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与答案要点

一、如何来理解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答：雅克·德里达（1930—2004）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解构理论的创始人。其解构主义理论主要表现在：

1.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思维。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西方哲学所形成的那种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传统以“中心化的结构”作为自己的起点和终点，以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为核心。德里达重心是解构西方的这一形而上学传统，而且对20世纪的多样理论和哲学运动作出一种复杂的回应，尤其是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和法国结构主义，乃至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学。

2.强调“差异”的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文论的角度讲，德里达对文学、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的解读与分析，也打上了强烈的解构主义标记，常常以一种边缘读解的方式，强调文学的颠覆性和反形而上学性，以及文学的无客体性、边缘性、反形而上学性等与解构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其具体表现为：（1）摧毁“中心论”的“延异”。“延异”是德里达用以表示符号的分裂本性的自造词。他的“解构”是把原来的等级“中心”移到边缘，但并不重新树立一个中心，正是由于作为缺席者的“书写”的存在才有了“言说”作为“在场”的存在。由此可以说，解构正是在这种“延异”的活动和过程中，把中心拉向了边缘，把边缘变成了不可缺少的要素。（2）”的“播撒”。如果说延异是从人类语言、人类文化活动的整体角度来确立在场与不在场的原始书写关系并由此而消解等级制中心论的话，那么，播撒就是从文本的角度来阐明意义的多元性（甚至意义的丧失）和文本的模糊性。从文学艺术的阅读和批评意义上讲，可以说德里达的“播撒”形成了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与批评的核心——文本自足结构概念的摧毁。（3）强化“不在场”的“增补”。延异产生间隔；播撒产生空白。而增补正是对间隔与空白的补充，但德里达认为这种补充不是对中心的肯定，而是对不在场作为在场的前提的确认。

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消解态度，还见之于其赋予特殊含义的许多自造的新词，譬如踪迹（trace），灰烬（cinder），签名（signature），边缘（margins）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对“语音中心主义”的颠覆，是贯穿于德里达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中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

二、雅克·拉康文论有哪些？为了明晰理解他的文论，我们当循何种路径？

答：雅克·拉康（1901—1981）是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后精神分析学家。他被称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最后一位大师”。其主要理论有：

1.确认“主体”：镜像理论与三角结构。“主体”是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聚焦的中心，而与“主体”这一核心概念相关的“想象”、“象征”、“现实”则是他为了说明主体、自我和话语的关系的三角结构。同时，需要理解拉康的几个重要概念。

（1）“想象”。所谓意识的确立，就是指人有了自我的概念。确立这一“自我”的概念，首先是“想象”。拉康以尚未对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界限有清晰认识的早期婴儿为研究对象，称之为人的“想象态”。这时，人的“自我”意识还未确立，随后，婴儿（6—18个月）在某一神秘瞬间识别出镜子中的“像”是自己，并欣喜地靠近镜子中的自己，这时即建立了意识。也就是说：所谓的意识的确立，就是指人有了自我的概念。婴儿在语言为他提供“我”（在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际而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概念）这个词之前，是如何在对镜像的自我欣赏过程中发现形象与自身的同一性，并逐渐产生最初的自我概念的。在这里，镜前打量自己的婴儿是语言学的“能指”（一种能给予意义的东西），镜中之像就是“所指”（意义）。拉康认为，自我是在与另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

（2）“象征”。完成“‘自我”确认后，人由“想象态”转入“象征性秩序”（由他人预先确定的社会与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结构）。也可以说，拉康用象征指称一种话语结构，这个结构内部的诸要素间建立起维护自身秩序的法则，像语言学中的能指一样起作用，规范着主体的一生。

（3）“现实”。这个现实与我们一般而言之“现实性”不同，而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是思维不可忽视之无意识的界限，是一种潜在的“在场”，它是主体最终的支配性力量。

拉康的“想象”、“象征”和“现实”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本我对心理结构的三分法。拉康认为，艺术更主要的是属于主体的象征，与话语结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无意识与语言的关系。

