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和“绿”来形容创作方法，这种形象说法，出自张爱玲。原本是色彩搭配，张爱玲移植到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冲突和反差。处置上张爱玲坚持绿配绿，而萧红更多的是红配绿。

红与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反差大，对比鲜明，放在一起非常刺眼，用在冲突上面，强化的是对照。譬如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灵与肉、恶魔与英雄，等等，双方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矛盾不可调和。借用哲学术语，这种强烈对照突显的是对立统一中对立的那一面。

强烈对照或者说剧烈冲突构成了萧红作品的一条基本线索，她有极强的使命感，始终坚持“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总的来说，萧红的作品是文明对愚昧的讨伐，这个基调奠定了萧红作品的巨大张力。

《生死场》，萧红代表作，单单这个书名便够惊心动魄的，一下子把人打入斗场——一个阴暗惨烈压得人透不过气的人间地狱。你甚至不敢想象如果自己被抛到这个世界中将会怎样？鲁迅先生“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生死场·序言》）人无言，唯有动物在发声。

这里整天上演着生与死，无论是牲畜还是人，无不“忙着生，忙着死”。老马走向屠场，人走向坟场。就连埋葬都贯彻着生与死的冲突。王婆因为儿子被官府抓去枪毙，受不了刺激服毒自尽。女人没有完全死掉，尚存一线呼吸，嘴里不时吐出一点白沫。大家等着她咽气，不料她竟发出怪声，脸色还转，推测是生命的最后挣扎，岂想她的身子竟然活动起来。这下人们慌了，说是诈尸还魂。她丈夫赵三和另一个男人用扁担狠劲挤压女人腰部。她的眼睛鼓起睁圆发光，嘴唇嚅动着像要说话，可又说不出来，血从口腔喷涌而出。王婆终于被装进棺材，送到乱坟岗子。正要钉牢棺材盖，里面突然有人发声要喝水，王婆活了过来，继续在人世受她的罪。不知道这表现的是“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还是人生的残酷无情？

在生与死的平台上，还上演着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女人不仅跟男人一样承受劳动和生存的重压，还必须忍受男人欺负。两性关系上看不到人类所独具的爱情，充斥其间的是单纯的性欲，以及之后转变成为的男人单方面的性欲，还有再后来的喜新厌旧所造成的男人的暴力行为。金枝便经历了这过程的全部。最初她与男青年成业偷欢，完全是动物式狂放。怀上孩子后由于精神压力过大而害病，但成业毫不痛惜，仍旧缠着强行交媾。婚后，成业更方便了，根本不管金枝是否劳累是否有孕在身，结果害得孩子早产。两人的保鲜期仅仅四个月，成业便开始厌烦她，打骂接踵而来。孩子生下来一个多月，生活无着的成业脾气越发暴躁，嫌弃金枝母女拖累他，威胁着要把她们一起卖掉，一怒之下竟把女儿活活摔死。日本人来了，金枝为了躲避鬼子奸淫逃到城市，没有活路，只好做暗娼。她恨，恨侮辱她损害她的丈夫以及那些男人。

就连自然也与人作对。这里说的是生孩子。自然选定女人作为承担人类种群繁衍的主角，她们的生产具有神圣意味，做母亲是伟大的同时也是幸福的，女人不做母亲，人生便不完整。然而在“生死场”中，生产不光是受难，更是刑罚，似乎女人罪大恶极，触犯天条，从而上苍降下酷刑。如果仅仅是疼痛，算不上刑罚，因为任何情况下，哪怕天堂里的生产也会带来阵痛。之所以谓之刑罚，是因为在新生命降临的如此庄严时刻，相伴的是极其恶劣的生产条件。产房就是平日睡觉和活动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土炕，炕上铺的席子早就卷起放到一边，为的是避免被产妇的血污染。炕上垫的是干草，女人就在草上滚来滚去。没有医生没有药，只有愚昧无知的产婆。见到干草，产婆大呼“压柴，压柴，不能发财”。草是烧灶之物，称柴草，柴与财谐音，产妇身下垫草，故称压财。结果婆婆撤去干草，光着身子的产妇只好卧在飞扬的尘土中。其后就不用说了，由这样的愚妇接生，遭受怎样的罪可想而知。这还没完，男人也不闲着，如果是袖手旁观倒也好了，问题是有些男人这时候还嫌老婆不侍候他，竟然骂骂咧咧地耍威风，甚至动拳头。这样的环境下，生产，这一自然赋予女人的神圣职责变异成自然对女人的无情制裁。

