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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史纲
1.4.1.1 引 语
引 语

古代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源泉之一,而古希腊的文论也就成了西方文论的源起和发端。古希腊神话中安排的各有所司的九位文艺女神已经反映出古希腊人关于文学艺术的初步分类。同时,太阳神阿波罗也被称为音乐之神,人们也因此把诗歌称为“献给阿波罗的祭品”,这也是古希腊人诗乐同一的文学观念。

古希腊的史诗中也有较早的文论观点。譬如荷马史诗中就有:诗是编造谎言,诗中有充满魅力的语言和高尚的心灵。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也写道:诗人把谎言说得好似真理。这些都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文学观念,可以视为诗学的滥觞。

到了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许多哲学家如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柏拉图等都对文艺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是,真正标志古希腊文论乃至西方文论产生的,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由此开始,在西方,诗就成了文学的代名词,诗学也成了文学理论的别名。由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文论观点是从批判柏拉图的文论观点出发而阐述出来的,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师生二人就成了古希腊古典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

人们之所以习惯上把古希腊的文论称为古典主义文论,那是因为它具有如下总体特征。1.摹仿说占统治地位。摹仿说是古希腊时代的最流行的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的观点。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公元前480与公元前470之间)较早提出了艺术是自然的摹仿的说法。德谟克里特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也认为艺术是对于自然的摹仿,例如,他认为我们人类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以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系统地从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阐发了摹仿说,以至这种摹仿说竟雄霸了欧洲文论长达两千多年,成为艺术本质论的经典观点和传统模式。2.灵感说、天才论盛行。古希腊时代的文学艺术与原始宗教、巫术还未彻底分野,而且当时人们的理性分析还不足清晰,灵感说和天才论普遍被崇尚。德谟克里特就直截了当地说: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做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柏拉图也通过诗人品达之口说:诗人的才能是天赋;没有天才而强作诗,喋喋不休,好比乌鸦呱呱地叫,叫不出什么名堂来。3.从哲学高度把文学与美、真、善联系起来研究。古希腊的文论与哲学紧密相连,把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等重大理论问题与真、善、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比如,德谟克里特上面那段话中把诗的美与诗人的热情与灵感联系起来,柏拉图关于文艺摹仿理式的影子的不真实性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反驳柏拉图而认为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的论述,等等,都反映了古希腊文论的哲学高度和深度。显然,西方文论从源头上就因强烈的哲学性而有了较高的理论起点,尤其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后,它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成了自觉行为,比中国古代审美直觉型的文论更显完整与系统。同时也会发现,西方文论把文学与真、善、美联系起来考察的美学思考,使得其美学色彩时常很浓郁,这也是我们有时无法把文学理论与美学切分出来的原因。4.强调和谐的整体——奠定了古典主义的基调。古希腊美学的和谐观念在文论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反映。这集中地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文学)的有机整体论的论述中,在《诗学》第二十三章中,他写道:史诗的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体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这种古典主义的观点,经过贺拉斯的传播,一直发展到以布瓦洛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到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古典主义才在西方文学中渐渐淡化下去。

古希腊文论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形成了两大对立方面,而古罗马时代的文论则是对这两大对立的文论进行整理、定型即系统化。以贺拉斯为代表的文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文论的系统化,而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文论是对柏拉图的文论的系统化。整个古罗马时代,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文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主潮,主要是贺拉斯的文论,中间经过一个过渡,产生了以朗吉弩斯为代表的文论,晚期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主潮,主要是普罗提诺的文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古罗马文论的几个总体特征。第一,古罗马文论具有过渡性。它是继承古希腊文论传统逐步向中世纪文论过渡的文论。第二,古罗马文论具有鲜明的实用倾向。这一时期的文论特别注重语言、技巧,即文学的实际操作方面,因此,有些文学史家指这一时期称为“修辞学时期”。贺拉斯、朗吉弩斯都十分注意修辞学、演讲学方面的研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就是从文体风格和语言运用方面切入崇高论题的,像西塞罗(公元前106一前43)等演说家的文论研究,也主要是从修辞学和演讲学的角度进行的,他强调哲学必须与修辞学结合,语言与思想的统一,写诗要对人生有细密的观察和深切的领悟。第三,古罗马的文论反映了当时文风的转型。当时的文学创作的风格已经不再满足于古希腊的和谐、宁静,逐步转向动荡、刚健,古罗马人的尚武精神,以及古罗马人作为野蛮的征服者日渐被享乐生活所浸淫,也引发了文学创作的歌功颂德和应酬唱和之风的兴盛。古典主义型的文学风尚逐步转向浪漫主义型,而且由早期的消极浪漫主义转向积极浪漫主义。贺拉斯向消极浪漫型的转化,而朗吉弩斯的崇高、力度和惊喜之感,显示出积极浪漫型的调子,到了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则逐渐成为向中世纪神秘主义浪漫情调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