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都找了一个花心丈夫/

对于萧红与张爱玲的私生活，似乎流行这样一种印象，即萧红放纵，张爱玲刻板。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她们二位都是事不过三，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仅仅三位。同时丈夫也都是两位，萧红的是萧军、端木蕻良，张爱玲的是胡兰成、赖雅，都是文学界中人。而且这两次婚姻都是一次不大正规，一次完全正式。萧红与萧军没有举办婚礼，当年也没有结婚登记一说，属于事实婚姻，大家公认他们是夫妻。张爱玲与胡兰成倒是举行了婚礼，也写了婚书，留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名句，但这仪式怎么瞧怎么像是游戏——拜天地，多重大的礼，红蜡烛倒是点燃了，却是插在两只大白馒头上，因为一时找不到烛台，可见婚礼纯属心血来潮。

这些尚在其次，这里重点要说的是两人的第一任丈夫都是花心，而且是大花心，属于本性使然，无可救药。

萧军结过婚，原配许氏，还有两个孩子。跟萧红同居后，不断出轨，仅在哈尔滨期间，至少就有三位。到了上海，继续搞婚外恋，其中一位叫陈丽娟，笔名陈涓，哈尔滨时期就有她，属于旧情新续，关系较深。萧红非常苦闷，只身飞赴日本东京，投奔好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许粤华返回上海，不想又被萧军发展成情人，还怀上了他的孩子。萧红算是彻底失望了，又只身北上故地北平。萧红与萧军分手是明智之举，这位绯闻不断的革命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居然在那么严苛环境下又与一位女大学生婚外恋，并育有一女。

胡兰成比萧军更花。与张爱玲之前，已有三次婚姻，子女五个。交友更是随意，只要有好感，又有需要，便直截了当地风流一番。更严重的是还有出入声色场所的习气，与舞女艺伎往来频繁。他的第三任妻子应英娣，即为歌女出身，艺名“小白杨”；也有说是舞女的，来自上海百乐门。为胡兰成管家的侄女青芸说她是舞女，并明确为“向导女”。旧时舞场赚钱不易，为招揽顾客，发展多种经营，鼓励舞女出台，为客人提供各种陪伴，也包括性服务，这种舞女即称“向导女”。张爱玲小说《半生缘》中的曼璐就是这样的舞女。胡兰成自诩喜欢携妓出游的妓，亦含“向导女”，应英娣就是这么结识的。与张爱玲结婚后，胡兰成照样出入声色场所，同时找女朋友，发展情人。日本投降，胡兰成从武汉逃回上海，藏进一个日本军人家中，三两天时间便拿下女主人，同时打发时间等候妻子的到来。

丈夫风流是一个方面，要紧的是妻子的态度。那么萧红和张爱玲是怎样对待丈夫的毛病的呢？反对是肯定的，重要的是如何反对，这里的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萧军的妻性观念极强，动不动就拿它来衡量萧红。妻性是一种传统观念，通俗说就是妻子应有应尽的本分。古代有“七出”一说，其中之一为嫉妒，妻子干涉丈夫纳妾甚至不积极主动地张罗纳妾，丈夫即可以提出休妻。萧军闹风流，又强调妻性，目的就是要萧红不干预，任其自由。别看萧红辩论时赞同“杯水主义”，实际上骨子里非常传统。上面说过，她一生只有三位男人，两位是丈夫，即使另一位也是履行过订婚手续的未婚夫，就此可以说她在性关系上比张爱玲还严谨。许是为了突出萧红的妻的地位，萧军安慰她说，自己跟那些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只有对你才是动真格的。萧红也确实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嫉妒”，没有硬行阻止丈夫的滥情，也没有去找情敌吵闹，她最激烈的办法就是避走，去东京，去白鹅画会，去北京，似乎是负气给萧军和他的情人腾地方。人走了，心还在。远在东京的妻子给丈夫写信，字里行间都是关切，生怕这个粗陋男人在生活上委屈自己，光一个枕头就在三封信中反复叮嘱。

然而萧红毕竟是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不可能像古代妻子那样“不嫉妒”，对于丈夫的不忠她很痛苦，不知道遇见萧军是幸运还是不幸。萧军是进入她内心世界的第一个男人，打开精神之门，启动文学之路，如同一根火柴，划亮了她全部的灵魂；然而，却又当着她的面，划亮一根根其他的火柴。以至于在给丈夫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她矛盾，她徘徊，忍不下去又走不脱。

