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与狂欢化诗学

一、巴赫金的地位：重建话语体系

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苏联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之一。他出生于苏联维尔纽斯一个普通银行职员家庭，23岁时就在自组的“康德研究小组”里主持艺术讲座。他前半生的研究分期为：1924年前，存在主义和现象学；1924年至1928年，社会学和语言学；1936年开始历史、文学研究。他一生著述颇丰，其著述涵盖了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神话学、社会学、历史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因而，他被世人称作二十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奇才。他大胆突破旧传统，不断开拓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从而在哲学、美学、文艺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提出并独特地解决了一系列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他论题繁多，著作浩迭，兼有异语表意、多层理解的充分余地。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诗学”问题时提出了“复调”理论，其核心是平等、呼应与对话。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被认为是当今时代“富于开拓性的事件”。他的思想引发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对思想文化的质疑和反思。

颠覆旧话语体系，重构新话语体系，这是巴赫金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他从两方面克服旧话语体系的弊病：空洞、抽象的“唯理论性”；封闭自足的“系统性”。巴赫金以“建构”来引导自己的“探索”工作。这实际上是倡导一种行为哲学、创造哲学。他所建立的开放性的话语体系成放射状，具有极强的兼容性。

二、巴赫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一）西方思维惯势：“逻各斯中心主义”

之所以将巴赫金放置到解构主义一章中来理解，那是因为他对传统思维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打破和对新思维方式“对话主义”的建构。“巴赫金的难题在于：他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要求，要我们改变用来进行思维的基本范畴。为了理解巴赫金，我们必须更改习以为常的方法，在接触他之前，我们曾用这些方法认识任何事物。”[83]的确，要改变西方基于正统的世界观的习以为常的认知事物，包括艺术地认知事物的方法，是很困难的。这种世界观的特征是所有的价值以其空间的位置来决定，从高到低，从中心到边缘。这种强调中心、权威、等级和规则的形而上学“独白型”一元权威的世界观雄踞西方数千年，对西方认识论和文艺批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反映在语言观上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巴赫金敏锐地看到这种独白意识的弊端：它强化等级制，试图压制一切非权威力量；它扼杀创造潜力、窒息生机，导致单一、片面、简单、僵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就发现其重大影响并指出：“这些基本原则，其作用远远超出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领域；他们是现代整个思想文化所遵循的原则”[84]。它强调“非此即彼”，习惯用“绝对否定”来代替“否定之否定”，即认为否定中不包含任何肯定。这种“绝对否定性”在某些解构主义者那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绝对否定导致自身否定，全面解构导致自身解构。

巴赫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很早就注意到，在以形而上学认识论为基础的、古代正统的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为基础的、古代非正统世界观也顽强的存在着。虽然它多半是出于被压制、被排挤的地位，但他屡屡利用其在节庆期间的合法性，利用其下层的民众性，不断对以中心、权威自居的正统世界观发起挑战，产生威慑力量和颠覆作用。只是以独白意识为前提的正统的世界观高居霸权地位，它排挤压制异己声音，其声音之强大以至于淹没了其他声音。

巴赫金以其灵敏的耳朵，在正统世界观的“专横话语”中聆听到“狂欢节的回响”。这是一种狂欢节的思维，或者说是“意识的狂欢化”。它潜在的同一切独白型的认知定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针锋相对，颠覆着认识论中的等级制。狂欢思维承认处于边缘的声音（文化、观念、文类、文体等）有其独特价值。颠覆中心并非让“边缘”中心化或“中心”边缘化，而是要打破等级的一统天下，让边缘与中心恢复对话和对流，并让区分开的二元在冲撞、交流、对话中生发出新的性质和功能。

（二）巴赫金聆听“专横”中的“狂欢”：方法创新——内外综合

“巴赫金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而在于他为解决问题而使用的具体方法。”[85]我们知道，巴赫金的独特贡献，则在于他所倡导的以对话主义为基础的重语境、重对话、兼顾内外、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致力于理解和阐明各式各样的言谈、学说之间的交流、对话，相互丰富，因而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而避其短，能为当代各种文学批评流派所接受和欣赏。因此，巴赫金才在“内”“外”之争中占据了自己独有的位置。

