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化的努力

1915年，19岁的雅克布森（又译雅克布森、雅各布逊等）牵头成立了“莫斯科语言小组”。组内举行各种活动研究文学和语言问题，“所有这些活动都毫不犹豫强调诗歌的语言问题”[6]。爱好诗歌的雅克布森始终坚信，诗语具有独特的美学功能，研究诗语可以揭示一般语言特征。

雅克布森倡导科学的文学批评，反对文学批评中的非科学倾向（肤浅的印象主义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科学化”[7]，因而提出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文学学”。认为始于对作者生平、思想和社会时尚等外在因素的文学研究易于产生误导，文学学不应该问一部作品出自何时、何地、何人之手，它应该问它现在是什么，它作为一个系统和一个结构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雅克布森的这一思想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因为他把文学研究的焦点聚集于作品之上，更确切地说是聚集于作品形式之上，文体、语言、手法、结构、技巧、程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使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之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是文学性（Literariness）而不是文学（Literature）。因此，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前者，即文学性。“如果文学科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把‘手段’看成是他唯一的主角”[8]。按照雅克布森的看法，使文本成为艺术品的技巧或构造原则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雅科布森和艾亨鲍姆在集中力量研究文学的技巧时，认为应该从文学的文本中把某些成分或因素抽象出来，脱离文本及其内容独立地对它们研究。

二、诗的“系统功能”

通过区别两种语言——日常用语和文学语言，雅克布森首先探讨了诗语功能问题[9]。从功能的角度看，日常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文学语言则以自身为目的[10]。从构成角度看，日常语言按照惯常的构词、语法、修辞来组织语言单位，文学语言无论在构词语法还是在修辞方面，都异乎寻常的打破常规，通过不同的选择、配置、加工、改造，对日常语言施加“暴力”，使之变形、扭曲，从而达到特定的美学目的。比如在日常交际中，语言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无意识活动：他是有目的的，因为它意在交际；它是无意识的，因为交际双方都意识不到语言的存在，张嘴说话，一般不需要字斟句酌。但在文学（特别是诗）的鉴赏中，读者时时意识到语言的存在，并破除文学语言布下的重重迷雾，因此特别需要咬文嚼字。文学的“文学性”就表现在这里，“表现在词和词序、词义以及外部和内部形式”[11]。

从日常语言活动中区分出六种因素（语境、信息、说话者、受话者、接触、代码）的雅克布森，又在此基础上再区分出六种功能。因为任何交流活动都有“说话者”和“受话者”，二者间的沟通既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语境”）作为参照，又需要一定的语言代码（“代码”）作为媒介；此外还需要保持“接触”，既包括物理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交流活动固然无法摆脱这六种因素的“纠缠”，但不同性质的交流活动对于交流因素各有偏好和侧重。

上述六种因素对应着六种不同的功能（表达、指涉、诗意、意会、交流、元语言），它们能够满足不同性质的交流活动对不同因素的特殊需要：发送者重表达；接受者重意会；言此义彼者重指涉；关心沟通者重交流（譬如电话打通时的“喂”）；爱分析语言者重元语言；诗人重诗意。他认为“诗歌的注意力则首先集中在符号本身，而注重实际效用的散文则集中于所指物”[12]。

从而，文学性只是语言交流的一种功能，手段、方式途径永远比目的、意图、效果重要。文学性把读者的目光聚集于韵律、节奏、措辞、语法、修辞等形式问题上，而不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形式之外的某物之上。对文学来说，重要的是它以何种方式、通过何种途径、借助何种语言来“反映”、“指涉”和“表现”。

三、隐喻与转喻

众所周知，隐喻和转喻（又译换喻）是两种基本的修辞方式[1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隐喻；愁而“紧锁双眉”，恨而“咬牙切齿”是转喻。雅克布森在对失语症的研究中给隐喻与转喻赋予了新的内涵。失语症者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错乱现象：一是语言组合系统严重失调，发生“临近性错乱”，故多用隐喻；二是语言选择系统严重失控，发生“相似性错乱”，只能组合词语或连句成段，故多用转喻，如以灯代火，以火代烟，以摇篮代新生，以坟墓代死亡。与相“似”关联的是选择和替换，产生的是隐喻；与相“近”关联的是组合与延伸，产生的是转喻。其关联是：隐喻—选择—共时模式—索绪尔的纵组合；转喻—组合—历时模式—索绪尔的横组合。

原为修辞的隐喻与转喻，在雅克布森那里却成了文学文本的两种基本构成方式。文体方面：诗歌—隐喻，散文—转喻；思潮方面：浪漫主义—隐喻，现实主义—转喻；门类方面：绘画之超现实主义—隐喻，而立体主义—转喻。如此强调区别并不意味着隐喻和转喻总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诗的作用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过程代入组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似性附着于毗邻性，其结果是使象征性、复杂性和多义性成为诗的实质。⋯⋯在诗中，由于相似性被带入到毗邻性，一切转喻都具有了轻微的隐喻特征，而一切隐喻也同样带上了转喻的色彩。[14]”也就是说，隐喻和转喻也是相互渗透的。

代表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雅克布森的观点具有极强的挑战性，他根本否认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任何关系。但他的“文学性是文学研究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在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中，到处可以发现雅克布森的影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