中指出，性别集中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所认同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比阶级、种族等更具有政治意义。占据“性政治”理论核心位置的“性政治”这一概念，其实并未直接牵涉社会政治事务，它是指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米勒特认为，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经济、教育、神话、宗教等方面对其进行精心的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如果单从女性的被统治角度来讲，《性政治》的确是以“政治”问题为核心的；但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是以性别来划分的。

2.性别斗争史。

从历时的角度，《性政治》将其考察对象“性别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予以回顾和分析。作者米勒特着手从1830年开始分析，她认为1830—1930年是“性革命”的百年历史，表现为早期女权运动的大幕徐徐拉开。书中着重分析了时下的理论界和文学界都对这一政治斗争有着不同的关注，但此时的女权运动斗争是有着策略上的局限性的，运动的失利“是因为它没有足够深入和彻底的层次上对男权制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没有触动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18]。

因此，二战结束后，性政治斗争的实质就进入反革命阶段。男权制的统治“又重新组织成为新的、更加适用的统治形式”[19]。同时，米勒特分别分析了战后德国纳粹和前苏联模式下的男权制对女性的反动：在意识形态上大力推崇妇女的工作机会，为了增加人口，政府甚至通过立法来禁止避孕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思想界的反动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她认为“最强大的反对分子”[20]就是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所以在战后的美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其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来对女性以“被阉割”来界定，这恰好迎合了当时男权意识形态的需要。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的心理特征具有被动、自虐和自恋的倾向，甚至推祟在阴茎和智能间存在着固有的关系：女性的“缺失”使得女性在智力上是低劣的，因而对文明不但不会有贡献而且还敌视文明。对此，米勒特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强制女人去‘适应’她们的地位”[21]。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一方面强调了男性在“阳物崇拜主义”指针的引导下变得更加愿意固化本已坚硬了的男权意识，另一方面将女性禁锢在落后、低智商乃至当作敌视文明和阻碍人类进步的靶子树立了起来。其消极性作用是无以复加的。

3.性政治运用于文学。

对于“性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米勒特认为，男性作家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都集中表现了女性被征服、被鄙弃的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米勒特着重分析了四位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让·热内（Jean Genet））的作品。

（1）劳伦斯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男性体验的普通进程”[22]。①在《儿子与情人》和《虹》等作品中，表现了男性从开始对母亲和女性神秘的歌颂，转变为对女性“歇斯底里的仇视”和“最残酷的人身攻击”[23]。②在《阿伦的权杖》、《坎加鲁》等作品中，表现了男性实施统治的欲望和对女性性器官及女性整体的仇恨。③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则发展到极端，创造出一种以阴茎为图腾的宗教，“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充满神秘气氛的宗教——让它国际化，甚至制度化”[24]，从而实现了男性拯救女性乃至整个文明的自我膨胀。因而，米勒特称劳伦斯是“最具天赋、最热情的性的政治家”[25]。

（2）米勒的作品具有一种男权文化的发泄功能。米勒特认为，亨利·米勒的作品充满了对女性的亵渎，她们作为绝对的性的存在形式，仅仅具备简单的生物的性质，是“一团肉”、“一条蛆”，是“没有脚的玩偶”。而男性却同时具备文化和理智。米勒特认为，在米勒的作品中，“对性的对象进行侮辱，这其中的愉快似乎比性本身更加令人陶醉。”[26]性成了一种欺骗和操纵的游戏，而这一切所需要满足的，主要不是性的本能，而是男性的自我。

（3）梅勒的作品进一步把性表现为暴力和杀戮。米勒特认为，诺曼·梅勒的作品比劳伦斯和亨利·米勒更进一步使得暴力和杀戮成了“男子气概中固有的甚至必需的”[27]。在梅勒的笔下，性就是战争，两性之间的矛盾之不可调和到了战争不能解决的地步，男性只有在对女性的暴力和杀戮中才能重塑英雄的自我。

