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偏重意/
前面说过，张爱玲的爱情观与萧红不同，萧红重情，张爱玲重意。
意，意志，与知和情相渗透便是意念。我们这里说的意指的是关于爱情的意念，具体说，就是把爱情当作信仰对象来尊奉来实行。
那是在一次家庭派对上。来宾中有一对男女，男的叫邵之雍，女的叫盛九莉。待了一会儿，九莉觉得乏味，便去叫之雍一起离开。之雍坐在沙发上正跟两个人说话，望着男人的眼神，她不由全身一震，那里面满是轻藐——他看不起谈话对象，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而这种眼神从来就没有在她面前出现过。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顿时崇拜感油然而生。她想走过去把自己的崇拜如同献花一般送给他，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做的那样。骑士爱他的女主人，绝对是纯爱，没有任何目的，所以就连女主人的丈夫也就是他们的君主也毫不干涉，反而给予欣赏和鼓励。九莉“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后来收到的之雍的信，在这一点上与她的观念完全吻合，用的是“寻求圣杯”四个字。
这段情节出自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其中的盛九莉、邵之雍分别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化身。真正的爱情不怀目的，或者说爱情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唯一目的。这就是张爱玲对爱情的理解。
这种爱情观非常纯粹，胡兰成的“寻求圣杯”即是一种经典表达。这是基督教术语，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口号，用以宣示目的的纯正性与神圣性，号召和鼓动教众。这个概括可谓神来之笔，直见性命，一下子把张爱玲爱情观中的宗教内涵凸显出来，它以信仰为本质，视爱情为神圣之物。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两件事，一虚拟一真实。
虚的是《色·戒》中的王佳芝。这是一位具备献身精神的女性，拥有成为圣女的先决条件。为了与日伪特务头子易先生建立亲密关系而创造机会除掉他，从未有过性经历的王佳芝跟同学发生关系，学习做爱技巧，终于拿下目标，发展成情人。假戏真做，越做越真，女人的敌友界限日益模糊。锄奸组织在珠宝店设伏，王佳芝假借修理首饰带易先生进店，易先生临时决定给王佳芝买钻戒。就在行动开始的时候，灯光下易先生那满是温柔怜惜的神态突然触动了王佳芝，使她猛然意识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随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思想防线顷刻崩塌，便提醒爱人快走。易先生逃了，王佳芝与她的同志们被易先生下令枪杀。行刑时王佳芝是什么心境呢？恨是一定的，但完全理解对方的绝情，因为“‘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是爱情让这个女人昏了头，直到临死还昏着。
这是一个爱情由手段演变为目的的故事。开始时爱是假的，就像拿它换钱一样用它来接近对手，目的是锄奸。随着两人深入彼此，爱情萌生并迅速蔓延，将一切杂七杂八的因素统统排挤出去，只剩下真爱。为了爱，王佳芝可以舍弃一切，这种因其而不管不顾的精神就是信仰，所以她才在意识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时候本能地做出反常决定。王佳芝是圣女，身体奉献国家，灵肉、生命献给爱情。
实的事情发生在胡兰成身上。他去武汉办报，与小护士周训德结为情侣。日本投降后胡兰成逃亡温州，张爱玲千里寻夫，一个目的是当面逼胡兰成表态：要情人周训德还是要妻子张爱玲。张爱玲说，如果你选择周训德，我可以走开。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还真不是什么事儿，十有八九为了蒙混过关，会回答当然要你张爱玲，你是老婆嘛。然而碰到的是胡兰成，一个拿爱情当“圣杯”的人。这种人死心眼，用老北京话说喜欢犯轴，就是不会拐弯不肯变通，一条道走到黑——他与周训德之间是至诚至爱，这样的爱纯洁而神圣，岂可亵渎？就是权宜之计也不行。
所以他死活不肯正面回答妻子的问题。说：你在我心目中至高无上，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较的，如果进行选择，不但委屈你，也对不起周训德。张爱玲寸步不让，说还是请你选择，即便骂我不讲理也罢。胡兰成辩道：时局如此动荡，我跟周训德有没有见面的那一天都不知道，你何必一定要我表态呢！胡兰成的意思是，你们两个都是真爱，我一个也不放弃！见事已至此，张爱玲叹一口气，说：你到底不肯。遂生出离异念头，好吧，既然你离不开周训德，我就离开你。
胡兰成是汉奸，政治上无气节，但对爱情却忠心耿耿，信仰坚定，不作假，不改初衷，表现得很男人。