张爱玲比萧红还能忍。作为胡兰成的情人，她不光不介意对方已有妻室，对其拥有诸多女友，乃至携妓游玩，也并不吃醋。用胡兰成的话说，“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 （《今生今世·民国女子》）。特别是对年轻漂亮的应英娣，竟然心存感激，因为在她看来胡兰成必须离开上海去南京上班，有这个女人随侍在侧，他可以不必去嫖娼。张爱玲去看望藏身日本军人家里的胡兰成，察觉出丈夫与女主人之间的隐情，胡兰成也坦然承认，张爱玲很是平静，对这种露水姻缘根本不在乎。上述种种已经不是忍了，说纵容都不为过。

张爱玲的这种态度不是被动的顺从，完全出于自觉，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为依据。她深知男人如同一只茶壶一定要配几只茶杯那样的多妻本性，也非常了解胡兰成是好色之徒，知道管是根本管不住的，“他是这么个人，有什么办法？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一个枝干？”（《小团圆》）所以不如索性大撒把，给他自由空间，这对维持情人或者夫妻关系兴许更有利些。

当然这一切是以不动真情为前提的，既然是逢场作戏，何必较真？然而一旦弄假成真，那就绝对不行了。胡兰成在武汉与护士周训德相恋，张爱玲感觉不妙，听到阳台上胡兰成问炎樱一个人能否同时爱两个人，知道丈夫不是逢场作戏，顿时眼前发黑，天昏地暗。这件事对她刺激太大，追到胡兰成逃亡的温州去做了断，不想丈夫又与范秀美同居。多情并不是胡兰成的专利，在桑弧那里，张爱玲亦尝到了男人多情之苦。张爱玲做了他四年情人，桑弧瞒着她与人成婚。张爱玲笑了笑，没说什么。然而想起这位往日情人偎依在别人情怀，“心里像火烧一样”。

这就是两位杰出女作家对自己的花心男人不忠行为的态度：理解而且是深入到人性层面的理解，忍耐而且是最超出常人的忍耐，痛苦而且是认知与心情剧烈冲撞所造成的灵魂纠结的痛苦。

萧红与张爱玲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绝不做丈夫的附庸，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以及自主选择的权力。

萧红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做职业女性上面。

最初萧红没有工作，所以我们在《商市街》中看到的是一个站在窗前焦急地等待丈夫回家的饥肠辘辘的家庭妇女形象。对此萧军毫无怨言，他一向以大丈夫自居，认为养活妻子是其天职。他确实很努力，顶风冒雪，四处奔走，像是“一匹受冻受饿的犬”，找到一份工作不行，还必须兼职，上午教国文晚上教武术，同时还要去报考电影广告员，学习开汽车，非如此不能维持这个两口之家。在他的妻性字典里，萧红就该是生孩子做家务侍候男人的家庭主妇，所以当妻子喊他去提水，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管，你自己去提吧。

萧红完全有条件做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她心灵手巧，给自己剪裁缝制的丝绒旗袍不亚于专业水准，令女友们羡慕不已。首次参加鲁迅先生宴请，连夜为萧军赶出一件方格子上衣，为丈夫在新师友面前挣足了面子。她厨艺也不错，擅长面点，做的韭菜合子、荷叶饼之类颇具美名，鲁迅先生举着筷子问许广平，“我能再吃几个吗？”她很会过日子，长于核算，收入和开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还写进小说里，以至于有人建议，谁要想研究30年代上海和哈尔滨的物价，乃至日本东京的物价，尽可以去读萧红。

然而这绝不是萧红想要的生活。她想：“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多么没有意义！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像。”（《商市街》）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她决定出去工作。

目标是应聘到一家电影院去画广告。她绘画不错（这方面虽然赶不上张爱玲，但总算有些基础），自认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跑了两趟，未果。路上夫妻俩争吵起来，倒不是因为招聘方，而是萧军的态度，打心底不愿意妻子出去工作。晚上又吵，萧军跑出去买酒喝，萧红抢过喝掉一半，两个人都哭了。萧军躺在地板上打滚撒酒疯，嚷道：“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萧红自问：“我是个很坏的女人吗？”（《商市街》）尽管丈夫气成这样，萧红并不妥协。

到底画了广告。然而只干了一天，还是跟萧军一起干的，并且是给别人打下手。除了这个行当外，萧红还在家当老师辅导学生。不过实在萧条，只有一位女学生，还总跟老师抢着念小学课本上的字，什么猪羊狗之类，因为她岁数比老师还大，生怕被小瞧了。最后萧红把工作定格在写作上——与丈夫合作出了本小册子，自费，朋友舒群掏的钱。兴奋极了，倾其所有吃了顿俄式包子，还叫了两杯伏特加。未尽兴，又去逛公园，兜里只有两角钱。花一角五分钱租一小时的游船，光身子跳进松花江里洗澡，丢了件衬衣捡了条死鱼，用最后的五分钱打醋炖鱼，庆祝萧红当然还有萧军晋身作家。从此写作成了萧红唯一的也是终生的职业。正是这个职业给她带来收入和名声，使她得以自立于家庭和社会。