拉康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术语来解释精神分析学，侧重相异于弗洛伊德的对无意识的分析，我们从此二人的核心观点就可以鉴别出异同来：（1）无意识的产生。弗洛伊德：无意识先于语言；拉康：二者几乎同时出现，而且无意识是语言的产物。（2）无意识的特征。弗洛伊德：无意识是混乱的、任意的、无规律可循的；拉康：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有结构和规律，其规则受制于语言经验。（3）无意识的过程。弗洛伊德：无意识以“压缩”和“移置”来表现内容；拉康：无意识是语言以“隐喻”和“转喻”两种方式对欲望的加工，从而使得“梦具有某种文字形式的结构”。

依照拉康的无意识理论，无意识不在人们的身体“内部”，而是存在于其“外部”，是人们之间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即不是我们有无意识，而是外在于我们的无意识结织成一张无形的复杂之网，把主体紧紧包裹起来；语言是无意识与文学的中介物。

3.文本阐释：《论〈被窃信件〉》。拉康分析文学艺术作品是借以阐释自己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拉康看来，艺术是主体的象征，而象征是被结构化、符号化的语言的“现象的秩序”，分析一部艺术作品，实质上是要分析该作品的语言结构与主体无意识结构的相似形，即从作为“能指”和“符号秩序”的本文出发，挖掘其无意识“所指”，从中发现符号秩序与主体的关系。小说中的“信”（letter）有“字母”的意思，被看做是语言的隐喻，也是无意识的隐喻，它作为“纯粹的能指”对主体起着制约作用，“信”及其“被转手”的过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一句话，是无意识决定了爱伦·坡《被窃信件》的语言结构。

三、如何理解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

答：1.“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方法。在方法上，福柯采用了被他自己称之为“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以区别于传统的以整体性和连续性为特征的历史学方法。他之所以用“考古学”这个术语，其目的首先是想把他的历史学方法同那种追求隐藏在话语后面的深层真理或寻求阐释主体意义图式的解释学方法区别开来。系谱学的任务就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

2.“话语实践”与“作者功能”。（1）“差异性”美学与“人的消亡”。福柯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强调历史差异性与社会断裂性的“生存美学”和一种以对“话语实践”的“相对性”考察为特征的文艺观。作为强调“差异性”的生存美学，福柯对现代理论有关现代性、普遍性的主体或构造性主体、永恒的人性等假设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福柯之所以要宣告“人（写作主体）的消亡”，主要是针对人文主义者认为作者是文本的根源和起因，是文本的中心的观点而言的。（2）福柯分析了作为“作者功能”的话语四特征：①话语是适用物体和所有权的形式。②“作者功能”不是每一种文本的普遍的、一成不变的特征。③作者功能并非通过把话语的一些简单属性归于作者而自动构成。④文本总是产生一些指向作者的符号或创造出“作者功能”。（3）“话语分布”与“言意矛盾”。以一种历史断裂的、非连续性的、有限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考察话语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关系，是福柯美学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关注确定话语的特殊性，沿着话语的外部的边缘追踪话语以便更清楚地确定它们，对话语的分布与言说方式作出差异分析，正是福柯对《这不是一只烟斗》和《讨论的艺术》这两幅艺术作品的话语实践所做的艺术分析，也是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方法的独特魅力的体现。

四、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观点有哪些？

答：1.保罗·德·曼的解构理论与批评。他是美国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领袖人物。其观点主要是：（1）解构“文本”。德·曼的解构主义文本观，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文本意义的完整、总体性理解的阐释学思想。海德格尔认为对文本意义的完整的、总体性理解永远不可能达到，因而文本意义不可能是确定不变的。第一，文学文本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一套完整含义（意义）；第二，文学文本及其意义不再是可以独立于读者阅读行为的纯自然客体；第三，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一个阅读文本的过程，是文本与阅读交互作用的无止境过程；第四，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过程，是一个真理与谬误相交织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阅读；第五，文学史研究，就不应把文学文本当作永恒不变的确定意义的客体来加以阐释。（2）解构“语言—意义”之一致性。德·曼强调了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在德·曼看来，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不一致乃是语言本身的特性，也就是说，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不一致乃至对立，并非语言中特殊、罕见的现象，而是语言的普遍规律和独特品性。正是这种不一致，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充分阅读理解的不可能性。（3）“解构的修辞学”。所谓“修辞”或“修辞学”（Rhetoric），简要地讲，就是“运用词汇产生效果的艺术”。而德·曼的“解构的修辞学”就是要分解出语法学模式与修辞学模式间的潜在张力，或言自我消解性。①语法的修辞化。德·曼在这里其实是要指明在同样的语句里，由于参照系不同，会产生相互排斥的不同含义。②修辞的语法化。德·曼的所谓“修辞的语法化”，同样是在强调一种发生在偶然情况下的转喻功能对既成的形而上学的先验必然性、内心需要、必要环节等要素的分解和打破上，并且不是去排斥后者或将转喻与隐喻对立，而是着眼于一种多元共生，转喻与隐喻相互转换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4）“盲视”是“洞见”的前提。他提出，批评家们只有通过确定的盲视才能获得洞见，采用一种方法或理论很难产生出洞见。批评家们之所以能获得洞见仅仅在于他们是在“这种奇特的盲视的控制之中。德·曼这种对批评的认识与德里达对文本结构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分析似乎具有某种潜在的相通性。因为对“洞见”的“盲视”前提的强调，同样具有一种翻转性的颠覆作用，从而实现了对原文本批评机制的中心结构的消解。

