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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史纲
1.5.2.2 第一节 英国浪漫主义文论
第一节 英国浪漫主义文论

英国的浪漫主义是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的产物,其文论主要是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关于诗的精辟论述。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把宗法制度下的自然生活同产业革命后的工业城市相对照,表示对资本主义的反感。雪莱、济慈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文论的主要代表。

一、华兹华斯的诗论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代表。他生活孤独,常常把精神世界寄托在大自然之中。他为《抒情歌谣集》的所写的两篇序言成为英国浪漫主义的艺术纲领,主要体现了如下的浪漫主义思想:

诗的题材应是田园生活。他说:“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少受一些拘束,⋯⋯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更单纯的状态⋯⋯更能持久;⋯⋯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1]

诗的语言应“采用人们常用的语言”。因为这是“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表达情感和思想都很单纯而不矫揉造作。”它“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2]。这种来自大自然的语言,能流露真实的思想情感,把平凡的事物描写得不平凡。

写诗需要六种能力:第一是观察和描绘的能力;第二是感受性;第三是沉思;“第四是想象和幻想,也就是改变、创造和联想的能力。第五是虚构⋯⋯最后是判断⋯⋯。”[3]

华兹华斯特别重视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和幻想,因为想象与幻想造成通感和移情。“在这些意象中,想象力赋予的能力、抽出的能力和修改的能力,不论直接地或间接地发生作用,三者都是联合在一起的。[4]而且想象力也能造型和创造。[5]但是想象和幻想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幻想是在于激发和诱导我们天性的暂时部分,想象是在于激发和支持我们天性的永久部分。[6]

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论及其创作实践,在西方影响巨大,他的诗歌主张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柯勒律治的诗论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是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兼文艺批评家。湖畔派代表。他的文学批评著作除了和华兹华斯共同出版的《抒情歌谣集》,主要有《文学生涯》(或译《文学传记》)、《关于莎士比亚的札记和讲演》等。

柯勒律治认为诗是天才的特产。他说:“诗是诗的天才的特产”,“天才的首要价值⋯⋯就是他能把见惯的事物⋯⋯在人们心目中唤起同样的感觉”。[7]但他同时又通过莎士比亚的沉思研究,认为后天的学习研究亦很重要。他说:“莎士比亚⋯⋯耐心研究,深刻静思,⋯⋯他在行内,没有敌手,没有第二人。[8]

想象是诗歌创作的动力。他说:“良知是诗才的躯体,幻想是它的衣衫,运动是它的生命,而想象则是它的灵魂,[9]由此,他在理论上把想象与幻想区别开来,他说:“它(想象)的本质是活泼的,⋯⋯幻想则正相反。⋯⋯幻想只能通过联想的法则,取得现成的素材”。[10]他把想象力看得高于幻想,因为想象“溶化、分散、消耗,为的是要重新创造”,而“幻想只能通过联想的法则,取得现成的素材。[11]因而离开想象,就不可能把对立的不协调的东西造成统一的艺术形象。

柯勒律治认为,想象、激情、思想的深度和活力是诗人的特征。他还说:“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12]。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柯勒律治继承并发挥了康德、施莱格尔兄弟关于天才、想象等的观点,其理论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雪莱的诗论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曾受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向往卢梭的“返回自然”说和葛德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集中体现其文论观点的是《诗辨》,这是与皮可克展开的一次论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对诗的界说。他说:“诗可以界说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自有人类以来就有诗的存在。”[13]他认为诗是与民族意志相联系的。现代诗深入广泛地探测人性、表现人性,对于时代精神,他说:“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14]

对诗人的看法。他说:“诗人们,⋯⋯不仅是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像、绘画的创造者;他们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建立者、人生种种艺术的发明者。”诗人们是祭司、镜子、言辞、号角、力量。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15]

对诗的社会作用。他说,诗的目的是“在读者心目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对善的信念和希望”。[16]而且诗的伦理教育作用是“增强人类德性的机能”[17],而诗的审美娱乐功能是“产生并确保这个最高意义的快乐。”[18]他说:“诗的机能有二重功用。”[19]实际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认为诗能:一给人真善美,二给人以审美享受。

认为诗的语言要有音乐性。他主张诗必须讲求韵律:“诗人的语言总是牵涉着声音中某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并且⋯⋯这种重现之重要,正不亚于语词本身。此所以译诗是徒劳无功的。”[20]实际上这是强调了诗的音乐性和不可翻译性,说明了语言形式之和谐美在诗中的重要地位。

四、济慈的诗论

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是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伦敦,家境贫寒,对当时英国的现实强烈不满,他对诗歌创作有独到见解,散见于《书信集》中。这些观点集中为:

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他曾说:“想象可以与亚当的梦相比——他一觉醒来发觉它是真实。”[21]这里济慈强调了“想象所见为美者即真”的观点。他认为想象是“一种消极能力,也就是能够处于含糊不定、神秘疑问之中,而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的急躁心情。”[22]“消极能力”能产生想象的巨大力量,莎士比亚由于具有“消极能力”的想象,所以取得了成功。

强调美感。认为美只能感而得之,不能思而得之。他说:“我宁可要充满感受的生活而不要充满思索的生活”。[23]他强调诗首先要考虑美感,他说:“美感是⋯⋯取消一切的考虑。”[24]

诗的审美原则有二:“第一,诗应当以美妙的夸张夺人⋯⋯。第二⋯⋯形象的产生、发展和下落,应当像太阳一样”来得自然。

济慈强调美感,试图用“艺术的纯美”来与丑恶的现实相对抗,可以称他是19世纪后期英国唯美主义思潮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