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乔治·布莱与日内瓦学派的文论

胡塞尔现象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很快便在文论领域产生了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很鲜明的文学批评典范就是“日内瓦学派”，他们将现象学的方法和观念成功运用于文学批评，影响甚为广远。

一、概述日内瓦学派

日内瓦学派是从1933年马塞尔·莱蒙发表《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开始的，其学派成形之标志则是1949年乔治·布莱《人类时间的研究》的出版。后者《批评意识》（1971年）被誉为该学派的宣言式杰作。可以说，日内瓦学派只是一些声音相近而同气相求的批评家的组合群体而已，他们并非都生活在瑞士。代表人物还有阿尔贝·贝甘、让·鲁塞、让·斯塔罗宾斯基、让—皮埃尔·里夏尔以及希利斯·米勒等人。该学派的主要共同倾向在于以下两点：

（一）文学的基本性质

日内瓦学派对浪漫主义和现象学文学观之“创造”的重要性予以充分重视。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现实事物的模仿或复制，而是人的创造意识（作家经过“悬置”和“中止判断”等现象还原之后的纯粹意识）的结晶，是人类意识的一种集中表现形式。也即一部文学作品的世界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经过作者意识重新组织、建构而成的有机系统。按照从现象学那里继承并发展来的观点，作品是作家的精神历险，是作家的纯粹意识的体现，是其意识意向性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其实际生活的内容和经验的再现，作品与历史、政治、宗教、传记和心理症候之间没有什么关系。鉴于此，批评家要对潜藏在作品中的意识给予特别关注，而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生平、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等外在情况。

（二）批评何为

对于文学批评究竟要做些什么，日内瓦学派认为，意识活动不是被动的反映，意识总是意向性的，意识与意识对象紧密相关，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人在面对对象时，也就是面对他自身的纯粹意识即自我意识来建构对象；人在面对他人或他人的世界时，也就是面对他人的意识。而批评家面对文学作品，就是面对着另外一个主体，另外一个主体的意识，因而说，批评乃是一种主体间行为。

批评作为一种意识活动，批评的主体与批评的对象也是合而为一的。文学作品是作者精神意识的还原和表现，批评就是要批评家也通过现象学还原，怀着深刻的同情，消除自己的偏爱，泯灭自我，澄怀静虑，以一种纯粹中立的态度毫无成见地参与和投入到作品的世界中，介入作者的内在意识，主客相融，通过文学媒介去把握深藏于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网络之中的作者意识模式，掌握作家作为主体与世界作为客体之间的现象关系，即把握作家的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过程，从而再次体验和思考作者已经体验的经验和思考过的观念，达到批评者与作者的精神和意识的遇合，然后在批评家的批评写作中再度投射这种意识模式。

换句话说，批评的整个过程就是要从一个主体经由作品客体抵达另一个主体，其目的就在于探寻作者之“我思”。在日内瓦学派看来，批评就是一种与作为批评对象的“原生文学”平等的“次生文学”，是关于文学的文学，是关于意识的意识。批评家借助别人的文学作品来探索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批评模式也就是乔治·布莱所描述的“意识批评”。

二、乔治·布莱的“批评意识”

乔治·布莱生于1902年，比利时人。他的代表作有《人类时间研究》《批评意识》《圆的变形》《普鲁斯特的空间》《爆炸的诗》等，主要研究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间的关系，对法国新批评影响较大。

（一）文学作品之精神特质

布莱一再强调，被阅读之前的文学作品仅仅是“表明它作为物的存在”的一个纸做的东西而已，但在阅读中，书就不再只是一个物质性存在，大量语词、形象和观念不断携带着丰富的精神和思想奔涌而出。因此，在物质现实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主体的心灵、意识，作为作家主体意识结晶的书，就是另外一个主体。阅读中的书的物质隔阂被阅读所消除，书这个作为作家意识之代表的主体和读者这个实际的主体进行着交流。书中的意识与正常的人的主体意识是一致的，因为它就是作家意识的凝结，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人的意识，因为它是开放的，具有一种召唤力量，读者是可以深入其中并加以分享的。

书中凝结的作家思想情感等精神性的东西的复活，必须借助于读者意识的中介。书中的意识恰好具有开放性和分享性的特点，其精神实体在读者那里很好地找到了存在寓所，凭借读者的中介，文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成为作家鲜活的生命与读者二度体验的场所。

布莱认为，当文学作品作为精神实体对人起作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作为物质实体对人产生作用了，人们看到的就不是书本的物质性现实而是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它不受客观现实原则的制约。这时，读者必须中止现实世界的经验，“悬置”现实世界的存在，完全与作品、作品中的作家意识融为一体，完全生活在作品的世界中，“告别存在的东西”而“听凭谎言的摆布”。这时，人成为语言的猎物，语言编制的幻境包围着我。

（二）“批评意识”

批评意识就是“读者意识”。布莱强调，作为读者意识的批评意识，必须把发生在另一个人的意识中的某种东西当作自己的来加以体会，把自己的自我变成另一个人的自我。他说：“阅读是这样一种行为，⋯⋯我被借给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在我心中思想、感觉、痛苦、骚动。”[28]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让作者思想通过作品对读者思想的入侵，是让作品在我身上体验着自己，从而，我思考着别人的思想。但是，对读者来说，这些作品中的作家思想又不是被当作他人的思想来思考，而是将其作为读者自己的思想来思考的，是读者按照作者的思路来思考，从而成为作者思想的主体。

