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伽达默尔“理解的历史性”到姚斯“接受文学史”

相比于很少谈及读者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方面而专注于读者具体的阅读活动的伊瑟尔，姚斯以伽达默尔的方式，使文学作品处于它的历史“视阈”之内，处于它所由产生的那种文化意义的背景之中，探讨了文学作品这个历史“视阈”与它的读者不断变化的历史“视阈”之间的关系。

一、系统的现代解释学创立者——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

（一）启示来自于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

1.解释学的缘起。解释学是一种探究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其缘起是由理解《圣经》而来的阅读和解释文本的方法。到了18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由具体到一般，建立了方法论解释学，传统的经文释义学和文献考证学则进而发展成为它的具体运用。它强调对文本的理解要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心理个性联系起来，要求解释者通过移情进入作者以及作者历史时代的视阈之中，努力达到理解作者原意的目的。

后来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进一步把解释学融入生命哲学中，认为一切文化产品都是主体生命的“表达”，解释学的任务就是从历史、文献、作品本身出发，复原它们所表征的原初体验和所象征的生活世界，使解释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体验”和“理解”。

2.海德格尔的“理解”。解释学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现代转向是由海德格尔引发的。以海德格尔之见，理解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它强调理解的前结构的重要性，认为理解、解释在本质上必须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掌握”来实现。他说：“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43]海德格尔的“先行具有”是指人们必须存在于一个已经存在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先行见到”是指我们思考问题时所具有的语言、概念以及语言的方式；“先行掌握”是指我们在解释之前就已经具有的观念、前提和假定等等。他认为，文本所呈现的意义，不仅来自于文本自身，还来自解释者在理解之前对意义的预期。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也是对意义的再创造。

3.海德格尔之思考“诗语”以直面事物本身的思想。清除流俗之见，从事情本身出发来组建理解之先行结构，这是海德格尔用来保证人突破“解释的循环”以获得新知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认为，人如何从时间与历史中跳出来，只有借助于语言。但语言有双重性：非诗性语言仿佛来自过去，在封闭着的时间的连续性中使流俗之见阻碍了我们靠近事物之初始真实；诗性语言仿佛来自未来，打破时间的连续性而在另一空间向度上，使我们直接面对事物本身以领悟语言启示的原初意义。

4.海德格尔给伽达默尔的两大启示：理解的本体论性质和理解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所建立的系统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乃是对这两大原则的系统发挥与阐释。

（二）理解的历史性

1.理解的历史性。意义的理解问题是当代解释学的核心内容。伽达默尔解释学并不研究解释的具体方法，而是探寻解释和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他认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客观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决定了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的理解必然具有历史性和有限性，理解者必定是站在自身和他所处的时代及环境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一切的。这些理解的历史性包含着三要素：一是理解之前就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二是理解对象的构成过程是历史的；三是理解主体的实践所形成的价值观。所以，从文本到理解者都内在地镶嵌于历史之中。真正的理解是要承认并正确处理这一无法摆脱的历史性，因为“人的成见远比他的判断更是他的存在的历史现实。”[44]

2.成见分两种。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活动就是理解者将自己并入传统的过程。既然一方面传统保留在文本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又始终处于传统之中且传统也是我们之一部分，那么，传统与成见形成了当下理解的视野和出发点。但是成见分“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前者是正面的“生产性偏见”；后者是“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成见”，乃后天的错误认识所致，当在理解和交流中区分以消除之。

3.如何在理解中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成见呢？伽达默尔认为，具体方法是在不断的“视阈融合”所形成的“解释的循环”中无休止地让两种视阈〔文本的“视阈”和理解者的“视阈”（即“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45]）〕进行融合。“视阈”（Horizont）标志着人从他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出发所能达到的理解范围。“视阈”是不断形成、发展、扩大的。上述两种“视阈”（理解者的和文本的）在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并不是抛弃自己的“视阈”以完全进入对方的“视阈”，而是彼此不断交流、碰撞，随着理解的深入，理解者不断丰富和扩大自己。而理解就是这两种“视阈”融合的过程，是认知心理学的“同化”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阈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每一次“视阈融合”都会形成新的“视阈”，一种既包含着理解者的视阈又包含着文本的视阈同时又超越了这二者的视阈所形成的全新的视阈，同时形成新的成见，而新的“视阈”又构成下一次理解起点，如此循环不止。所以，读者的不同理解的总和接近和构成了艺术文本的全部意蕴。

