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

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的核心人物被戏称为“耶鲁四人帮”，是指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特曼、布鲁姆等四人。他们以耶鲁大学为中心，掀起了解构主义的大风浪，其具体理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保罗·德曼的解构理论与批评

保罗·德·曼（1919—1983）曾先后在康奈尔、霍普金斯、苏黎世和耶鲁等大学任教。作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领袖人物，他最早也是最完整地接受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并成功地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因而有“德曼的对德里达的（理论的）运用在解构主义发展中是关键性事件”[51]的评价。主要著作有：《盲视与洞见》《阅读的寓言》《理论的抵制》《批评写作》等。德·曼是从提出自己的解构主义文本阅读理论开始建构他的解构主义修辞学的。

（一）解构“文本”

德·曼的解构主义文本观的核心是：文本与阅读不可分、文本意义不确定。如果说经典的阅读模式是主题性阅读，后来的一些阅读主张为自由性阅读的话，那么德·曼的解构主义批评与上述的不同之处是：他认为可以“将阅读行为看做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的无止境过程”[52]，也即“阅读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般所谓的“洞见”仅仅是读者的自我欺骗地通过某种盲目性（误读）达到的。“批评家对于他们的批评的设想盲目的时刻，也就是他们达到最深刻洞见的时刻”[53]。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语言符号与意义间的不一致性，在德·曼看来，语言文本总是将意义“掩藏”在那些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并不是一种罕见的、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情况，而是语言本身就具有的独特品性。这种不一致性必然要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必然导致可能的“误读”和“误解”。德·曼解构“文本”的观点可以简要概括为：第一，文学文本及其意义依赖于读者的阅读活动的参与；第二，由于文学文本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一套完整含义（意义），因而这个参与过程是个文本与阅读交互作用的无止境过程；第三，真理与谬误交融于阅读与理解文本的整个过程，完全“正确”的阅读是没有的；因此，第四，文学史不应把文学文本当作永恒不变的确定意义的客体来加以阐释。

（二）解构“语言一意义”之一致性

德·曼强调了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他说，要“破除”“符号和指称的语义一致的神话”[54]。这种解剖“语言”、消解权威的与解构主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在德·曼看来，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不一致乃是语言本身的特性，他说，“能够将意义掩藏在一个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是语言的独特权力，正如我们将愤怒或憎恨掩藏在微笑背后一样。”[55]这也就是说，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不一致乃至对立，并非语言中特殊、罕见的现象，而是语言的普遍规律和独特品性。正是这种不一致，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充分阅读理解的不可能性，用德·曼的话说，即“阅读的可能性永远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56]。从这一角度看，任何以获取对文本意义最终的、正确的解释为目的的阅读理论，都将被证明是自欺欺人的。

（三）“解构的修辞学”

所谓“修辞”或“修辞学”，简要地讲，就是“运用词汇产生效果的艺术”。德·曼认为，传统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理论中的突出特点，“是语法（尤其是句法）结构同修辞学结构的共同运用，而又显然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巴尔特、托多洛夫、热奈特、格雷马斯及其门徒，在其文学分析中，都在使语法和修辞学于完全的连续性中发挥功能方面，在没有困难或阻碍地从语法结构转移到修辞学结构方面，进行了简化，并从雅克布逊那里抽身退回。确实，当语法结构研究被阐述为当代的有关生成、转换和分布语法的理论时，转义和修辞格（这里‘修辞学’这一术语正是这样使用的，而不是在评论、雄辩和劝导等方面的引申意义上使用）的研究，变成了语法模式的单纯延伸”[57]，它是句法关系上的一套特定模式。而德·曼的“解构的修辞学”就是要分解出语法学模式与修辞学模式间的潜在张力，找出二者间的自我消解性。