2.杰弗里·哈特曼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1）语义之多变与不确定性。①哈特曼确认并深入阐述了语言意义的复杂多变与不确定性。他认为，语言像“迷宫”一样，在不断地破坏自身的意义，解构自身。其理由有四：一切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象征性的；语词含义依赖于其他词义的映照；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含义越是含蓄、丰富，越是具有不确定性，越是具有一种自我解构、自我颠覆的特征。②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写作是一种跨越文本界限的行为，一种使文本不确定的行为，从而使文本的意义总是与别的意义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换，最终成为一种与别的意义共存的、可作多种解释的意义类型，成为别的意义。（2）批评与阅读应关注：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①阅读与批评所要关注的，是自身作为阅读的过程。②由于阅读与批评中对确定意义的追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阅读和批评的目标就是揭示矛盾和歧义。③文学阅读和批评的方式是创造性再思考。④批评也是一种写作。

3.希利斯·米勒对解构方法的研究。1983年保罗·德·曼去世后，希利斯·米勒成为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领袖人物。（1）早期观点：文学批评是一种次生文学。与日内瓦学派一样，希利斯·米勒也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文学形式，是一种次生文学。（2）70年代后：解构主义批评观点。①语言的修辞性使得其因隐喻和转喻的虚构效果明显而使语义歪曲。②一切文学文本都在自我建构中自我分解。在文学文本中，总是存在这种对于先前文本的模仿、借喻，也即存在这样一种的关系：文本既是“寄主”者，又是“寄生”者，希利斯·米勒甚至认为，这种“寄主”和“寄生”的关系不仅贯穿于整个文学史，而且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文学批评观念上，米勒同意德·曼“文学文本研究必然依赖于阅读行为”，而且，一切阅读都是一个破坏原有文本，产生附加文本的过程的观点。同时，米勒认为，从文学写作的层面看，虽然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各不相同，但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包含着自己的不可测度的不确定性，作家的任何文本，都无法归纳出一种确定的意义。

4.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其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1975年所发表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误读图示》，其中提出并阐述了“影响即误读”理论。（1）“阅读总是误读；（2）“影响即误读”。布鲁姆认为，文学史上后人所受前辈的影响，并非是后人对前辈的继承而是对其误读、误释、修正和改造。（3）“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即互文性。总体看来，布鲁姆打破传统认为“影响”就是模仿、继承、接受和吸收的观念，强调“影响”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乃至重写的一面。

五、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与狂欢化诗学应当如何来理解？

答：1.巴赫金的地位：重建话语体系。在当今的西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被认为是当今时代“富于开拓性的事件”。巴赫金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在对旧话语体系的颠覆中重构新的话语体系。根据巴赫金的构想，这个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工作，应从两方面体现出新旧话语体系的不同来，应克服旧的话语体系的两大弊病：（1）空洞、抽象的“唯理论性”。（2）封闭自足的“系统性”。经过巴赫金终生积极不懈的努力，一个开放的话语体系在伦理学、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交界处建立起来。它的结构成放射状，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可以包容一切的相关理论，诸如对话、狂欢、时空体等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在这个话语体系里，各种理论平等共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阐明。他们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

