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雅克·拉康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过渡

雅克·拉康（1901—1981）是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后精神分析学家。他被称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最后一位大师”，其定期研讨会具有“一种庙堂般的神圣气氛”[21]。主要著作有《拉康文集》《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等。但是，拉康的研究范围广泛，论著语言艰深，再加上他的思想极为复杂，因而历来少有研究者能全面理解他的论著。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过哲学，又在巴黎大学学习过精神分析学的拉康，清晰地看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不足，试图用结构主义的“科学力量”来修正精神分析学过分注重主观性和任意性的弊病，因此针对与人的主体问题相关的所有方面尤其是人的无意识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阅读和批评策略，反对把精神分析学“医学化”、“科学化”或者泛化。本节先介绍拉康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深刻含义，然后给出其在文本结构方面的思考范例。

一、确认“主体”：镜像理论

拉康的早期思想对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其“镜像阶段”理论。同时与之相关的还有“符号”、“能指与所指”、“假想”、“言语和语言”以及“差异”与“系统”。其中“镜像阶段”理论是其思想的基石。拉康的大部分思想都是基于“镜像阶段”来展开论述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它的理论来源和特点。

1936年拉康第一次参加了在马里安巴德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年会，在这次会议上，年仅35岁的拉康提出了他的“镜像阶段”观点。“镜像阶段”（mir ror phase），简单说，是指婴儿（儿童在6—18个月间）逐步能够辨认出自己的身体（在镜中）的形象，从而逐步获得对自己身份的基本认同的这样一个经验过程。

（一）“模仿”（“仿同”）

刚出生的婴儿既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那么婴儿对自身的“不成熟”的反应便是“模仿”，从因好奇而来的模仿中，他们逐渐掌握了自己与身体的关系。而人与某些动物一样，具有这种将自己伪装成和周围环境一样的习惯。这一现象可以被称作“动物拟态表现”。法国思想家罗杰·卡罗伊认为：生物融入其周围环境是一条自然法则，它们通常会呈现出与周围空间相同的颜色[22]。基于此，拉康在他的“镜像阶段”理论中把儿童镜像反应与儿童心理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结合起来，认为生物体在外界形象上存在着一个与之相似的虚幻痴迷的形式；儿童能把自己与自身之外的形象等同起来，无论是他自己在镜中的影像，还是另一个孩子的形象。

（二）“假想”与“异化”

拉康理论中上述对另一方的仿同并非只是儿童时期的一个短暂阶段，它是每一个个体在发展中的组织原则。这种自我认同的现象时刻存在并随时间因自我之外的空间的游移不定而发生认同对象和认同效果的变化。随之，拉康将这种仿同作用发生的领域称为“假想”，从而我便经常处于一个与自我根本相异的、在自我之外的形象之中。也就是说，自我是由一种导致异化的自我认同作用构成的，其基础是身体和神经系统最初的不完备。这种不完备使得镜像阶段的自我总是试图保持一种表象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而掩盖了其肉体的分裂和不协调（儿童生理机能发育尚不完备）。这时的作为主体的人在两极之间摆动：一边是起异化作用的形象，另一边是支离破碎的真正的肉体。

（三）差异——价值的依据德里达的理论中对“我”的认识在于明确指出：我的在场（present）是由我的不在场（“缺席”absent）来烘托和比照出来的，没有了“不在场”，“在场”的“像”便不具体，主体便无法具象化。“不在场”比“在场”更具有表现力和存在价值。为了叙述一个完整的“我”的整体，必须借助于“我”的相应的每一个“不在场”一对一的“指证”。他者在主体产生之前就在那里，虽然位于主体的外部，却经常决定主体。对我们而言，他者是“我”真正的象征意义的保证人。如果我们可以将德里达的核心理论概括为世界的本来面目所具有的性质是“同存同灭、互文彰显”的依存性，那么拉康的理论中也似乎是关注到了依存性的一面。但两者的理论其实相差甚远：1.德里达重在宏观诠释世界的存在方式，而拉康则意在微观地探索个体的发展方式；2.德里达的理论可以任意针对不具象的事物，而拉康的理论则主要面对的是主体人，甚至重心在人的精神层面；3.德里达的依存性解释针对的是强调世界的“结构”“规则”与“核心”的理论，他强调事物存在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拉康则强调的是主体在认识世界的成长过程中将外界与自身的关系如何摆放的问题。一句话，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是关注“我”是如何根据自身之外的万象来塑造主体“我”自身的。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德里达和拉康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受结构语言学发展影响的思想家们认为，任何结构，只要它基于一个由差异组成的系统，那它就是一个语言结构。一个词之所以是这个词，是因为它与其他词的差异的存在。例如，cat因为与mat、fat和bat等词相似却有差异，所以才确认了自己的独特性。差异产生价值，差异显现存在，区别使此事物有别于彼事物，使此事物自身在被彼事物彰显的同时又彰显了彼事物，因此事物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每一个事物之所以有它自己的价值，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由差异组成的系统中。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它的“内容”本身，而是它在整个系统之中的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位置。譬如一个以到港时间为排列标准的空运网中：那架19点35分的飞机，即使今天是19点38分才降落机场，人们提说它时也还是用那架19点35分的飞机（譬如代号NTTF），在飞机抵港时间网格表上，它有自己因与同类的差异而获得的独特位置。

