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主要代表，主要崇奉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重要著作有《论美与适合》（已失传）、《神之都》和自传体的《忏悔录》等。他早年曾经推崇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关于美是事物的整一、和谐的学说，后来转向新柏拉图主义，成为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继承者。因此，他认为，整一、和谐是上帝创造的，美的根源不在物质，而在上帝。他还推崇禁欲主义，倡导由自然转向上帝，从尘世转向天堂，由局部之事物转向普遍之理念和概念。

一、针对文艺的“激情”性，判其为神学罪恶的敌人

奥古斯丁的主要文论观点就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他推崇真理、至善、至美属于上帝。首先，他认为世俗文艺的罪恶在于亵渎神灵，引起人们的激情，使人远离上帝。在他看来，上帝是一切美的事物的美，因此是最高形式的美，世俗的美的事物是上帝创造的，也是一种低级的美的形态。荷马史诗表现了神的缺点，这不仅亵渎了上帝的独立唯一性，而且有损神之完美性，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他批判文艺的罪恶在于他推崇人的情欲，这腐蚀人的灵魂。他说：我⋯⋯替那为爱情而自杀的狄多落泪⋯⋯我远远离开了你、我的上帝。[1]这表现他所认为的文艺对情欲的激发而造成的罪恶性。他认为，戏剧会使人变得“可悲而疯狂”，因为戏剧一方面点燃人的欲火，一方面又使人产生虚假的悲悯，这种虚假的悲悯是对自己未进入深渊、遭此厄运的暗自庆幸，这便是以别人的悲痛作为自己的乐趣，显然是与基督教的慈悲救苦之教义相背离的。同时，他强调：文艺越是吸引人，其毒害性越大，因为它距离基督教教义愈加远去。这种所谓的“自由艺术家”，实际只是世俗欲望的奴隶。

对于奥古斯丁的这些攻击文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与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参照理解。柏拉图的“理式”是超社会、无欲望的精神实体，可以创造万物，而奥古斯丁只不过是经由普罗提诺从柏拉图那里将这个理解借用了而已，他们都意识到了现实文艺与精神信仰之间的矛盾生。

二、奥古斯丁对虚构的重视

同时，奥古斯丁又因重视虚构性而显示了其学说之矛盾性。在论述雕塑的整体美感的有机组成时，以及在论述诗歌的韵律等形式美时，突出了其对文艺虚构的重视：“因为我从这些诗歌中能汲取到真正的滋养：我虽则唱着‘密提阿飞行’[2]故事，但我并不说实有其事，即使我听别人在唱，也不会信以为真的。’[3]奥古斯丁在这里重点强调了诗歌与神话中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这些故事却给了人以“真正的滋养”，即文艺之虚构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幅画中的马不是虚构的马，它又如何成为其真正的绘画呢？”[4]

象征与虚构有关。他认为圣经中有一种“使唯一的真理，通过肉体的行动，在我们思想中构成形形色色的想象而表达于外。”[5]进而从《创世纪》中的“滋生繁殖”一词来探讨其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他认为，“滋生繁殖”的字面意义只是指那些从种子中滋生繁衍的植物的生态现象，而“滋生繁殖”的象征意义则概括了许多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都可以归于“滋生繁殖”。进而，他也谈到了象征的能给读者带来乐趣，他说：“知识用语象表达，常能产生较大的乐趣。另一事实，凡属艰苦追寻的东西，一旦到手则乐趣也更大。”[6]“语象”是指象征语言中的形象。它的乐趣之源有二：一是象征语言具有形象性，因而产生乐趣；二是象征语言必须借助联想、想象去推断，去猜想，把握象征语言需要付出代价，因而才能享受“艰苦追寻”的乐趣。

奥古斯丁对象征问题的论述，应被看做是对文论的一个大贡献，它影响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和现代象征主义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