（4）与以上三位作家不同的是：让·热内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女性”视角。

热内从小过着弃儿的流浪生活，后因行窃入狱，在狱中被犯人欺凌，沦为男妓，因而热内的主人公具有明显的女性属性。米勒特指出，热内的女人属性“总是假装着为男性服务，实际上却是在兴高采烈地讽刺和背叛它’[28]，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叛逆在向着革命的立场转变，“女性或被压抑者的思想被进一步带入了其他的政治氛围：种族、阶级和集团”[29]。

在热内最后创作的三个剧本中，其主人公由叛逆者彻底转变为革命者。而且，女性的卑贱和自我放弃的态度“变成了反抗的、毫不妥协的全新态度”[30]，并进一步演进为“对男女两性中被压迫者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女侍、黑人、阿尔及利亚人、无产者，和所有在资本、种族主义和帝国政治下采取女性或屈从角色的人们。”[31]米勒特高度评价了热内的创作，认为其作品证明了男/女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正是性政治乃至一切政治的统治手段。她说：

热内的作品证明了性角色极端武断和令人憎恶的本性：在背离了它们通常的生物学上的含义之后，“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些语汇表达出的已是赞誉和谴责、权威和服从、主人和奴隶之类的差异了。[32]显然，这里的对抗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还蕴涵着丰富的反抗启示。

在《性的政治》中，米勒特一反当时盛行的新批评派反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将社会、文化、政治和作者的功能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米勒特主要是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受支配、受奴役的地位入手，来揭露父权制社会男性控制、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其重要性在于首次引入了一种女性阅读的视角，“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33]这种对文学文本的政治性和文化现实的联系的强调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但是，米勒特的批评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简化了作者、文本和现实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米勒特把作品看做是作家个人的自传，在评论中常用作者的名字直接代替其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不过，米勒特毕竟以其特有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姿态和批评方式，为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其功绩是为很多人所赞叹的。

（二）第二期：构建女性文学史

1.卡普兰的理论为文学史重构提供了新视角。

锡德妮·简尼特·卡普兰1975年发表了《现代英语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作者以20世纪前期英国小说，主要是多罗茜·里查森、弗吉尼娅·沃尔夫等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揭示了女性小说发展同20世纪第一个10年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如果打破传统研究视角，从女性作家角度来审视，也许能对某些文学史现象作出全新的解释。譬如对现代主义，一般文学史著作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工业化的高速进程带来普遍异化、文学中实验方法的兴起和对维多利亚主义的反叛等角度加以描述，但作者却别出心裁把现代主义的形成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她以英国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刊物《自我主义》为例，认为它是从女权主义杂志《新自由妇女》发展而来的；再如现代主义力作《荒原》《太阳照样升起》等在文体、风格和结构等方面的实验，都与女权运动带来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新变动及性的觉醒和骚动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卡普兰的这种分析一方面提高了女性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2.莫尔斯重视女作家间的互读、文学批评系统的开放。

《文学妇女》（1976）在回顾和梳理女性文学写作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其作者艾伦·莫尔斯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她逐个分析研究了18到20世纪英、美、法等国被称之为“伟大”的女作家简·奥斯汀、比切·斯托、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薇拉·凯瑟琳和G·斯泰恩等人的创作，把她们看做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女作家先驱，认为她们的作品汇成一股和男性主流文学传统不沾边却同样不断前进的湍急而强大的潜流，形成了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女作家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和信心。该书还考察了女作家之间相互的友谊和兴趣，认为正是男性社会的排斥促使女性作家相互关注、互阅对方的作品，这有助于女性创作的进步，作者指出：“对女作家来说，那种通过简单地从男性文学成就中汲取营养的做法已被阅读互相的作品取代，已被一种密切的交混回响的阅读所代替”；“就以奥斯汀为首的女性作家而言，女性作家是她们的主要传统”，即使到了20世纪，“妇女好像仍然从加入在不断扩展的女作家的队伍中获得好处”。[34]在莫尔斯看来，进入20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传统和影响正日趋壮大。该书在批评方法上，也突破了新批评文本看作封闭系统的形式主义框架，对女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人情况十分重视。但该书的缺点是略嫌零乱、缺乏系统，但它作为率先寻找、探索女性写作传统的开拓性著作，对后起的女权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3.吉尔伯特和格巴结合19世纪文本来关注女性在男性文化压抑下的挣扎。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这是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姗·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的女权主义名著，时至21世纪的今日，该书的读者依然很多，其影响甚为广远。《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方面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了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作者指出，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齐、弥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歌德笔下的玛甘泪到帕莫尔笔下的“家中的天使”等被塑造成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她们都回避着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即他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35]作者认为，这种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他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