张爱玲不同，她不存在生计问题，一踏进社会就是作家，并且是稿酬最高的那类大作家。

她闹独立是在名位上，说破了就是坚决彻底完全地无论怎么着也不做妾。其实还真没人拿她当妾——倒是有那么一回，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人看上她，竟动了包养心思，被干脆顶了回去——她是心理上的危机感，生怕做妾。这种感觉当然是胡兰成造成的——这个情人、丈夫实在是太滥了，不光滥交异性，而且婚史混乱。前后几任妻子有明媒正娶的也有私下结合的，第三任应英娣被领进家门时只有15岁，没有婚书，属于事实婚姻。张爱玲好一些，有婚书为凭，但毕竟不曾公开，类似地下婚姻，这让她形成心障。按照老习惯，纳妾不像娶妻，无须公布，用不着举办婚礼，收进门就算完事。再加上两人没有共同居室，缺少家的稳定性，每次都是胡兰成到张爱玲小屋相聚，让她或多或少地产生被视为外室的屈辱感。这些都使她总也摆脱不掉妾这种卑微身份的心理意识。

胡兰成从武汉带回不少钱交给妻子，说这些钱放在你这里。这话很正常，但“你这里”让张爱玲听着却十分刺耳，似乎还有个“她那里”。胡兰成要妻子去武汉看看，张爱玲说自己没资格坐飞机，胡兰成一向是飞来飞去的，乘的是日本军用飞机。丈夫答家属可以乘飞机。这话又让张爱玲郁闷半天，在她心目中家属是妾的代名词。胡兰成逃亡前与妻子最后的那一夜，张爱玲突然产生幻觉，五六个身裹长袍的女人剪影鱼贯而入，她们都是丈夫的女人，在这个队列中她看到了自己，排在最后的那个就是。

即使到了晚年，身在美国的张爱玲依旧耿耿于怀，谈到胡兰成，这样说：“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是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我都没回信。”（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六十九封信”）

张爱玲心头始终蒙着妾意识的阴影，反映着强烈的平等意愿。她是完全自主的人，无论如何崇拜对方，哪怕姿态低到尘埃里，人格上也是独立的。

可以说萧红的一生是荒凉的，张爱玲的一生是苍凉的，但她们活得很挺拔很高大，与男人站齐，如果论成就，萧红当在萧军之上，张爱玲当在胡兰成之上。

萧红与张爱玲的再一个共同之处是都离开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萧红离开的是萧军，张爱玲离开的是胡兰成。

萧红的离开拖泥带水，婆婆妈妈。她有过几次娜拉式出走，最远的一次东渡日本，在东京住了半年；最近的一次是去上海的白鹅画会，一个类似职工业余美术学校的可住宿的民间机构，时间不长；再有一次是千里之外的北平，待了二十几天。都没能走成，最后又回来了。

最终的离开，始于临汾，终于西安，依旧断断续续。萧红、萧军一干文化人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前往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战局不利，随即撤退西安。萧军不走，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不想分开，说你本是作家，应该以笔为枪。哪里劝得住？萧军是借机放手，说要是有重逢那一天，要是你没有别人我也单身，要是心中还有彼此的话，我们就一起生活，否则各走各的路。话说得委婉，实际上点明了两人已是自由身。其实萧军早就不能容忍萧红了。说到底还是在妻性上。萧红必须心甘情愿地做他的附属品，闹独立不行，站齐也不行，超过更不行。萧军自视极高，经常口出狂言，传言中最出格的话是：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读了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总体印象不错，只是觉得感性的东西太多，尚欠理性的深刻，认为自己有责任点化毛泽东，帮他一把。于是便常去毛泽东窑洞串门，开导这位大哥。如此个性，一个声名鹊起的女人立在身边总让人浑身别扭。现在机会出现了，你身体不行，是“病驴”，只能去后方；我军人出身，一向尚武，是“犍牛”，应该上山打游击，不分手也得分手。

萧军说，他仍爱着萧红。不知这爱是什么意义上的？怜悯？牵挂？亲情？萧红不同，她确实还爱着萧军，是真爱。到了西安，谈起两人关系，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优秀小说家，思想上也是同志，又是一起在患难中挣扎着走过来的人。

萧军没有上山打游击，两个星期后也来到西安。风尘仆仆的他打了盆水洗脸，萧红立在一边，努力笑了笑，叫了声“三郎”（萧军的名号），道：“咱们永远分开吧！”萧军继续洗脸，平静地答了个“好”字。萧红赶紧走了。萧军早就等着这句话，他不肯先说出口，因为他是男人，是强者。