当然，每一个系统都有它自己的布排依据和法则，有一个核心的参照物（标准）。很显然，上述系统是以飞机抵港时间的先后（差异）来确定各个飞机在系统中所处之位置的。假如9点35分抵港的飞机有100架，则该系统（“母”系统）中在9点35分这一点上出现了一个（静止的、不含差异的）“子”系统，根据“差异性是系统的灵魂”原则判断：此时，该100架飞机的位置（独特性、不可替代性）肯定已经是由它们所属的另一系统（“子”系统）中的别种差异（譬如降落之跑道的差异等）来确定了。譬如两架飞机不可能同时降落在同一跑道上，这就是两者的差异，它们（这100架飞机）的不可重合性（差异性）由原来的“时间差异”（母系统的定位依据）转到了“跑道差异”或“空间差异”（子系统的定位依据、形成判断的区别标准）上。因而我们说，差异随时随地存在，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世界因为拥有了差异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魅力。

二、有关“符号”

（一）符号打造了人的世界

世界是由符号打造出来的，符号是具有语言意义的。因为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每一样事物从其名称、性质、构造、作用以及其生成与发展历史等等，都是人给其赋予了意义，而意义是借助于符号而出炉的，是凭附于符号来显现自己的。因而，世界在被描述时就让位于符号，它凭借符号的组合来展示自己。在我们为了描述S时，我们说“S是P。在这里，被描述对象S，必须借助于P这个符号的非具象化、概念化的过滤。也就是说，世界要被人理解，必须借助于描述或述说，而述说之本身非借助于符号而不可以被传达。因而，在事物被描述、被述说的那一刹那开始，它便消隐了本体自身，而蜕变为一组异己的符号而隐藏了起来，留给我们无穷传达着的只是那语词（符号）的空壳。比如“醋是酸的”是一个讲述，“是”之前的被描述者“醋”的被理解、被讲述的过程，只有借助于“酸的”这一个符号（语词）。而“酸的”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描述“醋”的属性的符号，要想理解“醋”的属性“酸的”，即使不相信符号“酸的”而去品尝醋，品尝完之后还是得借助于语词（符号）把你对“醋”的品尝感受传达出来，即使你不用“酸的”这个语词（符号），而故意将这种味觉命名为“咸的”甚至于“辣的”，但“咸的”、“辣的”仍然是语词（符号）。所以，人对世界的理解与解释、交流与打造，永远也摆脱不掉“是”之后的描述者P即符号（语词）的存在，甚至即使是人们内心意念的运动也离不开语词（符号）。一句话，人眼中的、心中的世界都是由符号打造出来的。

