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象征主义的诗论

一、波德莱尔的“纯艺术”文论

法国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波德莱尔（1821—1867）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结集为《浪漫派的艺术》，其美学思想明显地具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倾向。主要观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关于象征的森林。波德莱尔继承浪漫派的传统，给予诗歌以最崇高的地位，但他与浪漫派诗人不同，不是把诗歌看作纯属“心灵”的产物，而认为诗歌与外部世界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表现周围世界的真实是小说的目的，而不是诗歌的目的，“诗表现的是更为真实的东西”。[2]那是上帝根据自己和天堂的形象创造和规定的。而诗人独具慧眼，能够把自然中的万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存在的隐秘的、内在的、彼此对应的关系揭示给世人。

对应理论来自瑞典的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德国雷夫曼的“对应论”和法国傅立叶的“相似论”。波德莱尔的对应理论，其出发点是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把“通感”引入诗歌创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美，诗人的最高使命是追求美。美，带有热忱、愁思、模糊不清、引人猜想、神秘和悔恨、欢悦、忧郁、不幸等。总之，美包含两层：绝对美和特殊美。绝对美是永恒的、不变的，它或多或少极难加以确定，而特殊美是相对的、暂时的。波德莱尔真正感兴趣的是特殊美，即随着时代风尚变化而变化的美，这种美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

关于诗的目的。他认为，写诗不是为了诗人自己的乐趣，而是为了公众的乐趣，他嘲笑“为艺术而艺术”是“幼稚的空想”[3]。但在1851年后，他又该为诗“只以自身为目的。”[4]并认为美的艺术品本身就是道德的，它不必将真、善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的。实际，他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善为内容的说教。同时，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诗的形式方面——诗之所以为诗的那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例如诗表现外部世界的特殊途径，诗所擅长的某些特殊领域等等。

关于想象的威力。他说：想象力是“各种能力的王后”。“它创造了世界（我认为即使在宗教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就理应统治这个世界⋯⋯想象力确实和无限有关。”正因为波德菜尔如此看重想象力，所以他断言：“没有它，一切能力无论多么坚实，多么敏锐，也等于乌有。⋯⋯任何能力都少不了想象力，而想象力却可以代替某些能力。”[5]

波德莱尔有关想象力的论述，扩大了“真实”的领域，而且还把想象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分析上，冲淡了它的神秘色彩，加强了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二、马拉美的象征诗论

马拉美（1842—1898）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文学理论家。象征主义的鼻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其对应理论，为象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魏尔仑、韩波的创作实践是中坚。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马拉美总结概括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象征主义诗论，其主要观点是：

诗在于创造。他说：“文学总必须富于智力才行”[6]。他认为“诗在于创造，必须从人类心灵中撷取种种状态⋯⋯这里面有象征，有创造性⋯⋯总之这就是人类可能具有的唯一的创造性。”[7]象征主义文学把主观内省作为唯一的创造。

诗应当是个谜。他说：“与直接表现对象相反，我认为必须去暗示”。象征主义的含义是：（1）反对直接描写生活现象。（2）诗歌创作是一种暗示，暗示就是让人去猜想，就是一种梦幻状态。（3）神秘性，是诗的本质特征。（4）所以“诗永远应当是个谜，这就是文学的目的所在”。

象征主义表面是为了技巧；从较深的方面来言，则是出于一种良苦用心。象征主义者希望借助一些物象来表达某种邈远的情感和观念。其“暗示”，被后期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看作“客观对应物”。同时，他们强调诗的音乐性。诗的暗示、梦幻主要是通过诗的音乐性来达到。

19世纪后半期的前期象征主义以法国的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等为代表。“前期象征主义诗论⋯⋯要求诗人凭个人的敏感和想象力，运用象征、隐喻、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法，通过丰富和扑朔迷离的意象描写，来暗示、透露隐藏于日常经验深处的心灵隐秘和理念。”[8]前期象征主义随着1898年马拉美的逝世而告终。20世纪以后，象征主义传布到欧美各国，称为后期象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瓦莱里、美国的艾略特、爱尔兰的叶芝等。只是在继承前者时，注入了理性因素。

三、瓦莱里：作者、作品和读者的非一致性

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克罗齐认为此三者因沟通而形成一种十分亲密的一致性；而瓦莱里认为这三者各自独立，不存在连续与一致性。

瓦莱里常常只关心艺术创作过程而轻视艺术作品，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只在创造活动中存在，它永无终结之时；诗歌要成为纯粹、完美的艺术作品，必须是非个人化的。

强调艺术创作活动、创作者、艺术作品以及艺术欣赏者间的独立性。瓦莱里师承马拉美，接受了马拉美的主要观点并加以完善和发展。他进一步强调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指出诗歌形式与内容不可区分的特性。

四、叶芝的诗论

叶芝（1865—1939）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剧作家，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在诗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是20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T·S·艾略特称他“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

“诗歌之所以感动我们是因其象征主义”。叶芝认为诗歌创作不应停留于外在事物的客观描写，而应回到幻想中去，应该去表现心灵世界。在反对写实再现这一创作方法的同时，叶芝指出诗歌的魅力在于象征，在诗歌中唯有声、色、形的和谐统一，才能形成“完美的象征”，象征的完美和丰富性决定着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叶芝主张诗歌应表现内心世界、表现诗的情感，但强调诗的形式先于内容，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象征分两类：一类是感情的象征，另一类是理智的象征。感情的象征难以引起深切的感动，不能引人入形而上的境界；理智的象征能使人越过物象探寻本质。两种象征相结合便能产生无穷的含义和触动人灵魂的力量。读者也必须由此达到忘形境界才可能领会象征、欣赏诗歌。深刻的理性沉思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可使诗歌的意境向纵深演化，向广度扩展，增强诗歌的感染力。

艺术创造和改变了世界，而不是世界创造了艺术。他说：“照我想来，孤独的人们苦思冥想之时是从九级力量的底层获得了创作的冲动，从而创造和毁坏人类，甚至世界本身。”[9]叶芝推崇想象在认识世界和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象征可以唤起那种永恒的神秘力量和大自然的记忆，因此象征是“一切神秘力中最伟大的力量。”[10]基于神秘主义的信仰，叶芝认为梦幻状态是最佳的写作时刻。

关于统辖的意象。用想象、联想、沉思将外部世界摄入内心演化为一种情感形态而形成统辖意象，从而达到对世界和人生超验的把握与反映。叶芝的统辖意象不都是心灵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现实世界，这与其他象征主义诗人形成区别。

诗歌应该展现心灵世界而不是描绘外在事物，合乎艺术规律和法则的想象是把握象征、实现艺术目标的重要途径；完美的形式至关重要，形、音、义的对立统一能形成具有张力的象征。叶芝没有把诗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截然划分开来，没有把诗歌置于超尘出世的绝对领域。他的诗歌创作既有鲜明的象征主义风格，也表现出向传统复归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