除了生与死、男人与女人、自然与人的强烈对照外，还有地主与农民、日本鬼子与中国人的对照，等等。不夸张地说，《生死场》通篇都贯穿着强烈对照。

《呼兰河传》，萧红的另一部代表作，透过一个女孩的眼睛看世界，不错，我们看见了鲜花绽放绿草如茵，然而同时也看到了荆棘野蛮生长毒虫疯狂肆虐。

真与假的对照。呼兰城里有个大泥坑，那是生命的陷阱，有时候猪跑得急，一个没刹住掉里头淹死了，于是市面上就有便宜猪肉出售，人们奔走相告。买回家仔细一瞧，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肉又紫又青，看着不像是淹死的猪的肉，倒像是瘟猪肉，也就是病死的猪的肉，这种肉带有大量病菌，绝对不能吃。但人们又不愿意相信，如果是瘟猪肉，这钱不是白花了吗？到嘴的肉不是吃不上了吗？便自我宽慰道：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泥坑里淹死的。然而吃到嘴里，总觉得不是味儿，疑心还是瘟猪肉，转念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下肚呢？所以更不能承认了，继续宽慰自己一定是淹死的猪的肉。其实泥坑虽然凶险，猪们又喜欢乱跑，一年撑死也就最多淹死两三口猪，有几年甚至连一口猪也没有淹死过，然而居民却常常吃淹死的猪肉，这里头不知混进去多少瘟猪肉，但人们就是不愿意承认。

间或也有小孩子道出实情，说他妈不让他吃，因为是瘟猪肉。这样的孩子不招人喜欢，大家一起拿眼瞪他，异口同声道：瞎说，瞎说！一次一个孩子又这样讲，恰逢他母亲在场，别人还没说什么，他母亲却生气了，伸手便打。孩子哭着跑回家跟姥姥告状。姥姥一抬头，见邻居站在门口朝屋里张望。结果姥姥掀起孩子衣襟用力在屁股上哐哐打起来，嘴里骂着：谁让你这么大点就胡说八道！

愚昧与文明的对照。萧家大院租户老胡家领回童养媳，当地称团圆媳妇。媳妇必须绝对服从婆婆，再加上大家一致裁决这个小姑娘不懂规矩，不像个媳妇，所以婆婆决定严加管教，也就是打骂。婆婆下手狠毒，致使小姑娘精神失常。因为心痛花在媳妇身上的钱，胡家张罗给她治病。先是跳大神、跳二神，越跳病越重。于是邻人纷纷出主意。有的主张给她扎一个谷草人或纸人烧掉；有人主张让她连毛带爪地吃一只整鸡，因为鬼听到公鸡打鸣就吓跑了；还有人贡献一个专治丢魂的偏方，用瓦片焙猪肉和黄连……胡家采纳了后一种，不管用。接着又是别的偏方，还是不管用。之后换一种办法，叫抽帖。钱花了，帖子也抽了，还是不见好，再换别的法子，什么跳神赶鬼、看香、扶乩之类。老胡家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如果谁不去观看，竟被指为落伍。最后的办法是用大缸给团圆媳妇洗澡，而且是当众洗。

黄昏，老胡家打起鼓。公鸡抓来了，水烧滚了，大缸摆好了。鼓声咚咚中人们撕掉了团圆媳妇的衣裳。她虽然只有12岁，但发育得像十五六岁。看热闹的姑娘媳妇们都难为情起来。团圆媳妇被放进盛满了滚烫的水的大缸。她叫着、跳着，逃命似的狂喊。三四个人从缸里舀起热水往她的头上浇，不大一会儿，满脸通红的她再也无力挣扎了。昏厥过去的团圆媳妇被拉上来，稍微缓一缓再次被放进大缸，还是滚烫的水灌顶。反复三次，烫昏三次。后来——团圆媳妇死了。婆婆说她是妖怪，人们也说她是妖怪。

呼兰城里文明的力量太弱，始终没能出场。但小萧红和祖父认定，团圆媳妇不是妖怪，祖父说她是被“作弄死”的。算是对愚昧的微弱反抗吧。

除此之外，《呼兰河传》还有家庭内部的对立，比如婆媳之间的对立；还有主人与佣工之间的对立，比如萧父毒打有二伯，等等。

其实萧红的一生也贯穿着强烈对照。青少年时对家庭的叛逆特别是与父亲的对立；求学期间、独立生活期间与校方、同居者、丈夫的矛盾以及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中的挣扎，这些固然由她所处的环境造成，但她本人也要负一定责任，她太任性太自我了。

环境与个性构成了她的生存状态，与她小说中恶劣的生存现象没有本质区别，不堪回首无法忍受，所以她渴望变革，以文明彻底改造现存世界，因此她的作品以红配绿为底色便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