之所以能把书中作者的思想当作读者自己的思想来思考，布莱认为那是因为“任何观念都不是任何哪一个人的”，无论该观念与作者个人如何紧密而如何短暂地驻留读者的思想，都会因为“我接受了它们，我就表现为它们的主体，我就是主观本源”，它们就成为我的所有物。当然，阅读主体在与创作主体的认同中，并没有完全丧失自我，仍在继续自身的意识活动。

（三）读者体验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何以体验？布莱认为“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一位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就是重新发现一个从自我意识开始而组织起来的生命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说，批评主要不是对作品中形象世界的描述和评论，也不是对作品语言、结构、技巧等形式问题的研究，批评所要寻求的是作家的“我思”。

任何有组织的语言、任何文学文本都产生于这种初始的意识——“我思”。因此，“发现一位作家的‘我思’，批评的任务就完成了大半”。因为没有对自我的意识，就没有对世界的意识，就无法认识世界；因为自我意识不止于自我本身，而是投向世界的：“自我意识，它同时就是通过自我意识对世界的意识。⋯⋯因为，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自我认识正是宇宙的镜子。”

如何重新发现作家的“我思”？布莱认为，“‘我思’乃是一种只能从内部感知的行为”。而且这里的“重新发现”并非日常所言之寻找某物（该物是处于思想之外的）而最终找到它，而只能在那思考着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中去把握，这个被重新发现的东西，只可以在它借以思考自己的那种行为中被把握。意识行为“不能容忍从外部被当作思想的简单补充”。批评者要重新进行作者曾经进行过的意识活动，并将其体现为自我的意识活动，具有与作家等同的主体地位。批评者与作者的思想认同就是批评的认同。

（四）现象学纯粹意识的闪现

布莱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批评活动中首先应该被“回忆”起的、作为批评对象的、作家的“最初的我”，是作家对“存在的最初的感知”，是“存在与其自身的最初接触”。这个属于作家的“最初的感知”，不仅仅属于他个人的经验自我，而是先验“理念”在作家身上的体现，是作家的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也是属于你我共有的人类的纯粹意识。因此，阅读（“重新发现”作家的“我思”）的过程，就是发现作家的纯粹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我的检阅，是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忆”起原初的自我的过程。而在本质上，我、作者与人类的纯粹意识三者是一致的，都来自于先验的“理念”。他说：“一切批评都首先是，从根本上也是一种对意识的批评”[29]，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才能通过自我揭示他人、他者以及整个世界。

（五）批评：摇摆于两种可能性之间

历史上的两种批评方式被布莱提出来予以考察。其共性在于都是批评家与作品之间的不同的认同（差异中的认同）。但两者的区别很明显。。一种批评“通过语词的斡旋”把潜藏在他人思想深处的感觉的深层生命真正转移到批评家的思想中。这样，“批评的表达变成诗的表达，即与诗人的表达一样”，从而将批评文本变成一种文学创作形式，但这种批评并未明确向人们揭示出深藏于文学作品中的主体意识，因此，“从主体方面来说，认同才略具雏形”。另一种批评则是“将文学所反映的实存世界的形象化为几乎无用的抽象概念”。这种批评“已不是模仿”，实际就是以一种脱离具体文学作品感性存在的独立意识来解读作品，它在损害乃至废除文学的情况下实现批评的理性思维与文学作品所显露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统一。

结合上述两种批评，布莱认为，批评就是“摇摆于两种可能性之间，一种是未经理智化的联合，一种是未经联合的理智化”。而上述两种批评方式的选择关键在于其批评语言使用的不同：“批评家所使用的语言可以使他无限地接近或远离他所考察的语言”[30]。很显然，布莱试图寻找的是一种兼顾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结构的恰当的批评方式。他认为，人们日常所习惯的两种思维（由主体到客体；由客体到主体）的共性是：“都承认形式和客体中有一个主体存在，并且先于它们而存在”，“实际上是‘从主体经由客体到主体’”，或者说“批评家的任务是使自己从一个与其客体有关系的主体转移到在其自身上被把握、摆脱了任何客观现实的同一个主体”。

布莱强调认为，批评家在此所要追寻的主体意识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主体与客体完全交织的基本层面；其二是更高的层面，这里的意识具有超验性，并不局限于形式内部，而是超越了形式客体显露出来，是所谓“言外之意”。其三是纯粹意识层面或者说“理念”层面。它（意识）“不再反映什么，只满足于存在，总是在作品之中，却又在作品之上⋯⋯没有任何客体能够表现它，⋯⋯它在其不可言喻的、根本的不可决定性之中呈露自己”。批评家要想获得这种纯粹意识，就必须依靠现象学还原，泯灭自我以实现本质直观，在将自己提高后直接把握一种没有对象的主体性。

布莱和日内瓦学派这种“主题批评”（或言“意识批评”）“是一种诗意的批评”，由于模糊了文学文本与哲学文本之间的界限，而“努力追寻着作家的我思，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本的语言媒介”甚至是把形式和物质当作追寻“我思”的障碍，因而，丢弃语言而勇攀哲学高塔的日内瓦学派，是一个由于太重宏观而显得在20世纪有些“过时”的组群。相比之下，同样是受胡塞尔影响的茵加登就显得在文学批评方面更具体、更有操作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