1.语法的修辞化。

为了说明“语法”与“修辞”之间的这种张力，德·曼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阿契·班克的妻子问他，保龄球鞋的鞋带是系在上面还是下面时，班克回答；“那有什么不同吗？”他的妻子开始解释那有什么不同，而没有意识到班克的意思是“我不在乎（有什么不同）。”（I don't give a dawn.直译为：我不会诅咒（你）。）德·曼进而分析了这个回答具有的两个互相排斥的意义：

一个肯定而另一个否定自己的言外之意的模式。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意义，一个字面意义和一个比喻意义，也不是要我们决定这两个含义中哪一个在特定的场合中是正确的。这种含混只能被一个超文本意图的介入才能解除，恰如阿契·班克直面他妻子的场景；然而班克所显示的恼怒更多的是暗示而不是急躁：它透露出班克的绝望，即面对一个语言的意义结构时却不能控制，以及面对未来的类似含混结构的无限性而无法把握这一令人气馁的前景，而所有这些潜在的灾难就在它们（自己）的含混结构中。这种暗示实际上并不是通过修辞格构成的微型文本的一个部分，它摄取我们的关注仅仅在它保持悬浮和未澄清之际⋯⋯修辞完全中止逻各斯并展示出参照性误差令人晕眩地可能性。[58]

德·曼在这里重心强调的是：由于参照系不同，同样的语句，竟也会产生相异乃至相互排斥的含义。就上例而言，其字面义问的是“有什么不同”，但其修辞义则是“没有什么不同（对班克而言）”。因此而产生出一种来自于修辞的“含混”或言“修辞之谜”。那么，当一个句子结构具有多种意义并互相消解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无所释义的状况，譬如，语法允许我们提出问题，但我们用来提问的句子的含义（修辞意义）却可能否定了提问的可能性。因而德·曼提出，“当我们甚至都不能可信地决定是否一个问题是在问还是不在问时，我要问，提问还有什么用途呢？”[59]这种由“参照性误差”带来的读解多义性，使得人们不禁要慨叹：要追问一个句子的确定含义是不可能的。这被德·曼称为“语法的修辞化”，即由句型范例产生的诸种修辞格带来的句子含混乃至文本差异。

2.修辞的语法化。

与此同时，德·曼通过对普鲁斯特的著名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一个片断的读解，探讨了他称之为“修辞的语法化”的文本解读方式。在这两个段落中，主要是描写人物对“夏日”、对“阴暗的清凉”的感受和评价，通过动作描述、通过对外界事物的细微观察以及“拟人化”的描述和最后的主观评价表观出来。德·曼认为，该文本引导阅读的方式很形而上——以隐喻大于转喻的优先权来引导读者的阅读行为。于是，“在一种美妙的富有魅力的明暗对照的效果中，保持姿态的蝴蝶作为光线的隐喻起到平衡作用，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屋内获得了读书所需要的光线。在光线的唤醒下，温暖也进入了房间，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听觉通感的作用下具体化。按照（文中）叙述人的说法，这些隐喻性的替代物和回馈使自己在屋内对夏天的呈现的经验感觉要比在屋外世界所可能得到的更为完整”；更进一步讲，“普鲁斯特说，相对于转喻的任意偶然性而言，隐喻的固有的含义通过‘必要的环节’导致完美的综合。在这种综合的作用下，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化词汇进入文本”[60]。换句话说，隐喻被转喻消解：“阴暗（它使我的房间凉爽）与我的休息相宜，而休息（感谢我的书中讲述的冒险故事打破了我的宁静）支撑着活动奔流中的震荡和摇动，就像在流动小溪中一动不动的手的平静。”[61]在此，诸多隐喻中的一个特指——“睡眠美”被唤起，它已变成转喻关联（由纯粹习俗联结的两个词）而不再是隐喻（内心需要、“必要环节”（普鲁斯特语）或先验的必然性）。