1.20世纪前半期的“内部研究”——文本细读。

20世纪“内转向”和“外转向”，或称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争论是很焦灼的。20世纪前半叶是文学研究“内转向”、“文学内部研究”崛起并成为主流的时期，它以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和30、40年代的新批评派为标志。他们强调：捍卫文学作为特殊学科的特殊属性，关注文学文本的审美形式，倡导切人文本内部的近距离的“细读”方式，即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但“内部研究”重文本解读的枯燥和狭隘越来越明显化。

2.20世纪后半期的“外部研究”——关系连缀。

原型批评大有离开文本以形成整体反顾的“向外转”气势。从20世纪50年代起，原型批评理论家、加拿大学者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公开向新批评派挑战，它努力创立文学人类学并为种种文学体裁和意象探寻人类学模式和原型。作者试图以“原型”概念去恢复从神化、宗教到文学的有机联系，使文学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成为文学所关注的焦点。虽然20世纪后半叶众多文学批评流派对原型批评的看法相异，但在强调文学与外部的联系方面不谋而合，促成了文学研究“向外转”的国际性潮流。最为耀眼的当属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映批评和接受美学理论，以及解构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等重要转变，都从不同角度凸现出与文学文本同等重要的语境或背景对于理解和阐释的决定意义。强调文学研究的兴趣应由文本解读（集中注意文本语言的性质与效用）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事物的联系）。但“向外转”的文学研究容易在跨越文本分析的樊篱后扑进泛文化批评的泥淖。

3.内外综合研究——整合与协调。

有不少学者认为，从修辞式的“内部研究”到泛文化式的“外部研究”，文学研究这一“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逆反变革，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其实在众声喧哗中，另一种声音一直在高扬：对话—整合，或称“兼顾内外的综合研究”，它避免了或强调“内”或强调“外”的单方面研究的不足，这便是巴赫金的探索而得的成就。

4.“语言学转向”的铺垫作用。

开启了20世纪新思维、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质的“语言学转向”，是在上述“向内转”、“向外转”以及巴赫金所倡导的“兼顾内外、综合研究”之前就发生了的。它涉及的不只是纯粹的语言学问题，它关系到20世纪人文学科各领域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20世纪所有的社会科学思潮都与这一“转向”有关。

首先表现在哲学研究方面，哲学研究从本体论（研究存在之本源、现象之本质）和认识论（研究认识是经验的还是理性的）两阶段后转向语言哲学（认为哲学和一切文化现象与语言相关）阶段。它实际顺应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双重要求。它们要求科学的进步能够提供破译与解读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方法，实现人类学本体论研究范围和深度的纵深拓展。这时，解释学、传播学、语言学的崛起，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些特别是与后现代主义（指现代主义之后）对文化与人类学诸问题的关注是紧密相连的。

其次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综观20世纪文学研究之先“向内转”后“向外转”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唯独巴赫金难能可贵地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探寻一条“兼顾内外、综合研究”的道路。他较早的认识到，人类生活是通过语言与世界交往，并与之发生实际上的联系。作家笔下的日常生活是“一种虚构，是知识分子的杜撰。”显然，巴赫金在这里强调的是，作者笔下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作家通过语言叙述出来的“日常生活”。所有的语言都深深地包含着内在隐喻结构，它暗中影响着“意义”的表达，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因而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巴赫金将诸多学科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从而克服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互排斥、各自为政的弊病，从而他的思维方式及其研究方法，对后世文论建设启示很多。

三、复调小说理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86]。复调小说是多声部、“全面对话”的小说。它突破了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使小说呈开放性，减弱了由作家全知全能式安排的封闭性。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创新

“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甚至不妨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是创造出了世界的一种新的艺术模式，在该模式中，旧的形式中许多基本因素都得到了基本性的改造。”[87]这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力推崇，他认为陀氏有三方面的艺术创新：（1）作家创造出人的形象的全新结构，即“一个没有纳入最终完成作品的现实生活框架之中的他人意识”[88]。艺术家所创造的个性化人物就是一个未最终完成的全新形象。（2）作家提出了如何描绘自我发展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人的事件方面”得到展示。（3）作家发现了“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作为它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性”。这三方面的艺术创新是同一现象的三个侧面，它们间有形式和内容的性质。