作者又分析了男性作品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即妖女和恶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奈瑞尔和丽甘、萨克雷笔下的蓓基·夏泼等形象，认为她们体现了男性作者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然而，这些女恶魔的人物形象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可见，在吉尔伯特和格巴看来，历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天使还是恶魔，实际上都是以不同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这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贬抑。该书另一个方面又分析了从简·奥斯汀到爱米莉·狄金森等19世纪女作家的创作，探讨了他们采取的在遵守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下向父权制发起挑战的复杂而微妙的写作策略。该书举出当时许多女作家中都出现了像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疯女人那样的形象，而这些疯女人形象就是被压抑之女性创造力的象征，也就是向父权制叛逆的作家本身；但是，这一反抗男权中心的思想和意义却是在表面顺从男权主义的形式下实现的：“这类作品的表层含义模糊或掩盖了更深层的、更不易理解的意义层次。这些作家以遵守和屈从于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获得了真正女性的权威，这是一种何等难以完成的任务啊！”[36]总体来看，《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方面批判了男权文化下被歪曲和压抑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以一种新的女权主义视角重新阐释了19世纪一些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4.肖瓦尔特

伊莱恩·肖瓦尔特（1941— ）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到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他197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开始在大学任教。很快，他找到了把自己所从事的妇女文学研究的兴趣与女权主义的思考结合起来的途径，从而感到了文学批评真正能发挥“论争的力量”[37]。肖瓦尔特的这种对女权主义的兴趣与思考，是在他自幼受母亲为自己所受不公待遇而积累起来的愤慨情绪的影响下产生的。

（1）《他们自己的文学》对女性文学史的研究

肖瓦尔特于1977年出版的《他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①关注更多的容易被忽视的女性作家的书写痕迹。该书与莫尔斯等人在观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不再把女性文学传统仅仅看成少数几个“伟大”的女作家和她们作品的突现，而是认为女性文学传统是持续的，有青史留名的大作家，也有被湮没的一般作家，应该同时注意到历史上“女作者的文学声誉稍纵即逝的现象”和“一小群女作家在世时几乎不停地在文学上走红，身后却从后世记录上消失”这样的事实；由于60年代以前忽视这些事实，造成“每一代女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没有历史，而不得不重新寻找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唤醒自己的女性意识”。“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38]便是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以之填平勃朗特、奥斯汀、艾略特、沃尔夫等大作家之间的断裂和鸿沟。由于该书发掘了许多过去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学家的持续不断的传统，被称为女权主义“划时代的著作”。

②女性创作三段分界。相对于上述第一个贡献，该书的另一贡献是把女性传统文学看成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39]，同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1840—1880，模仿主流传统）、女权主义和女性三个阶段，而对女性阶段的创作最为肯定。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女人气。之所以被命名为“女人气”，那是因为1840—1880年间的女性文学主要是对主流文学的模仿。英国妇女写作力图达到男性文学的成就，并把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假定内在化了。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女作家普遍采用男性笔名，这种伪装对叙述的声调、措辞、结构都产生了一种没有规律的压制。因此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文本是模棱两可的、游离的、反讽的和自我颠覆的，人们必须在字里行间读解文本中可能丢失或隐藏的意义。