因此，德·曼所谓的“修辞的语法化”强调的，是偶然转喻功能的分解和打破力量：对既成的形而上学的先验必然性、内心需要、必要环节等要素的打破和分解。并且他不是去排斥后者或将转喻与隐喻对立，而是着眼于一种多元共生、转喻与隐喻相互转换和相互作用。并指出隐喻的所谓“优先权”被转喻的“双重结构”所包含，它已经使原本的中心发生了偏离。从而有“一个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并否定它自身的修辞模式的权威性”[62]这样的判断，也即解构，是文本自带而非外加的。

（四）“盲视”是“洞见”的前提

德·曼的另一个著名论断，是他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提出的：批评家们只有通过确定的盲视才能获得洞见，采用一种方法或理论很难产生出洞见：“所有这些批评家们（卢卡奇、布朗肖、坡莱特）似乎古怪地被注定去说一些与他们想要说的事情不同的东西”；批评家们之所以能获得洞见仅仅在于他们是在“这种奇特的盲视的控制之中”[63]。他进而以美国新批评派的实践为例，论证了新批评派错把“解释的循环”误解为文本的一致，这反而帮助他们持续着一种盲视，这种盲视产生出进入诗歌的分解与多样性含义的洞见：洞见并非有意追求之果，批评必须无视洞见之果。

德·曼这种对批评的认识与德里达对文本结构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对“洞见”的“盲视”前提的强调，同样具有一种翻转性的颠覆作用。

德·曼的解构主义打上了美国批评学派的特色，既关注对差异的读解，又多少带有“新批评”的那种细读风格。某种意义上，德·曼的解构最接近于文学文本的本身特点。

二、杰弗里·哈特曼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杰弗里·哈特曼（1929— ）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是耶鲁学派的“四大将”之一。其著作有《超越形式主义》《阅读的命运》《荒原上的批评》等。一般认为，哈特曼是紧随德里达和德·曼之后较为全面地发展了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的人物。哈特曼的解构主义观点可以概括为：

（一）语义之多变与不确定性

1.哈特曼确认并深入阐述了语言意义的复杂多变与不确定性。他认为，语言像“迷宫”一样，在不断地破坏自身的意义，解构自身。其理由有四：

（1）一切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象征性的。首先，一切语言都避免不了对隐喻的借用。那种认为凡语言都是从字面意义上体现本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以严谨著称的哲学、法律等方面的著作也与诗歌一样，深深地依赖隐喻。尽管隐喻看起来是用一套符号取代另一套符号的虚构，而语言恰好在那些它试图表现得最具说服力的地方显示出自己的虚构和武断的本质，只不过文学将这种模棱两可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罢了。其次，象征是语言的基本特性。由于象征，语言的字面意义就与它的实际含义相分离，从而使语言变得不确定。

（2）语词含义依赖于其他词义的映照。语言本身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其中每一个词，每一句话不仅必须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其含义，而且还必须与全部语言相联系才能把握其意义，因为“词并不依赖于它们自身，而是依赖于其他的词”[64]。尤其是在与别的符号的差异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这使得语言成为一个巨大的、彼此映现着对方又等待着对方映现的意义网链，甚至需要与全部语言联系才能最终完成语词意义的确定，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无法确定。

（3）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它与现实不可分割，它表现现实、阐明现实；而另一方面，语言本身的符号性又否定自身与现象世界间的关系，它超越现象世界在符号领域活动并使自己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

（4）语言的含义越是含蓄、丰富，越是具有不确定性，越是具有一种自我解构、自我颠覆的特征。哈特曼看到，“那种认为不同于批评或哲学语言的文学语言是最‘丰富的’（即多义的，含有丰富的歧义的）看法，也必须加以修正。语言⋯⋯愈是丰富或愈是含蓄，它就愈会具有颠覆意义。使含蓄变得过于含蓄的双关语是这种颠覆的一个特殊的实例：无论这些双关语多么巧智和富有爆发性，无论它们产生的意义多么有力，它们都会在我们内心唤起一种破坏的无实体性的感觉，一种遍布于整个语言的传染的感觉。”[65]

