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我见青山多妩媚/

张爱玲与萧红不同，她的写作尽量不投入个人情感。胡兰成说张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她可以跟《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李瓶儿知心，但绝不同情她们；跟《红楼梦》里的林妹妹宝姐姐甚至赵姨娘知心，但绝不拿自己去比其中的任何一位。“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与书中人同哀乐，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今生今世·民国女子》）走的仍是格物致知的路子。由于知根知底，筹划到位，人物描摹入骨三分；由于绝不用情，也不进入角色，读上去清清爽爽。张爱玲远离政治，时评说她“意识不准确”，胡兰成认为这纯属离题千里，因为爱玲女士“根本没有去想革命神圣”（《今生今世·民国女子》）。她的作品是超时代的，探索的是人性，表现的是中国人生活的普遍现象。所以她创作的意象仅仅是就事论事，只要真实、合理、好看即可。

“我们的饭桌正对着阳台，阳台上撑着个破竹帘子，早已破得不可收拾，夏天也挡不住西晒，冬天也不必拆除了。每天红彤彤的太阳落山，或是下雨，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破竹子斜着飘着，很有芦苇的感觉。有一向，芦苇上拴了块污旧的布条子，从玻璃窗里望出去，正像一个小人的侧影，宽袍大袖，冠带齐整，是个儒者，尤其像孟子，我总觉得孟子是比较矮小的。一连下了两三个礼拜的雨，那小人在风雨中连连作揖点头，虽然是个书生，一样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辩论的起点他非常地肯迁就，从霸道谈到王道，从女人谈到王道，左右逢源，娓娓动人，然而他的道理还是行不通……怎么样也行不通。”（《气短情长及其他》）

竹帘子和布条子构成了一个意象，完全可以当寓言来读。你可以把竹帘子解读为文化，布条子文章里说的很明确，指的是孟子以及他身后的儒家。竹帘子已经残破不堪，遮不住强烈的阳光了，布条子更难看，又脏又旧，当然更无用处。风雨飘摇中的孟夫子实在可怜，四处打躬作揖，滔滔雄辩，娓娓动听，喝彩可能有一两声，可那套东西就是行不通，“怎么样也行不通”。张爱玲这里无褒无贬，只是陈述事实，告诉人们传统的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另外想辙吧。“我屡次说：‘这布条子要把它解下来了，简直像个巫魔！’然而吃了饭起身，马上就忘了。还是后来天晴了，阿妈晾衣裳，才拿了下来，从此没看见了。”（《气短情长及其他》）

张爱玲作品中的意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突出小说的主题以及推进情节进展、表现人物性格不可或缺。下面我们以短篇小说《封锁》为例看看她是怎样运用意象的。

封锁是上海沦陷期间经常出现的事情。为了搜捕抗日可疑分子，日伪军警特务在街上拉起绳子，禁止车辆行人通过。小说《封锁》以此为背景，讲述了银行已婚会计师吕宗桢与大学未婚英文女教师吴翠远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由陌生到熟悉，再到互生好感几乎谈婚论嫁，最后封锁解除各走各路的故事。

小说起头是一辆满载乘客的电车行驶在路上。“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这是第一个意象，小说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会计师吕宗桢和英文教师吴翠远，都坐在别人操作的生命电车行驶在生活的轨道上，这轨道是预设的，不变的，重复的，我们虽然不发疯，但枯燥无比，巴不得出点什么事，偏离轨道疯上一疯。

“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是第二个意象。我们的生活是线性的，由一个个节点构成，上班、乘车、办公室、下班、乘车、回家……都是节点。现在停在一个节点上——路断了，封锁了。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还有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毅然打破了这静默。他的嗓子浑圆嘹亮：‘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音乐性的节奏传染上了开电车的。开电车的也是山东人。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抱着胳膊，向车门上一靠，跟着唱了起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第三个意象。枯燥的生活使我们倍感孤独无依，谁能伸手拉我出去——其实大家都是乞丐，盼着有人来解救。意识到这一点，不由吓一跳。

“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第四个意象。不光这个老头子，还有我们，脑子都像核桃仁，安于现状，缺乏思想。

“乃络维奶粉的广告”与吴翠远。第五个意象。吕宗桢为了躲避一个讨厌的亲戚，坐到吴翠远身边。他曾经注意到这个女人，当时她上电车，上方玻璃贴着乃络维奶粉广告，画着胖孩子的地方撕破了一块，孩子耳朵底下突然出现女人下巴，非常奇怪。后来女人低下头从皮包里拿钱，吕宗桢这才瞧见了她的眼睛、眉毛、头发。这个女人的相貌从整体上看没什么特点，拆开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却别具一种风韵。吕宗桢接近吴翠远本来是迫不得已，现在变了，希望跟她接触。她的眉眼一部分一部分地显现，喻示两人关系一步步发展。于是两人聊起来，主题是活着真没意思，就是吕宗桢说的：“我简直不懂我为什么天天到了时候就回家去。回到哪儿去？实际上我是无家可归的。”越聊越深，竟成知音，互相钦慕，磋商未来。

正在兴头上——“‘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这是第六个意象，实为重现第二个意象。封锁解除了，电车开动。人生从这个节点过去了，走向下一个节点——回家。吕宗桢突然起身，挤到人丛中不见了；吴翠远偏过头去，不做理会。“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第七个意象，实为重现第三个意象。司机模仿乞丐唱的，他开着电车，载着一车人，里面有吕宗桢和吴翠远。他们重返枯燥的生活，继续孤寂的人生。

“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第八个意象，小说结束。回到家里的吕宗桢发现了一只走走停停的乌壳虫，其实他就是乌壳虫，乌壳虫就是他。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是公司小职员，不堪社会重压与生命无聊苦恼的萨姆沙在一天早晨醒来变成了甲壳虫。

吕宗桢所谓的“无家可归”，是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资本、技术、商品、快餐文化等种种成果日益剥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将人变成它们的附属品，你必须给资本打工，你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由你在利润增长中的表现来打分；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随着技术走，就像流水线上的卓别林或者今天的手机控；你活着就是为了购买商品，成为车奴、房奴，中国人加一条子孙奴；你被卷入娱乐至死，不读书不思考，浅薄之极……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作异化，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现代哲学沿着这一思路观照今天的人，把失去了自我的陌生感、孤独感以及对大众化、平均化的恐惧归纳为无家可归状态。不错，你活着，然而是站在自己的脚跟上吗？是生存在个人的意愿中吗？不是。是站在资本和权力为你设定的位置上，是生存在别人的意愿下，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你的家。

小说《封锁》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个人无比渺小，被禁锢在预设的环境中，在永世不变的路轨上行进，由此可以说，人生就是封锁。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是如此，跟是否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无关，就是在别的时期别的地方也一个样。

张爱玲是超级作家，同时也是不错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