2.巴赫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1）西方思维惯势：“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强调中心和权威，崇尚等级和规则的世界观雄踞西方数千年。对西方认识论和文艺批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反映在语言观上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崇尚中心和权威的认识论，严格区分对立的二元，并用自认为高级的一元去压制或消灭另一元，它实际上遵循的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独白性原则”，即“一元论的原则”。它压制乃至淹没异己声音，而巴赫金却在正统世界观的“专横话语”中聆听到了“狂欢节的回响”。狂欢思维承认处于边缘的声音（文化、观念、文类、文体等）有其独特价值。（2）巴赫金聆听“专横”中的“狂欢”：方法创新——内外综合。①20世纪前半期的“内部研究”——文本细读。20世纪前半叶是文学研究“向内转”崛起并成为主流的时期，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派明确和捍卫文学的特殊属性；②20世纪后半期的“外部研究”——关系连缀。从20世纪50年代起萌生出以原型批评为先兆的“向外转”倾向。尤其是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映批评和接受美学理论、新历史主义等都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③内外综合研究——整合与协调。第三种声音日渐强大，显示出他旺盛的生命力并代表着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巴赫金的探索及其影响。④“语言学转向”的铺垫作用。20世纪初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质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20世纪所有的社会科学思潮都与这一“转向”有关，它开启了20世纪新的思维。

3.复调小说理论。巴赫金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发现复调型。（2）关于文本与话语。①关于作者—（文本）主人公—读者关系。复调小说的作者具有深刻的积极性，但这个积极性带有特殊的对话性质。这是一种新的主体性思想。②关于复调小说和独白小说。巴赫金借用“复调”与独白对应，实质上是对“全知全能叙述者”创作主体的解构。但是每一个载体都拥有自己的主要生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是无可替代的。③关于对话性的问题。在巴赫金看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的多元世界里，一切都是同时共存，相互作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注意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

4.狂欢化诗学。（1）小说性与狂欢化相通。狂欢化的主要精神是：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异性，反对孤立自足的封闭性。而小说在根本上是反规范的。小说不允许独白，它坚持在现存体系所认可的文本与它所拒绝的文本之间进行对话。（2）体裁诗学：语言表达世界观。巴赫金着重以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为基础，来考察和研究体裁诗学问题。小说体裁具有讽刺模拟性，它能讽刺模拟一切高级的语言、体裁和风格，具有体裁的百科全书性。另一方面，巴赫金注重社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开掘，极力推崇民间文化源泉在小说发展中的作用。（3）狂欢化：沟通交流之桥。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他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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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rrida，J”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 uman Sciences”。 中译文参见《现代外国哲学》[11]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 —172页。

[2] In：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Toro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3，7

[3] Rotty，R“Deconstructionist Theory”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8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5]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6]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7]Selden，R，Contemporury Literary Theory，Kentucky：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1985，p85

[8][英]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李康，李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年版，第195—196页。

[9][英]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李康，李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年版，第202—203页。

[10]Selden，R，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Kentucky：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1985，p87。

[11]《德里达访谈录：立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12]《德里达访谈录：立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0页。

[13][英]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一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李康，李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年版，第188页。

[14]《德里达访谈录：立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15] 参见《德里达访谈录：译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51页。

[16]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8年版，第47—48页。

[17]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8]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19]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20]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

[21]雅克·拉康：《拉康选集》，楮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编者前言。

[22] （英）Darian Leader and Judy Groves著《拉康》；张君厚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版，第16页。

[23] 笔者译为“理想化自我认同”。而张君厚在《拉康》（[英]Darian Leader and Judy Groves著）中将其翻译为“以理想自居”。笔者以为后者译法欠准确。

[24] （日）福原泰平著《拉康——镜像阶段》；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5] 具体故事情节与两个三角形结构图见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相关内容。

[26] 《性史》计划写六卷，但福柯生前只完成出版了三卷，第四卷据说已写竣，但福柯无意让其出版。参看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的译者注，渠东，李康，李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年版，第89页。

[27][美]伊库滋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 年版，第238页。

[28]Shawver，L〈1998〉Notes on Reading Foucault s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Retrieved0725/00 form the World Wide Web：http：//www.California.com/rathbone/foucbc.htnl

[29] 参见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年版，第84页。

[30]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31] Michel Foucault“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In：Bouchard，D，〈ed.〉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se.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139.