2.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既然“语言”意义不确定，那“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就很容易揭示了。哈特曼认为，“写作总是言词的偷窃或修补。这种偷窃以一种新的公平原则分配言词，像飘散的花种，没有可参照的资产法，也没有界限⋯⋯甚至以专有名词表述，所有权也非专有。因此，写作是一种跨越文本界限的行为，一种使文本不确定的行为，或者把mini表现为mi—dit（说了一半）的行为。”[66]也就是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在作者写作过程中就已经不可逃避地形成了，不确定性是写作的必然结果。此处之“言词的偷窃或修补”类似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一个文本从围绕自己的“他文本”的海洋中提取那些已被写过、读过的片断、语词，并“按照伪装的程式”把它们“编织”到自己的文本中去。从而使得写作成为一种跨越自身文本界限的行为，使文本的意义总是与别的意义相互交叉与转换，最终成为一种与别的意义共存的、可作多种解释的意义类型，乃至成为别的意义。因此，即使对于写作者来说，该文本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多重的。

（二）批评与阅读应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1.阅读与批评所要关注的，是自身作为阅读的过程。由于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此以关心确定意义为目的的批评和阅读既违背了阅读的真正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何况“阅读是为了理解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阅读所包含的东西，而不是把读到的东西化为似是而非的思想。”[67]涉及阅读诸多方面的问题理解，须让阅读者参与以使阅读成为一种思想和文本的典型结合。阅读者解释不同，文本意义不相同，同时也不确定。显然，批评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关注和分析阅读过程中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产生，以及文本在读者意识中的变化。

2.由于阅读与批评中对确定意义的追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故其目标就是揭示矛盾和歧义。结合批评和阅读的对象——文本来看，语言及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于确定意义的追寻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不确定性像是一道解和真理。”[68]从而，阅读或者批评所能做的工作，就只能是根据需要尽可能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去揭示矛盾和歧义，而不是如何努力去克服不确定性，或者去弥合矛盾和歧义，从而确定一个连贯一致的意义。

3.创造性再思考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方式。哈特曼从阅读和批评的目标就是揭示矛盾和歧义这一角度出发，指出：由于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必然会对文学阅读和批评方式产生影响，“它鼓励一种写作形式——一种表达解释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会天真地服从于思想的追求。”[69]而必定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再思考，成为一种对于非真实的事物的存在和对于关于存在的虚构的一种细察，从而实现“阅读是为了理解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阅读所包含的东西”这一目的。

4.批评也是一种写作。哈特曼也正是从文学阅读和批评是创造性再思考这一点出发，进一步消解了批评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界限。在哈特曼看来，批评在文学之内而不是之外，批评产生的文本也是一种文学文本，也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方式的产物，它和文学文本一样，也在编织语言。当然，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德里达的《丧钟》、巴尔特的《恋人絮语》以及基督教的《圣经》，其实都可以作为文学文本看待。

三、希利斯·米勒对解构方法的研究

希利斯·米勒（1928— ），美国著名批评家。24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72—1985年为耶鲁大学教授。1983年保罗·德·曼去世后，希利斯·米勒成为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领袖人物。其批评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早期观点：文学批评是一种次生文学

以70年代转向解构主义为标志，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50年代前期的米勒受新批评的影响较大，推崇的是文本细读法；50年代后期，深受日内瓦学派现象学文学理论的影响，在美国积极推行他自己所接受的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乔治·布莱的思想。认为阅读行为先于批评，是批评的源头。而文学是一种意识形式的观念，认为文学既不是寓于诗和小说文字中的客观的意义结构，也不是作者无意识情绪的表达，更不是某种与社会相结合的交流结构的显性形式，而是某种意识的形式通过思想和文学的结合表现出来的思想状态的体现。与此相应的，希利斯·米勒也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文学形式，是一种次生文学。批评家与诗人、小说家一样，也在进行自己的精神历险，只是批评家是通过思考他人——诗人和小说家——的经验进行历险，即从作家经验内部体验、扩展和完善作家意识，从而扩展人类意识的内部空间。