第二阶段——女权主义。在1880—1920年间，以妇女赢得选举权为标志，妇女试图改变先前被同化的地位，妇女文学开始表现女性被扭曲的地位和个人。典型例子是19世纪末为反抗男性社会的政治、法律和工业机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亚马逊人的理想国——一个根植于英美文化的完美的女性乌托邦。

第三阶段——女性。自1920年开始，妇女开始放弃模仿与反抗这两种同是依赖性的模式，转向把女性经验作为创作源泉的自我确立阶段。概而言之，这部著作《他们自己的文学》在理论与史实两方面都对女性文学史研究有较大突破，阐述女性文学在文学领域从依附到觉醒的历史过程，在探索英国妇女文学史方面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2）“妇女批评学”理论的建构

①《迈向女权主义诗学》对女权主义文学研究的两种划分。

肖瓦尔特的这些研究，也显示了女权主义批评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她发表于1978年的《迈向女权主义诗学》首次提出“妇女批评”这一概念，把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把妇女作为男性的消费者，研究男性文本中的妇女形象、研究文学史及批评对妇女作家的忽略和贬低以及女性受众的被动地位等，探求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第二种是把妇女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研究女性写作的动力、女性语言问题、妇女文学史及特定作家作品的文本。

在分析第一种情况的时候，肖瓦尔特把它看作是一种批评实践，是一种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文本阐释模式。所以，当其被作为一种批评读解时，它很容易被新的读解方式所冲击乃至取代，而令前者成为明日黄花。而对于第二种，肖瓦尔特认为它则致力于对未来的建设，它诉诸女性经验，把女子作为独立的文学团体来看待，以此为出发点来研究女性写作的特点，这样去做，就是更具自我意识的理论建设。肖瓦尔特还强调妇女批评不能只依赖男性大师的理论，不能只是对男性大师理论进行修正、挪移、颠覆和反抗，而必须建立女性自己的理论。

肖瓦尔特在自己的《迈向女权主义诗学》中，选择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开场主人公卖妻、女的场景作为切入正题的例证，对欧文·豪为代表的男性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对男性批评家的幻想对文本的歪曲作了揭露。肖瓦尔特指出，哈代小说主人公的上述行为，实质上是“在象征地卖掉他对妇女世界的整个拥有”，“他选择了在男性社会生活，用父权制金钱与法律合同的男性代码去界定人们的种种关系”；同时，肖瓦尔特还指出哈代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与他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一样“有点理想化，她们是给抑制的男性自我抑郁的投影”；经过这样一种女性视角的批评，就可以看出“男性批评家的性别歧视”[40]。

②《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对女子写作文化模式理论的建构。

在综合自己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诸多思考与论述的基础上，肖瓦尔特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中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妇女批评学”理论。她总结了美、法、英等国的女权批评的特点，将妇女文学研究的理论归纳为四种视角：生理的、语言的、精神分析学的、文化的，他认为，正是因为文化研究的模式吸收了前三种模式的长处，因此它更适合建立女权主义的批评理论：

我相信，同以生物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理论相比，依据女子文化模型的理论能够为研讨女子写作的独特性和差异问题提供更完整、更圆满的方法。其实，文化理论吸取了有关女子的肉体、语言和心理的观点，又把女子的肉体、语言、心理放在同生成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去作出解释。[41]

究其实质而言，肖瓦尔特的这一文化视角是在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受到人类学家埃德汶·阿登那夫妇提出的女子文化模型理论影响较大。

阿登那在其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中发现：女性构成了一个失声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有着一定的重合（叠），但又并未完全被（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所包含。其具体内涵可以图示如下：