（二）符号打造了人

从50年代开始，拉康在他的研究中越来越强调符号的力量及其组织原则。这些被理解为婴儿出生时所处的社会的、文化的、语言的环境，这些环境在婴儿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存在于社会结构中，而社会结构对家庭，当然也对父母的理想、目标及经历起作用。甚至在婴儿出生之前，父母就已经在谈论他（她），给他（她）取名字，构想他（她）的未来。新生儿很难理解这个由语言打造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将对婴儿的一生都施加影响。这种观点对拉康镜像阶段理论有明显的影响。如果拉康最初强调的是假想的自我认同作用的话，他如今则是在讨论其符号的一面。如果儿童迷恋某一形象，他（她）仍会从父母的言谈中认定一些能指来作为自我认同作用的元素。当一位母亲把婴儿举到镜子前面让他观察自己的形象时，母亲可能会说：“你的眼睛长得真像你奶奶”或者“你长得真像你爸爸”。这些都是符号组成的断言，它们把婴儿与其所代表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断言，假如一位母亲总是对她的儿子说：“你这孩子坏透了。”这个孩子在自我认同意识的促使下，长大之后很可能成为恶棍，除非他是圣人。孩子的性格取决于他（她）所接受的父母的话语。由此，我们为下列一则格言找到了理论根基：

留心你的语言，它可以影响你的思想；留心你的思想，它可以支配你的行动；留心你的行动，它可以养成你的习惯；留心你的习惯，它可以锻造你的性格；留心你的性格，它必将决定你的命运。

三 、有关“理想”

在自我认同的形象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自我认同为这个形象之前，一直存在着一种自我认同作用，象征性地自我认同为一个表意元素。如果说，自恋是指人与其形象的关系，这就表明自恋不仅是假想的，而且也具有符号的一面。换句话说，我所自恋的“我”其实是一个符号，一个带有一定意义的符号，一个假想的表意元素。拉康把这种假想的符号称作“a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deal”（“理想化自我认同”[23]），这个词语不是用来指某种字面意义上的完美与“理想”。这种理想是无意识的。儿童不会突然决定要设想自己是某个长辈或某个成员，而是他（她）小时候听到的话会混合在一起，形成潜意识里各种符号的核心，并对自己施加目标塑造的影响。

对于这一点，拉康认为从临床材料中可以推断出它们的存在。经分析发现了首要的自我认同作用，即主体如何成长为父母所预言的样子或重复他（她）（外）祖父犯过的错误。比如20世纪英国大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某一天偶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看到他父母恋爱的细节时，他吃惊地发现，父母的恋爱与他和妻子的恋爱经历完全一致[24]。这表明符号是在超出有意识的控制或在当事人的认识范围之外发生作用的。罗素的惊讶表明潜意识的确在起作用。

由此看出，符号的影响力远非人的清醒意识所可以控制和支配的，但它的确在左右着一个人依照它去行动。在这里，自我认同作用论的关键是带有理想性质的符号自我认同作用将主体从完全禁锢他（她）的假想中解脱出来。它们来自另一个领域，那就是符号，因此在这一结构中为主体提供了背景和基础。换句话说，在符号世界拥有一席之地，就意味着要离开形象的世界。

拉康在他早期的研究中详细阐述的自恋幻想领域现在已经证明有符号基础：即与形象的关系是由语言构成的。人们可以这么认为：我与我自己的关系是由外界形成的，我对自己的了解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因为形象被缠绕在一个复杂的符号网中，这个网把它们调来换去，将它们合为一体并安排它们之间的关系。

四、有关“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

（一）“语言”和“言语”

拉康在他著名的1953年罗马演说《心理分析中言语和语言的功能与范围》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假想与符号之间关系的构想。可以这么说：这篇论文消除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对言语和语言的混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语言被看做是一个抽象的结构，是一个由差异组成的形式系统；而言语须有一个说话者，和一个听众。也即，语言是一个抽象的形式性的存在，言语是由施者和受者、述者和听者组成的动态化过程。如果语言是结构，言语就是行为，在说话者说出时就产生了意义，同时赋予说话者以身份。当说话者说出“你是我老师”时，他表明了说话者的地位：要么已经是学生，要么是在承认自愧弗如，要么是在表达抗议，或者有其他什么意思。因此说话确定了说话者的地位，给予他一个位置。同时，当一个人说话时，他会发现“我使用的词所能表达的意义比我原想用它表达的意义要多”。也就是说，说出的话所传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说话者有意识的理解和控制的范围。

