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新古典主义的屈雷顿、蒲柏和约翰生

17世纪的英国新古典主义文论在文坛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主要人物有三位：屈雷顿、蒲柏和约翰生。

一、屈雷顿及其新古典主义理论

（一）有关屈雷顿

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批评家屈雷顿（1631—1700）是英国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其文艺著作有：《论剧体诗》、《论英雄剧》和《悲剧批评的基础》等。其影响达百年之久，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屈雷顿时代”。他本人被赞誉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

（二）屈雷顿的《论剧体诗》

《论剧体诗》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写成。针对的是1663年一个法国人对英国戏剧的讽刺性报道，屈雷顿的该作就应当怎样看待法国古典主义和英国文学传统间的关系问题，让四个论者各自摆放自己的观点，在这些没有什么定论的对话与交流中，屈雷顿其实已经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图：把法国的古典主义艺术思想引入英国，同时又不否定英国传统中有价值的文艺理论。因为在他看来，两个方面都各有道理。具体是：1.对于法国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三一律”。时间整一，这是“最接近自然的摹仿”；地点整一，固定的舞台正说明地点的真实不变；情节统一，更是有必要，因为两个情节就是两个剧本而非一个剧本了。最优秀的作家无不以古典为效仿之对象。2.古人把爱情“这最常见的情欲”弃置不顾，是让诗歌落伍而失却臻于完美的机会。3.法国诗歌戏剧很讲求规则、理性与常识，也很注意韵律，但它“可以使完美的地方再现完美，但是不能在没有完美处给予完美。”[12]他认为英国舞台悲喜交错式的变化比法国单一的悲剧或喜剧能给观众更多的乐趣。4.对古典主义和英国文学传统。热爱莎士比亚的那种似乎不需要外在的书本上的学问和规则。但又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精神不够祟高，形式不够严谨和雅致。

屈雷顿的基本倾向是新古典主义的。他的批评标准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标准，但他是一个相当温和、相当开明的新古典主义者，在他的批评里，甚至可以看到后来在18世纪德国“狂飙突进”的理论家赫尔德和法国19世纪实证主义理论家泰纳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的思想萌芽。

（三）有关屈雷顿的《悲剧批评的基础》

在其中，屈雷顿把古希腊、罗马的悲剧理论作为悲剧批评的基础，强调：1.诗人的判断力和精通伦理哲学；2.以技术规范天才；3.悲剧的教化功能。

二、蒲柏的《批评论》

蒲柏（1688—1744）发表《批评论》的时候（1711），新古典主义运动已经在英国牢固地确立了下来，莎士比亚的影响暂时退隐下去，因此蒲柏的新古典主义比屈雷顿严格得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的影响。

（一）批评原则与批评家很重要

蒲柏指出，批评上的谬误比创作上的拙劣更贻害无穷；糟糕的批评家比愚蠢的作家更损人害己。因为它不仅不能培养反而败坏读者大众的情趣和品味。蒲柏要求批评家要和诗人一样，要明了并认可自己的局限；他还要求诗人们成为批评家。从锡德尼、本·约翰生到屈雷顿、蒲柏，到后来的山姆·约翰生、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阿诺德和T·S·艾略特，也都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

（二）批评的原则和标准

“首先要追随自然，⋯⋯因为自然的合理准则永远不变。”[13]“这种自然⋯ ⋯ 是标准、规则，用以约束的羁绊。”[14]那些古老的规则体现着自然的方法和条理。自然是艺术的源泉和目的，也是检验评价艺术的标准。古典主义的就是自然的，“自然与荷马原为一体”。“模仿自然就是摹仿古人”[15]，自然、规则和古典在蒲柏这里完全统一了起来。

（三）“巧智”为自然恩赐之物

“巧智”是英国古典文论的一个核心词，主要是指艺术家如何使想象力和判断力结合起来，创造有特色的能引起读者审美想象的艺术形象的能力。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对该词有充分论证。霍布斯认为“巧智”是想象力和判断力的结合，是类型与个性的两方面因素。而洛克则认为“巧智”是指靠隐喻、想象和判断力来引起读者以愉快和惊奇的“撮合”。显然英国文论所说的“巧智”是艺术特有的智慧：艺术家的天赋和自由创造。

蒲柏为了强调“自然”这一古典主义标准，把“巧智”也纳入了“自然”的标准之中，它与古典的法则在基础上相通。总体而言，蒲柏一方面把布瓦洛的古典主义英国化，另一方面又把英国的传统理论古典主义化，其《论批评》集英国新古典主义之大成。

三、约翰生的“类型”理论

英国古典主义后期的代表作家约翰生（1709—1784）的主要批评著作《〈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单行本）充分体现了约翰生强调类型的古典主义思想。

（一）考察类型的普遍特点和大体形貌是诗人的任务

他认为“要突出那些对有心人和粗心人都同样明显的特征。”[16]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有着来自实际生活的普通人物的普遍性感情，他们能吸引形形色色的观众。而个性的东西因为“幻想的虚构所产生的畸形结合可能由于新奇而暂时给人以快感⋯⋯我们的理智只能把真理的稳固性作为它自己的依靠。”[17]当然，约翰生也注意到莎士比亚人物的个性特点，其理论中也包含了某些现实主义的成分。

（二）诗人必须追求超越时代的普遍性真理

按照约翰生的类型理论，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了很高的评价：“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在其他诗人的作品里，一个人物往往不过是一个个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他通常代表一个类型。”[18]他认为莎士比亚剧作也有一些缺点，如不守三一律，过分地追求形式的完美而忽视作品的道德目的，不讲究布局，时间与地点诸多与实际不相符合，喜剧的台词过于粗野，悲剧的台词又近于夸张，双关语太多太滥⋯⋯在约翰生眼里，莎士比亚是一个充满了缺点的伟大作家。

（三）无情批判三一律的僵死性

约翰生的类型论对三一律中的时间整一、地点整一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舞台是标志性的，那为什么就不可以既是此地又是彼地呢？[19]他只是承认三一律中的情节一致是必需的。

约翰生独霸文坛数十年，凭着自己的学识品格和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一代文人的领袖。他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想的最后一代传人，代表着平实稳健的新古典主义。自他之后，古典主义日益衰竭，而浪漫主义的步伐临近并很快以狂风般扫荡了英国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