（二）关于文本与话语

为了深入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关于“作者—人物—读者”这个一直以来困扰着研究者们的问题就需要被强调出来；同时，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的区别，以及关于小说中对话性的问题，紧密联系着人们认识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清晰认识。

1.“作者”—（文本）“主人公”—“读者”关系。

20世纪以前的实证主义、传记式批评、社会学批评、阐释学等都以“作者”为核心；而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新批评等都以“文本”为核心；接受美学则又将目光归到“读者”身上。创作过程和阐释过程实际就是这三者不断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一点被巴赫金最早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重新阐释了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绘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这里的自我意识成为主人公的重要方面，并“把思想看做是不同意识、不同声音间演出的生动事件”予以描绘，从而使人物具有了内在的自由和相对的独立性，主人公和作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巴赫金看来，复调小说的作者具有深刻的积极性，但这个积极性带有特殊的对话性质。“这是提问、激发、应答、赞同、反对等等的积极性，即对话的积极性”。

2.区别复调小说和独白小说。

“复调”本是作为音乐术语出现在音乐学中的，在作曲法中，它是指不同声部的旋律通过和声对位的努力，进一步营造成严格调性下的多旋律交织性合体音乐。巴赫金借用“复调”与独白对应，实质上是对“全知全能叙述者”创作主体的解构。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中，“人的思想意识，这一意识存在的对话领域，及其一切深刻和特别之处，都是独白型艺术视角所无法企及的。”[89]但独白型小说，如传记小说、史诗小说等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独特价值。因为“每一个载体都拥有自己的主要生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是无可替代的”[90]。

3.关于“对话性”。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理解的是一个同时共存、相互作用的多元世界，它关注的是不同声音间的对话关系。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立场的对话，是作者视角和立场变化，艺术结构和手段更新的标志。巴赫金把“对话”由体裁转换成“哲学范畴”。而对话性，实际上指一种超语言的对话原则。巴赫金所谓的对话，不单指人际交流也包括思想与文化内部的复杂运动。脱离了对话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对话主义”作为巴赫金 法论的精髓，它体现着一种平等、民主的文化意识。它承认世界的差异和矛盾；它倡导多元共存、相互作用；它强调每一种理解都具有未完成性。从而，预示未来有着广阔的天地。

四、狂欢化诗学

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时，巴赫金已经强调了民间狂欢文化的重要因素（狂欢假面—隐却身份、打破等级—平等对话），而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运用哲学人类学观念考察话语规律与官方/民间文化的运动，研究人类文化与文学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着重剖析狂欢节活动、怪诞现实主义等方面的内容。

（一）小说性与狂欢化相通

通过苦难与死亡的荡涤使人的灵魂得到新生，这在欧洲狂欢民俗自我调节的自然演化过程中，是最深层的沉淀。因此，巴赫金把狂欢节从一般的节日游艺活动中区别出来，进而将其看作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是“特殊形式的生活”。

表现为一种杂语（不同来源的语言、语调交错出现）现象的狂欢节，其最为核心的是各种意识形态（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互文性。与权威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是固定统一的已完成文本，而狂欢节的文本却具有未完成性和变异性，相对于前者，它便是颠覆与更新的力量。“互文”与“杂语”的狂欢化核心精神就是交流与对话、平等与共存；反对孤立自足的封闭与僵化，提倡变更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的世界观可以渗透到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型的庆贺、礼仪、形式的总和）中。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狂欢化：一种特有的文学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一种源于民间诙谐文化的、艺术地把握生活的强大手段；一种有着深刻哲学认识论和人类文化学基础的统一而具无限创造力的开放体系。

当然，表现在文学文本中的狂欢化，首先是一种由诙谐因素组成的、特殊的语言或符号系统。这个语言中的词语和形式具有双重指向性和巨大的象征概括力量。它和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狂欢化，在渗入到作品中时，表现为一定的体裁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题材范围。

