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文论与布瓦洛

一、“古今之争”

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论的确立是以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éaux，1636—1711）所代表的新（今）古典主义与另外一些旧（古）古典主义之间展开的所谓的“古今之争”的结果为标志的。

今派代表圣·艾弗蒙（1610—1703）的文论观点是厚今薄古，强调文艺随时代而变化：1.文艺当随时代而变；2.时代精神与神怪故事的精神对立；3.既不过分推崇古人，也不过分歧视当代；4.荷马的诗是杰作，却不是永远的模范；5.古诗的模子带出一些坏诗；6.目标是完善表现灵魂之伟大；7.要伟大而合乎人情、避免平庸化与神话化；8.有教益又有乐趣。[1]总之，今派文论否定永恒理性和永恒法则对文艺的控制，这种倾向对新古典主义文论的保守和僵化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是，新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潮和文论原则仍然是17世纪至18世纪文艺和文论的主潮。

二、《诗的艺术》

布瓦洛的《诗的艺术》被认为是17世纪新古典主义的法典，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古罗马时代的贺拉斯的《诗艺》的文论观点，其核心观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拥护王权，歌颂君王

《诗的艺术》要求：诗人们！振发诗情！来歌颂这些战绩[2]。我们有贤明君主，他那种远虑深谋⋯⋯发动讴歌吧，缪斯！让诗人齐声赞美。[3]

（二）崇尚理性，服从原则

《诗的艺术》强调：首先须爱理性，因此，你写作之前首先要学会构思清楚。[4]必须里面的一切都能布置得宜；/必须开头和结尾都能和中间相配；/必须用精湛的技巧求得段落的匀称，/把不同的各部门构成统一和完整。[5]

布瓦洛的理性含义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人先天的审辨真伪美丑的能力，即良知良能。二是常情常理。三是化为政治上的含义，即现存的秩序和规则。这里面明显地渗透着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有机整体和贺拉斯的合式、整一等文论观点的影响。

（三）摹仿自然，摹仿古人

《诗的艺术》的第三章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作家⋯⋯唯一钻研的就应该是自然⋯⋯好好地认识都市，好好地研究宫廷/二者都是同样地经常充满着模型。[6]⋯⋯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7]自然与理性紧密相连，这个“自然”是指自然天生的人性，即常情常理，以及都市和宫廷。因此，布瓦洛认为，摹仿自然的捷径就是摹仿古人。摹仿自然必然要求真实，即合乎常情常理。因此：真实：自然＝合理（人情和事理之常）。由此就大体规定了新古典主义的文艺创作主要就是摹仿古希腊罗马人的题材，以表现人情事理之常，达到为巩固王权服务。

（四）倡导规范化

规范化是崇尚王权、理性和摹仿自然的要求在文艺上的必然结果。它在文艺上涉及人物的类型化，语言的典雅化，体裁的固定化，创作的规则化。

在人物的类型化方面，布瓦洛规定了性格类型和年龄类型：愤怒之情最激扬，要用高亢的话语/颓丧之情就要用比较低沉的词句。[8]每个年龄都有其好尚，精神与行径。/青年人经常总是浮动中见其躁急⋯⋯听批评不肯低头，乐起来有似疯癫。/中年人比较成熟⋯⋯老年人经常抑郁⋯⋯老是抱怨着现在，一味夸说着当年。[9]

语言要典雅化：不管写什么，要避免鄙俗卑污：/最不典雅的文体也有其典雅的要求。⋯⋯要从工巧求朴质/要雄壮而不骄矜，要优美而无虚饰/[10]至于体裁的固定化，不容混淆悲剧与喜剧二者的界限，悲剧只能以英雄人物、帝王将相等高贵人物为主人公，而喜剧也只能以市井小人、卑微之徒作为主人公，等等。这成了以后狄德罗和莱辛等启蒙主义文论家建立市民戏剧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

创作的规则化，主要表现在戏剧创作的“三一律”上，“三一律”在17、18世纪新古典主义统治下成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诗的艺术》认为：剧情发生的地点也需要固定⋯⋯一天演完的戏里可以包括许多年⋯⋯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11]此即“地点、时间、情节的三整一律”，简称为“三一律”。

当然，《诗的艺术》推崇的新古典主义文论，促进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有力地推进了欧洲的王权发展、巩固以及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且其中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把从古希腊以来古典主义诗学和文艺理论推向了僵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