（二）70年代后：解构主义批评观点

1.语言的修辞性使得其因隐喻和转喻的虚构效果而使语义歪曲。从70年代开始，希利斯·米勒接受德里达的影响，加入解构主义行列，和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等共同推进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在解构主义基本观念上，希利斯·米勒与其他解构主义理论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对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作了更深的开掘。他同意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修辞学观念，也认为一切符号都是修辞的“图形”，即所有的词都是隐喻。在保罗·德·曼的解构修辞学理论基础上，希利斯。米勒进一步指出：“与其说修辞手段是从正确使用语言中产生或转化而来，不如说一切语言从一开始就有隐喻手段的性质。语言的实义或指称作用的概念，是从忘记语言的隐喻‘根源’中产生的一种幻觉。”[70]希利斯·米勒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依赖语言的修辞性即转喻和隐喻完成自己的传达的，转喻关涉的是对象双方的联系，鼓励一种按照字面意思的实义阅读，隐喻暗示的是对象双方的相似性，是一种明显没有根据的虚构。但是，作为修辞手段，无论是隐喻还是转喻，都会引起误解。例如，诗不论多么富于隐喻性，都可能让我们按语词实义来阅读，而小说通常是转喻性的，但最终都是虚构而并非模仿。说到底，语言的修辞性最终成为一种解构语言指称性的分裂力量，使符号随时随地产生一种歪曲语义的效果。

2.一切文学文本都在自我建构中自我分解。从语言的修辞性使得其因隐喻和转喻的虚构效果而使语义歪曲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观察文学文本，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一切文学文本都有一种自我分解性质，文本自身的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自我分解过程。和保罗—德·曼以及杰弗里·哈特曼一样，希利斯·米勒也突出地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而且，他进一步将他的修辞理论扩展到文本之间的关系，认为任何一个文本总是与其他文本相互干涉，他的语言总是关于其他文本的语言。在文学文本中，总是存在着对于先前文本的模仿、借喻，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文本既是“寄主”者，又是“寄生”者，“先前的文本既是新的文本的基础，也是这首新诗必定予以消灭的某种东西。新诗消灭其他的方式使它合并进来，把它化作幽灵似的非实在体，以便完成变成自身基础的那种既可能也不可能的任务。新诗既需要那些老的文本，又必须消灭它们。它既寄生于它们，又贪婪地吞食它们的躯体。”[71]

希利斯·米勒甚至认为，这种“寄主”和“寄生”的关系不仅贯穿于整个文学史，而且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寄主兼寄生物‘不合逻辑’的关系，在每一个单独存在的实体中重新建构自身，变成更大范围中的这一极或那一极，这一无情的法则既适用于批评文章所批评的文本，同样也适用于批评文章本身。”例如，“无论‘明显的’解读（指非解构主义的解读——引者）或是‘解构主义的’解读法都不是‘单义性的’。每一种解读在其自身之内都必然地包含着自己的敌人，本身既是寄主，也是寄生物。解构主义的解读包含着‘明显的’解读，反之亦然。在诗中以及在诗的批评中，虚无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之内的一种不可割离的异己存在。”[72]

3.关于修辞性阅读。米勒认为，由于当下的文学研究体制的变化，使得解构主义者必须对阅读问题集中精力去关注。当下学科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必须与自己寓于其中的语境这两者之间相互服务；而且又由于当下学习文学的人日渐减少，人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下降，相反的是，文学研究的范式却越来越多。但文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就是阅读问题，米勒甚至认为“盲目地拒绝阅读是我们职业的最低义务的轻视”[73]。而且，文学研究者一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理论逻辑起点已经受到了普通文学批评的四个支柱（社会、自我、语言和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影响，而自己的理论起点决定自己的言说内容和方式，因此，米勒负责任地劝告说：“我们必须慎重而又缓慢地行进，仔细检验其基础，不要想当然地接受任何东西”，这样做的目的是以便“再次回到我们现代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基础性文本上来，耐心细致地重新阅读”[74]。这才是修辞性研究。