作为诗学的狂欢化，针对的体裁是文艺复兴时候出现的长篇小说。“文学狂欢化的问题，是历史诗学，主要是题材诗学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91]而且“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92]以挖掘其“所特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方法和手段。”[93]而在众多的体裁中，巴赫金之所以选择小说体裁展开他的体裁诗学研究，那是因为小说在根本上是反规范的，是“唯一正在形成的体裁”。小说坚持在现存体系所认可的文本与它所拒绝的文本间进行对话。因而就具有了一种可称为“小说性”的东西，它在本性上是探索型的。因此可见，狂欢化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精神文化现象。它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和交流的积淀产物。它是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潜存于西方文化中的一股智性反叛之流。

（二）体裁诗学：语言表达世界观

以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为基础，巴赫金从欧洲文学发展流程来考察体裁诗学。

巴赫金在深入到小说体裁结构的内部，将其文学性与史诗对比中揭示了小说体裁自身的独特性：异质性成分的复合体。为此，巴赫金首先关注其语言现象，并认为小说研究应重心放置到其语言之艺术描绘、语言之形象性等问题上。狂欢化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时空和语言实践。特别是其语言，是一种狂欢式的特殊语言，诸如粗俗化的广场语言、伊索式的寓言语言、象征、隐喻、模拟、调侃等语言，甚至几乎囊括了所有与双声语、一符多音以及与滑稽相关的一切美学范畴（丑、幽默、怪诞、喜剧性因素等）。小说体裁能利用说话人的各种身份（主人公、假定的作者、叙事人等）、说话的各种方式、各种语调等，利用诸如小丑、傻瓜、骗子等世界性形象，充分发挥小说体裁独特的叙事功能：讽刺模拟一切高级的语言、体裁和风格。

同时，巴赫金致力于研究文学的外部因素，从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进行开掘。他发现民间的狂欢文化在小说发展中的文化历史文化底蕴。从远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尤其是从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话语中发掘出狂欢节上自我与他者、官方与民间、高雅与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众声喧哗，从狂欢节氛围中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延伸到了社会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显然，民间文化的广场性质在小说发展中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它把因等级而生的恐惧、敬畏、虔诚以及种种不平等的条规与礼仪抛置脑后让“单一语言”的霸权神话土崩瓦解，让广场（或言“市场”）自由交谈、平等沟通的“对话”畅行无阻。

巴赫金认为能充分体现“小说性”、“民间性”和“杂语性”的狂欢化程度较高的小说就是理想的小说，因为它不仅能充分利用小说这种体裁面具来玩味和讽刺模拟（或高雅或低俗的）不同话语，把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兼容以达开放；而且还具有深层的文化底蕴（“仪典性”）。

发现并总结狂欢化文学独特的艺术原则，这是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的重要贡献：（1）独特的艺术思维：以狂欢节的“犯禁”眼光看世界，表里澄澈、雅俗共赏；（2）鲜明的蔑权性：对高级、权威的语言、风格、体裁等进行“降格”处理；同时，也“升格”了旧修辞学所贬低的体裁（如小说等）和官方文化贬低的人物（如小丑、傻瓜、骗子等），让讽刺模拟来完成深刻寓含的任务；（3）手法：混杂、衔接、交流。有意将不同语言、风格、文体等交融在一起以展现狂欢精神，这种小说弱独白（强对话）、弱教条（强变易），从而最富创造性与生命力（它是未完成性的、开放性的）。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策略，为当代叙述学（叙事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意义：架起沟通之桥

1.哲学意义：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它能使人们摆脱僵化和教条等级制束缚，挖掘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潜能，进而挖掘潜文本。其打破独白意识的垄断而主张建立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创造精力更好地投入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其所倡导的快乐哲学更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意义。

2.文化意义：揭示了文化中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交替运动，中心化与边缘化的相互抗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发展张力，动摇了单一文化的垄断地位，张扬了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使各种雅文化、俗文化与官方主流文化在对立、碰撞、冲突之间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恢复交流与对话。这是新的文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