阿登那用“失声集团”这一表述法指出了语言和权力两方面存在的对抗。也即女性必须通过男人主宰的语言才能说话，然而月牙形的（残缺的）“野地”可看做女人的空间，看作女性经验或形而上意义的象征。在一些女权批评家看来，“野地”成了真正以女子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和艺术的所在地。肖瓦尔特对阿登那用“野地”来表示“失声的”妇女地位，是肯定的。但她并不同意一些女权批评家提出的要创造出自“野地”的文本，建立出自“野地”的女子文学理论，她认为：

所谓野地中的女子文本的构想只是玩弄抽象概念。在我们称自己为批评家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女子创作是“双声话语”，它总是体现了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42]

对于“女子文化模型”，肖瓦尔特的观点有三：A、写作女子既不在男性传统之内，也不在男性传统之外，她们同时在两种传统中，是主流中的潜流。他们只能拥有离开主宰文化的相对自由，而没有绝对的自由，并且还要受到其他文化的制约。B、一个主宰集团可以确定多个失声集团，譬如一个美国黑人女诗人的文学属性就由男性白人主宰集团和失声的女子文化、失声的黑人文化几个集团形成。因此，“女性中心批评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标出女子文学属性的确切文化方位，描述穿过个别女作家文化田地的诸种力”[43]。C、女子写作文化模式对于一向被男性主宰文化控制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解构”，这是其对女性批评的应用价值所在。因为女性批评家可以在看到女性写作的文学作品当作双声话语来读，在“主宰”故事背后发现“失声”故事，使一直隐没在背景或阴影中的另一情节和意义被彰显出来。

（3）女性亚文化观点的强调

肖瓦尔特出版于1985年的《女性之病：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1830—1980》，虽然不是文学批评专著，但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仍有深化。作者借用精神病学与文化理论，探讨了英国文学、文化传统中女性生理、心理上的内在连续性，这部著作是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化领域内的延伸。

肖瓦尔特在1991年出版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变化》，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的重点变化是注意了以前女权批评所忽视的种族因素，书名中“姐妹们的选择”就是美国黑人妇女缝被子的时候的一种图案的名称。该书专门研究美国女性文学历史，书中仍然贯彻了她早先的女性亚文化的观点，强调“确实存在不同的妇女文化，这是妇女在生育、养育子女中的互相帮助，是她们分享感情，甚至是她们之间产生比同她们的丈夫在一起时更强烈的情欲。”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内容广泛，涉及女性哥特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凯特·肖班的《觉醒》、爱丽丝·沃克的《紫色》等美国女性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高度赞扬了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文学”，宣称由此“我们的新文学史开始了”[44]。

综观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的贡献，其核心线索是：开掘女性文学传统并重估——建立女性独立的文学史——揭示女性作者间的关系，鼓励女性团结以对抗父权中心霸权。目前，英美女权主义批评仍沿着跨学科的女性文化研究层面上继续发展。

三、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受法国雄厚的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影响，法国的女权批评与英美女权主义批评不同的是：缺少对文本批评的仔细关注而多的是理论思辨。尤其是将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拉康关于欲望与语言关系的精神分析学和德里达的“延异”之解构哲学作为其核心出发点，对其理论在借用的基础上予以修正和挪移，把目标集中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上，具有更多的“解构主义”的氛围。代表人物有三：朱莉亚·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艾莱娜·西苏（Helen Cixous）、露丝·伊利格瑞（Lucy Irigaray）

（一）克利斯蒂娃

朱莉亚·克利斯蒂娃（1914— ）原籍保加利亚，在法国获博士学位，得到过托多洛夫、戈德曼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指导和帮助，她广泛学习、研究当代西方各种重要的学术思潮的成果和方法，形成了她自己独具一格的理论范式。

1.从语言、文化角度分析，认为女性地位不可界定，借以消解父权制之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她说：“我知道‘女人’不能代表什么，不能说什么话，她被排斥在术语和思想之外”[45]，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男性规范的田地，界定女人同界定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46]，她认为要界定女人，实际上就是把女人当物看待，从而贬低了女性的价值与地位。