4.判断理解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什么？伽达默尔认为，判断的唯一标准是“效果历史”（effective—history）。所谓“效果历史”就是指一种理解在它自身的那个时代所起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以及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对后人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艺术文本一旦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并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艺术文本的意义是在理解中生成与存在的，理解要通过“解释循环”与文本展开历史性对话。换句话说，艺术文本和人们对艺术文本的理解都是包含着效果历史的，对艺术文本的考察，不能不考虑不同时代的读者及其所作的不同理解。

伽达默尔“效果历史”原则及其对读者地位的强调，直接开启了接受美学的接受文学史观念。尤其是他将历史看做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间的对话，为后来的文学理论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方法论。

二、姚斯：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解释学倾向于集中在过去的作品上面：它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主要产生于对过去作品的看法”，其最新发展“被认为是‘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接受理论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姚斯关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就是建立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成见”、“效果历史”、“视阈融合”等命题之上的，他在作为接受理论奠基之作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传统文学史是“伪历史”。姚斯认为，传统的文学史关注的仅仅是作家作品的历史，而文学作品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创作的，其功能和作用也只有在接受活动中才能实现。这里的读者包括普通的读者、文学批评家、面对过去文学传统进行创作的作家、文学史家等首先也都必须是读者。显然，没有被读者接受的文学作品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的进程。他认为：“谁要是把文学事实的序列看成文学的历史，谁便把艺术作品中的文学事件同历史中的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了”，因为：1.文学事件不具有不可改变的后果性；而处于一定历史因果关系中的历史事件则不是；2.文学事件不会自动延续，只有在阅读和再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接受活动构成其历史的连续性。也即文学的历史发展是由各个时代的作家和接受者共同创造的，它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文学史的写作任务，就是描述这种“建筑在接受美学基础上的”对话过程。

关于接受文学史本身的“历史性”。姚斯认为，为照顾到文学的历史性，有三方面需要注意：1.在文学作品接受的联系中用历时性方法去观察。历时的研究要求人们既要考察一部作品的接受历史，还要考察该作品在文学系统内部对后来文学生产的影响；2.从同时代文学的关联性、系统顺序的更迭性中用共时方法去分析。在共时横向的比较中分析由这种不同文学现象构成的综合体以及由它所形成的某一时代的读者共同的文学期待、记忆与展望的视野。3.注意将文学的内在发展与一般历史进程统一起来。姚斯强调，除了对文学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描述外，文学史的任务还必须将自身看做是与一般历史的固有联系中的特殊历史，也即文学的特殊作用史。“只有着眼于”“读者的文学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改变他对世界的理解”这一情况，以及“这种视野的变化，关于文学作用的分析才能深入到一种文学史的领域”。从而也就把文学阅读、接受的历史与文学的效果和作用的历史统一起来，共同纳入文学史视野，弥合了文学史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鸿沟。

关于“期待视野”、文学审美标准和文学作用史间的关系。“期待视野”是姚斯借助解释学的“视阈”（视野）的概念来解决审美标准问题的。它主要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过去阅读中的艺术经验、读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教育素质、道德理想等综合形成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要求和审美心理定势。“它将唤起读者对已阅读过的作品的记忆，把读者带到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中，并且一开始便引起读者对‘经过和结局’的期待。”姚斯认为，文学的历史性存在于每个读者的变化以及读者间期待视野的关联中，因此用一部作品作用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所引起的审美距离的大小，可以衡量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高低。

审美标准是动态的而不是凝定的，这是因为文学期待视野不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姚斯受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影响很深，但在伽达默尔看来，没有必要再去思考经典已经回答了的问题；而姚斯认为，经典作品只能说明自己在与文学期待视野的张力关系中曾经作为“杰作”而存在，但“代表这种传统的杰作在人们的回顾视野中就包含了它们本来的消极性，他们迫使我们去怀疑它们那不言而喻的经典性并重新寻找‘真正的问题的视野””。也就是说，经典是在过去与现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和张力关系中动态地存在的，它需要重新被提出问题并从中寻找答案。姚斯的这种见解符合文学实际，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生命的永恒性颇有启发。

姚斯对传统文学史观的批判和对新的接受文学史观的阐述带给人们很多有价值的思考，但他把文学史仅仅看成是接受史，未免有些过分夸大读者的能动性而忽略其他，再说，接受文学史的写作也是难以付诸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