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是时间上紧密衔接“现代”之后的“当代”，整体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相当芜杂的，包含有多个层面和多种指向的复杂概念。它既可以从社会的政治、经济角度指代“不同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后工业社会；也可以从时代精神角度，描述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批判精神；可以从哲学角度指称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如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也可以从文化角度作为对多元的文化状态的“概括”，如利奥塔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界说或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分析。

从西方文论角度看，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大的层面来称说“后现代主义”文论：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美学与文化理论；另一方面是后结构主义文本与批评理论。

一、“后现代主义”美学与文化理论

“后现代主义”美学与文化理论，主要从社会文化的整体角度来阐述和考察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特征。方法上多从与现代主义比较的角度，从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文化的变革方面来揭示当前社会文化的症候和文艺理论的当下发展方向，并力求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其代表人物有利奥塔、福柯、杰姆逊、博德里亚等。譬如，当利奥塔把人类的全部知识都看成是某种语用学意义上的合法化问题的时候，那么，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包括“虚构叙事”）的区别就不再是真理与虚幻的不同而只是不同层面上的语言游戏而已，因此那些为整体性、同一性提供“合法化”地位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就成为值得怀疑的对象，而由异质要素构成的碎片式的微观叙事则可能在当代信息社会中具有更多的创造性。这显然为文学艺术这种以表现和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或“只可意会”之物的叙事形态作了理论辩护。福柯强调了“话语实践”的多层性和历史断裂性，认为“作者功能“并不是个人的话语属性而是不同时期文化结构中各种元素关系的体现。杰姆逊则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角度，阐述了后现代主义中的文学艺术已成为以“空洞的戏仿——剽窃”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并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立场上，对这种文化逻辑和文艺现象作了剖析。博德里亚则以甚为激进的态度，宣称在当前的后现代类像社会中，信息与娱乐，物象与影像，真实与模型之间的界限已模糊不清，而且类像模型显得比真实更真实——电视媒介场景中的类像最有力的证明着这一点，因此，他宣称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种美学符号”[1]。

就此而言，这一层面上的理论界说，更多的是从社会的、文化的、知识的整体视野上来提出和回答问题，对社会的历史形态和当代现状予以密切关注。

二、后结构主义文本与批评理论

与利奥塔、福柯等从整体的社会文化角度谈论后现代不同，巴特、德里达、德曼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文本与批评理论更多的是从语言的角度，从文本结构的角度来提出和回答问题的，尽管他们各自对文本的理解范围宽窄不同。从方法上看，后结构主义主要采用一种从语言系统自身和文本结构内部寻找症候，揭示其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进而达到颠覆原本的中心结构，打破圆圈，消解一元，倡导多元的自由“延宕”状态。譬如巴特在其著作《S/Z》中，用一种消解式的阅读方法，把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分解为极为细碎的词汇单位，进而宣告了作者所谓创造力只不过是对各种符码功能的引用而已。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同样是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播撒性。

对文本意义的差异性的重视，对结构中心论的摧毁，可以说是这一层面上的后结构主义文论批评的核心所在。简言之，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并无定论的概念，而且其代表人物也是各自为战，莫衷一是的。因此，需要我们悉心辨析和有批判的借鉴。

由于解构主义的思想较为独特，我们将其单独放在上一章来介绍，而在这一章则集中介绍与解构主义相关的“差异”理论的四种变化：利奥塔的“求差异”叙事理论；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