米勒认为，既然一切文本都是语言，而阅读又先于批评，所以，最佳的方式就应当是修辞性的阅读，这样才能把握语言的根本特质，因为“一切语言一开始就是比喻性的。语言使用过程的字面意思或者指称性的概念，仅仅是由于忘记了语言的隐喻性‘根源’而产生的一种幻想”[75]。因此，他认为解构主义探讨的是“在比喻、概念和叙述的相互交织的固有属性中究竟暗含了什么。”[76]也就是说，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一方面接受着新文本与从前文本的“互文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关注着文本内部所存在类似的对立关系，运用修辞的、词源的或者喻象的分析来解除文学和哲学语言的神秘性，显然这是内部批评。解构“不是以君临一切的架势从外部审视文本，而是始终局限于文本追寻自身的活动之中”[77]。同时，任何一种解构同时也是一种建构：“它非但不把文本再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断，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构的东西”。

4.为“解构”正名。针对一直以来人们对解构主义形成的“虚无主义”的误解，米勒也像德里达一样力求准确解释“解构”的含义，为“解构”正名。米勒首先认为感受到“虚无”，那是因为人们对解构主义这种新的批评模式感到恐惧。因为它贬低一切价值观念，进而使得传统的阐释模式变得不可能。其实，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内在的寄生物，它们本就是一体的，米勒充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借以证明解构主义不可能是虚无主义。他说：“‘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文本来清理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语言。批评的语言同它所解读的作品的语言一样，都受到同样的限制，都会进入同样的死胡同。为逃脱语言牢房所做的最为勇敢的努力到头来只会把墙筑得更高。”[78]因此，同虚无主义相比，解构主义批评不是寄生者，而是弑亲者，它把西方的形而上学彻底拆毁，使其没有修复的机会和再生的希望。

四、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

哈罗德·布鲁姆（1930— ）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生于纽约，1955年在耶鲁大学获英语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其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1975年所发表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和《误读图示》，其中提出并阐述了“影响即误读”理论。

首先，“阅读总是误读”。布鲁姆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出发，沿着保罗·德·曼的解构思路，提出“阅读总是误读”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文本的原始意义是无法通过阅读找寻到的。因为它通过能指之间的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与延异而不断产生与消失着，所以，“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延异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79]。

其次，“影响即误读”。布鲁姆认为，文学史上后人所受前辈的影响，并非是后人对前辈的继承而是对其误读、误释、修正和改造。布鲁姆主要针对浪漫主义诗歌史上英美诗人的表现而言，认为当代诗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他为了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总是试图用各种有意和无意的误读来贬低“诗的传统”这一“父亲”的价值，而后者又试图压抑和毁灭前者。因而，一部诗歌史，至少部分地是伟大诗人们同他们伟大前辈们间的“遮盖/反遮盖”的斗争史。譬如布莱克借对弥尔顿《失乐园》的“重写”来确立自己的天才地位，类似的后人对前辈的误读、修正和改造的例子还有：但丁对维吉尔，维吉尔对荷马，华兹华斯对弥尔顿，弥尔顿对斯宾塞。因此，他认为，一部“诗歌影响史，即从文艺复兴起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焦虑和自我适合的歪曲模仿的历史，一部曲解的历史，一部反常、任性、故意的‘修正主义’的历史”[80]。

再次，“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81]，即互文性。这是布鲁姆从解构主义认为任何文本不存在派生的原文，一切文本都处在互相影响、交叉、重叠和转化之中的观点中化来的。他进而认为互文性“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82]。

布鲁姆打破传统认为“影响”就是模仿、继承、接受和吸收的观念，强调“影响”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和乃至重写的一面，其理论可谓打开了文学发展中久封的“创新”之窗，又顺手掩上了“继承”之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