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中，坦尼亚诺夫与艾亨鲍姆是颇具传奇性和革命性的人物，他们成功地把俄国形式主义转化为捷克结构主义，把形式主义的批判精神植入西方世界，并使之持久地发挥影响。

一、坦尼亚诺夫的文学理论

坦尼亚诺夫与雅克布森合著的《语言与文学研究论纲》被译成十几种语言，成为由形式主义向结构主义转移的重要推动力量。他灵活运用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自足性、独立性亦有一定的相对性，并拒绝把文学作品与社会环境割裂开来。

对于陌生化，坦尼亚诺夫提出了“突出”（foreground）的概念。在什克罗夫斯基看来，文学作品是各种陌生化手段的集合。坦尼亚诺夫认为，文学作品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系统，这里有被动的自动化的非文学成分，有陌生化的文学成分，两种成分相互作用而形成文学作品，这种作用使被动的自动化成分从属于陌生化的成分，并使陌生化的文学成分成为“突出”的结果。这种观点的提出，使形式主义更好的说明文学作品，它承认文学作品内部有自动化和陌生化的对立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兼顾了文学与实际生活联系。

坦尼亚诺夫最关心的理论问题是戏仿（parody），众所周知，戏仿总是产生于旧文本与新文本的特殊关系之中。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家庭之友》是对果戈理的《通讯选录》的戏仿。因此说，文学的发展要依靠对已有的已经让人不再陌生的手段进行陌生化。

在这里坦尼亚诺夫提出了文学序列（Literary sequence）的结构问题，他反对“静态”地观察文学文本。“题材是飘浮着的系统，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某些技巧，吸取另一些技巧。⋯⋯只有在传统的体裁对抗的情况下才能看到新体裁。他大胆的概括说，当一种体裁衰落时，便从文学领域的中心转入边缘地带，而新的文学现象则会从文学的落后地区涌现出来，取得其中心地位。[16]

坦尼亚诺夫把作品视为“各种手法的总和”。在考察各类文学作品时，他重视作品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开了布拉格学派重视关系诗学（relational poetics）之先河。该观念直接引发“变形”（deformation）原则的确立。而“诗中的词看来属于两个系列：韵律系列和意义系列。韵律和语义，二者都在诗歌的选词中起作用。”[17]

文学文本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事实，而是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正是在对文学传统的感知过程中，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才能得以形成。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是在对历史环境的具体感知的过程中诞生的。他说：“文学是动态言语的建构。”当然，其“历史环境”指的是“语境”，而文学的历史系统为识别文学作品提供了关键的因素——语境。

对于文学史研究，他认为，“只有把文学的演变看做是一个系列，看做是和其他系列或体系进行类比并受其制约的体系，我们才有可能研究文学的演变。”[18]因为在他看来，在文学系统和文学作品的下面，掩藏着读者对过去文学作品的了解和记忆。有鉴于此，他断定：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文学系统并不是绝对孑然独立的，它的独立性、自足性是相对的；某一语言现象是否可以看成某一文学事实，取决于它与文学序列的关系，取决于这一语言现象的功能而不是他的“实体”。对文学作品进行抽离系统的纯粹“内部”、“形式”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变异，其实质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种“修正”。

二、艾亨鲍姆的文学理论

和俄国所有形式主义者一样，艾亨鲍姆也执著于这样的观点：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扭曲和变形，它包含着各种技巧。而文学作品就是这各种技巧的总和。艾亨鲍姆在研究文学的题材、风格、韵文结构、散文技巧时，总是采取描述性的态度；此外，他还热衷于采用语言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所有这些，都使他的学术研究带上了明显的科学意味和中立色彩。

艾亨鲍姆对俄国形式主义最大的贡献是他有关诗歌旋律的研究。他曾回忆说：“形式主义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诗歌中的声音问题开始的，在当时，这是个最棘手、最重要的问题。”[19]

在艾亨鲍姆看来，每部作品都包含着一种或多种处于支配地位的艺术技巧，这使作品中其余因素处于变形、失声的境地。他以此原理分析诗歌文本，并在某些类型的诗歌中寻找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调模型。他认为语句旋律对韵文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他将俄罗斯抒情诗分为三种类型：雄辩型、会话型、旋律性。其更为重要的发现是，在一个旋律单元中，语义因素完全从属于语音因素，声音而非意义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原则。而且，诗歌均有其语调模型，使人总是在极力模仿音乐旋律。

艾亨鲍姆总是能敏锐地运用形式主义的独特视角，发现欧洲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中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他认为涅克拉索夫风格新颖独特，因为他把许多民间歌谣的材料、语言、技巧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现方式，而普希金却是古典主义规范的追随者。他考察散文构成、风格等问题，赞赏具有模仿性和高度风格化的作品。他在“再阐释”果戈理《外套》时，只关注作品的形式因素和风格特征，如形式上的设计、双关语的运用、情节的安置，特别是语音组合的模式，进而向人们表明：果戈理并未完全沉溺于其“不加雕饰”的故事，而是以很多艺术技巧将内容巧妙连缀。“果戈理特有的言语、叙事都是经过斟酌的。”[20]在《外套》文本中出现的果戈理并不是讲述者，而是表演者，甚至是个演员。[21]同样，托翁擅长心理描写也并不是环境造所致，而是作家对这种崭新叙事形式的刻意追求。他发现欧·亨利以其小说语体技巧获得了“戏仿”特征，并打消了人们对现实之幻想。认为欧·亨利熟练地展示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并不失时机地将其扭曲，使之变形。同时，艾亨鲍姆对语音模式（sound patterns）和语句旋律（phrase melody）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布拉格结构主义、前苏联符号学和巴赫金学派等重要学派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