萧红说：“做他（萧军）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聂绀弩：《在西安》）这句话可以看作是萧红的离婚宣示。

张爱玲的离开清坚决绝，干净利索。当她认为丈夫与其他女人只是“耍一耍”的时候，不过问也不干涉，一旦认定是来真的，那么自己也就一定认真对待，绝不姑息养奸。张爱玲温州千里寻夫，摸清了胡兰成底牌，不止放不下周训德，还跟范秀美夫妻相待，由此看穿了丈夫的本性，这样的情种任何女人包括她张爱玲在内是绝对拴不牢的。熬过痛苦期，她立即镇定下来，开始有条不紊地处理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偿还胡兰成的那四两黄金。她拾起搁置一段时间的笔重新投入创作，编写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个电影剧本，获得一笔稿酬，足够扫清账款尾数。于是给胡兰成发出诀别信，随附30万元汇款。这期间胡兰成曾转道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张爱玲离开卧室睡在客厅的榻床上，没有给对方留出任何余地，当然更不会有分手前身体最后接触的浪漫纪念。

信是现成的，从温州回来就写好了，在抽屉里放了半年，可见离婚的念头早就确定了。信中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今生今世·永嘉佳日》）小吉是小劫的隐语，指的是胡兰成因汉奸罪遭民国政府通缉。这是胡兰成的抄录，据《小团圆》，信中还写有：“我并不是为了你那些女人，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有幸福。”为什么说造成分手的原因不是由于周训德和范秀美一干女人呢？原来后面还有一句：“没有她们也会有别人，我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听上去像气话，被张爱玲删去了。胡兰成自诩世上的女人都是他的妻，谁的主意都可以打，也自信可以搞到手，所以张爱玲说即便没有周训德和范秀美，你也会跟别人滥情，那可是一半的人类啊，如何敌得过？做你胡兰成的妻子永无宁日，这样的生活何谈幸福？哪来的安稳和静好？

这是张爱玲的离婚宣示。胡兰成说她有“理性的清洁”，如今用在他胡兰成身上，字字在理，生冷坚硬，不容商量，没有丝毫回转余地，人来了不见，信来了不看。

有一个因素不可不提，就是第三者介入。萧红的第三者是作家端木蕻良。端木是在萧红和萧军从战火中的上海撤退到武汉时出现的，之后跟他们一起到临汾，又伴随萧红转往西安。正是在萧军离开萧红的那两个星期，萧红成了端木的情人——尽管她还爱着萧军，而且这时她还是萧军的妻子，但彻底失望了，身心俱疲，匆忙中便抓住了身边的端木。这个男人与萧军正好相反，文气、内向、细腻，更重要的是欣赏萧红的作品崇拜萧红的才华。

张爱玲的第三者是电影导演桑弧。他是在张爱玲温州受挫而陷入感情危机时出现的。张爱玲做电影《不了情》的编剧，桑弧负责导演，两人由工作关系发展成情人关系，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如果说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像是小说情节中的偶发事件，那么张爱玲与桑弧的结合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桑弧身材细高，与张爱玲属于同一类型，看上去比张爱玲与胡兰成站在一起要协调，胡兰成身材矮小，比张爱玲低一些。

别说，端木与桑弧还真有点像，两人都是英俊小生，都洋溢着艺术气质，都是不够成熟的大男孩。这样的人是担当不了大任的，作用当然也就有限，充其量是加速了现存婚姻的死亡。萧红以及张爱玲的婚姻的解体，不是因为第三者，主要责任在她们各自丈夫身上。

萧红与张爱玲是一心一意追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名《小团圆》，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有个“小团圆”媳妇。“小团圆”媳妇有确定含义，是东北地区对童养媳的称谓，但我们不妨从字面感受。团圆始终是传统文化的大众梦，戏剧、小说、诗词、民歌、传说，无一不贯彻着团圆精神。剧中人历经波折，最终团聚，皆大欢喜，谓之大团圆。大，表示程度，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亦表示范围，合家欢乐，可以是一家，也可以是几家。小团圆当然也是团圆，但没有那么强烈的悲欢离合，也不涉及众人，在张爱玲那里，仅两人而已，她与胡兰成。“小团圆”媳妇的小团圆，表达也是这一点，媳妇一词限定的是夫妻之间。《小团圆》的结尾便是张爱玲的一个梦，蓝天阳光下，山间木屋前，两个冤家相逢，胡兰成还是那样，老风流，见面就动手动脚。

小团圆，不敢有过高要求——但生活还是没有给予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