[32]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33]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60页。

[34]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25 页。

[35] “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9页。

[36] 参见李幼燕《米歇尔福柯》见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15—422页。

[37] Selden，R.Ca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Kentucky：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1985.p.98。

[38] 李惠国，黄长著主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版，第117页。

[39] [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40] 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hor？”In：www.Colorado，edu./English/ENGL2012klage/1997Fcallt.html.

[41] [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42][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1992年版，第293页。

[43] “RSAs”是“Repressive State A pparatuses”（“压制性国家机器”）的缩写，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赛的论文“Ideology and Ideologyical State Apparatuses”（1969）中缩写而来。按照阿尔都塞的描述，“压制性国家机器”是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相对应而有所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主要通过警察、军队等强制性制约单元发挥功能，后者则通过一系列非强制性制约单元，如家庭，学校，宗教等来发挥作用。可参看[澳]Pauline Johnson，Marxist aestherics：The foundations with everyday life for an emancipated consciousness. London：Rouledge & Kegan Paul，1984 ，pp.119—120.

[44] 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 ，代表作是1851年出版的《白鲸》。

[45] 以上对作者功能特征的描述，参见：Michel Foucault“What is Author？″In：www.Colorado.edu./English/ENGL2012klage/1997Fouenllt.html.

[46] [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 ，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 页。

[47] [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页。

[48]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 年版，第116页。

[49] 张玉能《后现代主义与实践美学的回答》，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一期。

[50]参见叶秀山《“画面”，“语言”，和“诗”——读福柯（这不是烟斗>》，载《外国美学》〈第十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1—312页。

[5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vo18 From Formalism To Post structuralism，ed by，Raman Seld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67.

[52] [ 美] 保罗 ·德 ·曼 ：《盲 目与洞见》，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前言。

[53] [ 美] 保罗 ·德 ·曼：《盲 目与洞见》，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1 0 9 页。

[54][美]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纽黑文1979年版，第1章。

[55][美]保罗·德·曼：《盲视与洞见》，明尼苏达大学1983年版，第1章。

[56][美]保罗·德·曼：《盲视与洞见》，明尼苏达大学1983年版，第7章。

[57] [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58] Paul de Man，″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Jeremy Hawtborn，（ed.）.Criticism and Criticism Theary. Londen：Edward Arnold，1984，P.62.

[59] Paul de Man，″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Jeremy Hawtborn，（ed.）.Criticism and Criticism Theary. Londen：Edward Arnold，1984，P.63.

[60] Paul de Man，″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Jeremy Hawthorn，（ed.）.Criticism and Criticism Theary. Londen：Edward Arnold，1984，P.64.

[61]3 Paul de Man，″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Jeremy Hawtborn，（ed.）.Criticism and Criticism Theary. Londen：Edward Arnold，1984，P.64.

[62] [美]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6—67页。

[63] Selden，R Contemporary Literary.Kentucky：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1985.P.90.

[64] 哈特曼：：《野中的批评》，纽黑文1980年版，第5章。

[65] [美]杰弗里·哈特曼：《阅读的产品》，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02页。

[66][美]杰弗里·哈特曼：《荒原上的批评》，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页。

[67] [美]杰弗里·哈特曼：《荒原上的批评》，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页。

[68] 同上。

[69] [美]杰弗里·哈特曼：《荒原上的批评》，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 页。

[70]美[]希利斯·米勒：《传统与差异》，Diacifics第二期（1972），第11页。

[71] [美]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72] [美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4页。

[73] [美]希利斯·米勒：《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74] J.Hillis. Miller，Search for Grounds in Literary Study，in Theory Now and Then，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273.

[75] J.Hillis. Miller，Tradition and Difference，in Theory Now and Then，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p.89.

[76] [美]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77][美]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78] [美]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79] 布鲁姆：《误读图示》，纽约1975年版。

[80]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参见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81] 布鲁姆：《误读图示》，纽约1975年版。

[82] 同上。

[83] （美）凯特林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裴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84] （俄）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3页。

[85] （美）凯特林娜.克拉克.、迈克尔.或奎斯特著：《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裴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86] （俄）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页。

[87] （俄）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页。

[88]《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89] 《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90] 《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91] （俄）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1页。

[92] （俄）巴赫金著：《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版，第174页。

[93] （俄）巴赫金著：《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