2。以符号学颠覆男权中心。克莉斯蒂娃吸收、改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论，认为拉康之象征秩序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秩序紧密相连，而符号学则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女性等密切相关，因此，克莉斯蒂娃的符号学实际是隐藏在象征语言之内、组成语言的异质与分裂的层面的体系，是颠覆并进而超越象征秩序的，它如同女性既处在男性社会内部又遭到男性社会的排斥而至于其边缘的性质一样，她的符号学，因模糊了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父权制社会的作用。

3.赞扬母性伟大，并非如波伏瓦之论——母性功能有罪。克莉斯蒂娃认为母性之生育始终与文化活动相一致，因为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女性能更深刻理解生命的内涵，她从解构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将母性看作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因为在她看来，怀孕和生育这一独属女性的特殊过程“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47]。

（二）伊利格瑞

露丝·伊利格瑞（1934—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语言学家。伊利格瑞出生于比利时，1969—1974年间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期间，与拉康关系密切。1974年其博士论文《他者女人的反射镜》发展了精神分析和哲学的女权主义批评，引起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乃至争论，其《他者女人的反射镜》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批评精神分析学

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里，她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后者：（1）没有考虑到自己话语中的历史和哲学的决定因素；（2）本身被无法分析的无意识幻想所控制；（3）是父权制的产物，它反映了一个不承认母性价值的社会秩序。以此为出发点，伊利格瑞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论述：

（1）批评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弗洛伊德的菲勒斯偏见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被广泛接受为普遍的真理。实际上，精神分析学对它的假设是盲目的。同时，她也从拉康理论的内部去批评其理论，认为拉康理论有着反历史主义和菲勒斯至上的父权制观念，她强调，在拉康的镜子（在这里镜子是指理论或话语的镜子）中看到的女性是残缺的“洞”，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特征。女性是反映男性欲望的他者，是男人随意交换和变更的对象。

（2）妇女的欲望被误解，其心理现实并未被真正触及。伊利格瑞指出，从女性的角度看，男性器官并不是宝贵的、可嫉妒的对象，因为女性拥有多个器官。精神分析学的欲望只是男性的欲望，妇女的欲望却被误解和扭曲。因此，她认为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无法准确合理地触及妇女的心理现实。

（3）要求打破父子传递霸权，恢复母女间的认同关系。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中，伊利格瑞回顾了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正是这种传统将女性的范围和属性被逐渐锁定了下来，女性被定义为非理性的他者或客体。对此，伊利格瑞主张提升女性的主体地位，她认为必须打破精神分析学的父子传递模式霸权，恢复母女间的认同关系。

2.语言学方面的探索

语言学对伊利格瑞的影响是很大的，她在自己的第一本书《精神错乱者的语言》中充分展示了用精神分析研究语言学的成果。她认为，精神分裂或错乱者的症状可以在其话语的句法结构中表现出来，具体表现诸如句法规则的打乱，具体情况下的失语现象等。

（1）语言中自我定位导致性别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她确信，性别身份与语言运用中的“自我”定位有着被规定与规定的关系。进而她认为，男女正常语言中，不是生理决定男女语言的差异，而是在拉康描述的以男性为主体的象征秩序中，语言首先确定了男女身份的差异，就是这个被首先确定了的外在身份才决定了男女语言的差异。为了明确自己的“社会决定语言实践”观点（即男女在语言中的自我定位导致了性别差异），伊利格瑞在其1977年出版的《非一之性别》中申述了自己以下几个要点：①男人在语言中占据主体位置，把自己设计为话语或行动的主体，而女人则倾向于把男人和世界放在前面而消隐自己，她们在语言中的自我表现是缺乏的；②第一人称代词“我”，在女人而言，并不必然表示为女性身份；③女人在说话时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比男人更富感情更具主观色彩，她们的话语可能掩饰了她们的主观情感；④女人更可能从事对话，更看重人际关系，而男人则更看重自己和世界（客体）联系。