（二）“说”使言语客体消失

人的行为与表现，实际是困在身体里的语言，是语言在出行、在活动。当说话者接受到听话者反馈回来的信息时，信息的内容与形式早已发生颠倒。从幼年起，你就不得不靠说话来表达你的需求，而一旦你使用词汇来表达什么时，你就进人了另一个领域。如果你说“妈妈，我要吃奶”，开口说话就会使情况和想法发生变化。听者（妈妈）“给不给”我奶吃，比“奶”本身更重要。换句话说，“给不给”奶，是妈妈如何表达她的爱。这时，需求的对象被语言的一面打得粉碎，重要的倒不是客体——奶，而是爱的表示。于是，话语给了世界一种特殊形式的损失：说话，意味着使说话的客体消失。因为，说话者是对另一个人说话的，在“说”（请求）中，“说”（请求）的对象被遮掩了。

拉康认为言语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努力使别人明白他（她）的愿望，由于言语通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妨碍其得到认可，因此，结果不甚明显。如果我们把理解作为言语作用的中心，则必须有他者的存在，通过他者，你的言语才可以被其听到，被其理解。

（三）“能指”与“所指”

能指是一种声音形象（比如一个词map），所指是一个概念。所指有某种有限性，我们使用能指来表示所指（我们要表达的意思）。通俗地讲，能指是我们用来表达一定意思的一串有声词语，而所指是被表达的意义的抽象概念。所指脱离物象而抽象在心，能指发自概念而形声于口。

词是我们理解意义的途径。从词到义的过程看起来相当简单。但拉康并不这么认为，他不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清楚明了的，不认为从词到义的途径很简单。他认为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真实的障碍和阻力。他说：“词语并不是这么简单地表明它的意义，而是引出一个语言链条上其他的词，正如一个意义本身会引出其他意义一样。”因此，说话者必须不断地给出解释，因而我们便很容易对于生活中总会发生许多误解、误会的原因表示理解了。

综合上述对拉康早期思想中几个核心概念的通俗解读，我们发现，拉康的早期思想沿着这样一个逻辑通道和主干线来发展和引申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完全是通过符号这一必不可少的媒介来实现的，进而对世界的建造以及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建造，在与他人进行交流时，都凭借了符号的过渡和中介。一定程度上说：符号打造了世界，也打造了人。可是符号在转述和交流中，在将所指这一抽象概念以能指的形式表现给接受者时，总要脱漏或被迷失一些本意，形成理解的“多义化”。同时又由于符号的多义性、不连续性和可增删性，世界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便同时存在了。差异给了事物在自己所属的那一个系统内以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事物的每一个性质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参照标准或依据的规定下彰显出来的；系统不是唯一的，但在一个系统里，差异使得该物被确定为占据独特位置的“唯一”。

其实，或许正如上文所说的拉康的观点：解释的过程、语言转述的过程实际就是意义脱漏和逸散的过程，而我们这里借助语言的理解过程本身就是在收集意义脱漏和逸散之后的碎片，甚至拉康本人在阐述自己所想时就已经离开了其原初意义的核心而游离远去。

五、文本阐释：《论〈被窃信件>》

拉康分析文学艺术作品是借以阐释自己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拉康看来，艺术是主体的象征，而象征是被结构化、符号化的语言的“现象的秩序”，“符号秩序是构造性的”，分析一部艺术作品，实质上是要分析该作品的语言结构与主体无意识结构的相似，即从作为“能指”和“符号秩序”的本文出发，挖掘其无意识“所指”，从中发现符号秩序与主体的关系。

《被窃信件》是爱伦·坡的作品，因拉康的分析而被众人熟知。尤其是拉康的《论〈被窃信件〉》成为20世纪引发一系列重要学术讨论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引得雅克·德里达来“解构”，巴巴拉·约翰逊（1947— ）又专文对德里达的“解构”再进行“解构”，霍兰德又专文阐释《被窃信件》以说明自己“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的观点。

拉康分析该作的目的正是从作为“能指”和“符号秩序”的本文出发，挖掘它的无意识“所指”，并从中发现符号秩序和主体的关系。小说中的“信”（letter）有“字母”的意思，被看做是语言的隐喻，也是无意识的隐喻，它作为“纯粹的能指”对主体起着制约作用，“信”及其“被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换句话说，信（语言）作为“纯粹的能指”制约着无意识并使其重复（两个场面、两个重复的三角结构[25]），也即形式化的语言（the formal language）决定主体。一句话，是无意识决定了爱伦·坡《被窃信件》的语言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上主要对拉康的结构主义方面的贡献进行介绍，但是拉康对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不确定关系的论述，对主体的离异性与分裂性的论述，都具有超前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