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语）。著有诗集《新生》（共收录31首悼亡诗）和《飨宴》（以14篇学术论文的方式介绍自己的诗作，以为意大利人民提供共享精神宴席的知识食粮），文学代表作是《神曲》（又名《神圣的喜剧》），另有政治论著《帝制论》以及学术论著《论俗语》和《致斯加拉大亲王书》等。但丁的文论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文艺作品“四义说”

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但丁论述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

（一）作品意义的“四义说”。但丁吸取中世纪经典阐释学（阐释圣经的学问）的“四义说”，即认为诗（文学作品）的意义具有多种意义，主要有四种：字面的、寓言的、哲理的、秘奥的意义。这就要求阐释者由字面的意义深入到作品的内层，去发现微言大义，揭开文学作品的寓言的、哲理的、秘奥的意义。这不仅要求作家、接受者和评论家从作品的外在意义深入到内在意义，而且对于后世的阐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派别把文学作品分为有层次的系统结构来加以研究，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二）作品的主题、形式、名称也都具有双重性。但丁指出，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就可清楚地看出环绕主题的不同意义一定有两层。因此我们必须从字面意义上，然后又从寓言意义上考虑这部作品的主题。[1]但丁把《神曲》的主题分为字面上的意义——亡灵的境遇，以及寓言的意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两个方面。由此再前进一步，但丁分析了作品的形式和名称的双重性。他说：作品的形式也是双重的，即文章的形式和处理的形式。至于《神曲》的名称。原意为“神的喜剧”，他指出，“comedy”（喜剧）一词起源于“comus”（意义“村镇”），和“oda”（意为歌曲），因此喜剧不妨说是“村歌”的意思。⋯⋯喜剧虽则在开头有不愉快的纠结，但收场总是皆大欢喜，泰伦斯的喜剧可以说明这一点。[2]由此可知，但丁给自己的作品取名《神圣的喜剧（神曲）》；从字面上理解是一种“村歌”，而从寓言意义上理解则表明这部作品是“以悲痛始，以欢乐终”的。

（三）悲剧和喜剧语言各不相同：悲剧语言崇高雄伟，喜剧语言松弛卑微。[3]这里反映了但丁受到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关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界线分明的观点的影响。不过，他引证了贺拉斯的《诗艺》来说明其《神曲》是兼用了悲剧的内容和喜剧的语言，因此才把书名题为“喜剧”。

他还指明了《神曲》的语言“正是妇女交际用的俗语”。[4]以此表明了他对俗语的重视。

二、《论俗语》对民族语言的理解

16世纪才被发现的《论俗语》是但丁最重要的文论著作，它对文学及文学语言进行了精辟论述。

首先，但丁指出了俗语的性质及其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他指出，所谓俗语就是小孩在刚一开始分辨语词时就从他们周围的人学到的习用语言，⋯⋯从这里面更产生了另外一种派生的言语，就是罗马人称作的文学语言。⋯⋯这两种言语之间俗语是较高贵的，因为这是人类最初使用的，⋯⋯也因为，它对我们是自然的，而另一种是人为的。[5]

其次，但丁高度评价了俗语，并要求以这种俗话来建立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语言。他指出，意大利的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就是那属于意大利一切城市而又不专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那种语言，意大利一切城市的方言都以此来计量、权衡和比较。[6]这些话，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意大利民族。他认为：第一，俗语是光辉的。因为我们所说的俗语是因练习和力量而高贵的，也用荣誉和光荣提高它的追随者。[7]第二，俗语是基本的。因为，所有城市的语言也随着这种光辉的语言转出或转回，转动或停住，这种语言正像一家之父。[8]第三，俗语是宫廷的。任何具有对一切而不是对个别适合的性质的东西，都应该到这个宫廷并且留在那里；任何别的地方也不配接待这么伟大的住客。[9]第四，俗语是法庭的。因为“法”不是别的，正是衡量必要做的事的公平尺度。[10]通过这样的分析论证，但丁实际上是确定了“俗语”的高贵性、感染力、通用性、权威性、平正性。

再次，但丁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诗人必须用俗语写作。他进一步从两个方面作了肯定。一方面，那些最伟大的主题似乎应该用最好的方式，因此也就是说，应该用最伟大的俗语加以处理。[11]因为在他看来，最好的语言就适合于最好的思想。最好的语言只适合于那些有知识、有天才的人。[12]另一方面，他确定地说：我们经常把那些用俗语写诗的人叫做诗人；⋯⋯诗不是别的，而是写得合乎韵律、讲究修辞的虚构故事。[13]这样但丁就指明了用俗语写作的正当性，同时也指出了诗（文学）的虚构性。

但丁的这些文艺理论思想，影响了欧洲文学语言的确立、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文艺复兴乃至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