（2）女性使用男性语言往往会失去自我。伊利格瑞把女性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和话语表达方式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拥有多个性器官（阴户、子宫、乳房），其性欲特征是多元的，因而其心理特征也是双重的、包容性的、流动的，这决定了女性独特的语言表达：“她说起话来没有中心，他也难以从中分辨出任何连贯的意义。用理性的逻辑来衡量，那些矛盾的话像是胡言乱语”[48]。但是，女性的这些非理性、无逻辑、思维散漫等语言习惯受到男性价值观的贬低，既然如此，她倡导建立一种非男性的话语模式。

（三）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

艾莱娜·西苏（1937—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她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犹太家庭。她创建了法国第一个女权主义研究小组，并创办了女权主义文学刊物《诗评》。西苏受解构主义影响而拒绝给女性写作这个一贯被人争论的问题下定义，她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写作是女性用身体来突围的方式

在传统被父权制美学所控制的语境中，妇女缺乏真正的写作与讲话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妇女应当开创一种反叛性的写作。西苏认为这种以写作来突围的方式主要包括：（1）写自己的身体。因为妇女的身体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女性用身体来写作则可以接近其潜意识的本原力量。也就是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写作具有用身体突围的意义。（2）写作是女性生命力的张扬，具有革命性。因为写作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爆发出来，不仅使得女性的身体产生快感，还能激发起反压迫的力量，并借此来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进入被历史书写的范围。（3）诗歌语言最能表现女性被压抑的潜意识。她认为诗歌语言可以颠覆普通语言，其不讲究逻辑和理性的随意性正好是潜意识领域的精妙展现，而潜意识领域正是被压制的妇女们得以生存的地方。

2.“双性写作”理论

西苏认为，女作家的作品未必就是女性的，可能是地道的男性写作，相反亦然。比如让·热内男性作品就具备着女性特征。西苏认为她提出的女性写作是具有“双性特征”的写作。这一双性不同于传统上的双性，传统的双性是中性的，试图消除差别，抹杀个性，达到一种“完整”的存在的幻想，而在西苏自己看来，“我提出的是另一种双性，在这种双性同体上，一切未被禁锢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表现论的虚假戏剧中的主体都建立了他和她的性爱世界。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一致性”[49]。

四、其他女权主义批评

（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是与黑人妇女遭受到种族和性的双重压迫分不开的。经受双重压迫体验而写出的黑人女性文学在“由于黑人女批评家和作家意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黑人男性都在将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这促成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诞生”[50]。

1.巴巴拉·史密斯

巴巴拉·史密斯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她的主要观点是：（1）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把女权批评定位为一种涉及性与种族政治的社会政治批评。（2）她努力寻找、开掘黑人女性创作的传统，要求“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3）呼吁女权主义批评家不要受白人男性创作标准的限制。

2.苏珊·威利斯

苏珊·威利斯着重从“团体”、“旅行”、“情感与性欲”三个主题考察黑人女性文学。“团体”与黑人妇女作家的母亲一代相关，“旅行”与一个女人走向认识自我的过程相关，“性欲”是表明反传统的性爱观正在形成。

3.迈克多威尔

迈克多威尔认为：（1）应从白人女性批评家那里获益；（2）范围应从主题、意象扩展到语言；（3）应纳黑人男性文学入黑人女权主义批评。

（二）女同性恋女权批评

由于对何为“女同性恋”的界定久不确定，因而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的问题历来就存在着严重分歧。过于狭义化或过于泛化的理解都有失偏颇，莉莲·费德曼将两者调和起来认为：“‘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51]

女同性恋主义的文学批评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把异性恋主义观念与父权制联系起来，对其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父权制的二分法使得“没有妇女选择的余地依然是被隐瞒的重要事实。”[52]这使得“女同性恋”的标举具有打破父权制下异性恋的单一模式。（2）它力图寻找和建立起一个女同性恋文学的传统。（3）与文学传统相呼应，它努力建立一种女同性恋主义的批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