信仰最具人性。动物有知，也有情，但绝无信仰。什么东西能够使动物牺牲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呢？恐怕找不到。所以信仰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最终区别。爱成为信仰是爱情的最高升华。
说爱情是信仰只是明确爱情的性质，尚未回答爱情是什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张爱玲是如何解说爱情的。
因为钟爱并翻译《海上花》这本小说，张爱玲对青楼里的男欢女爱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这是1900年前后孕育爱情的地方。那时男人早婚，性不成问题，但爱情成问题，男人对结发妻就是爱不起来，说不到一块儿，玩不到一块儿，身体挨得很近，心灵离得很远。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男人自由接触女人的渠道只有一个，那就是青楼，于是这里便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爱情剧。
《海上花》中有个妓女小云，结交上了一个姓齐的男人，跟别人夸耀，当晚过得“特别欢洽”；男人们遇见类似的欢乐，回到家里也跟妻子做夸耀，张爱玲说“这也就是爱情了”（《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欢洽得自哪里？小说中还有个妓女翠风，颇得男人倾慕，大半原因是她的为人不一般，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她对男人不是单纯的性，而是 “灵肉并重”（《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男人在妻子那里找不到的心灵交流在妓女身上实现了，精神融合使肉体结合更紧密更深入更协调，所以感觉大不一样。妓女胜过妻子，全在于多了一层精神，缺乏具有心灵交流能力的肉体是僵死的、动物式的，而具备这种能力的肉体则是活的、属人的。
青楼是爱情的发源地，这个观点够得上惊世骇俗的。其实这也是恩格斯的论断，他曾认定古代最初的爱情是在专门从事祭祀众神的所谓神女那里实现的，而这类女人就是娼妓的始祖。
当然，旧式婚配中也不乏产生爱情的个例，但张爱玲却认其为另类。因为过程太一般化，先有性再有爱，看不见悬疑和憧憬，缺少紧张感和神秘感，“就不是恋爱”（《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所以即便从性中生长起情，也不够格。灵肉一体得配上情节才是那么回事。
家庭中倒是有一种情况符合这个标准，就是早熟的表兄妹之间，他们青梅竹马，耳鬓厮磨，随着性成熟很容易爱上对方。这也是前头我们说的表兄妹称呼最为可疑的原因。这里不妨提示一句，张爱玲的懵懂恋爱就是以她表哥为对象，当时她年仅10岁，确实早熟。然而却是单恋，她挺上杆子，痛苦得不行，人家毫无反应，结果弄得她大哭一场。据说她一生大哭过两回，这是其中的一次。这个印迹太深了，张爱玲非得找回来不可，于是在宣布与胡兰成分手前，选择桑弧为替身过了把瘾。对这种恋爱，张爱玲圈定了一个时间界限，即表哥成年之前，因为男人一旦可以自由活动，便直奔青楼了，那里的多情女子正朝他招手呢，她们可比表妹有味道得多。
再有一种情况也不错，可惜是虚拟的，叫“《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狂想得没了边，人兽恋、人鬼恋都出来了。百分之百的意淫。
那时的男女真可怜。
在谈《海上花》时，张爱玲还提到一个词，叫“长性”。常言“婊子无情”，这是就职业而言，但于人性来看，妓女也是有情的。人都有自己的喜爱，女人有中意的对象，男人亦如此，这是爱情产生的前提。张爱玲说：“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也就是使意中人凸显出来，所谓“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由于双方互有好感，非你不可，随着交往的频繁、深入，也就渐渐习惯起来，日久自然生情。这时候爱情的需要便压倒了求新求异的刺激，产生从一而终的倾向。
关于这一点，张爱玲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倾城之恋》）建立在性欲基础上的关系没有长性，完全受喜新厌旧规律支配，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关系则不同，走向的是婚姻，两性长久结合的法定形式。另一句是：“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半生缘》）爱情嵌入你的生命年轮，也许可以褪色，但绝不会消失。
张爱玲最经典的说法自然是这一句：“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惘然记》）还看到过这样的句子：“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注明的出处是张爱玲小说《半生缘》。其实这句话《半生缘》中查不到，想必是某部经他人改编的剧本里的话。虽然不是张爱玲讲的，但意思不错。一对情侣历经波折饱受苦难，虽然只有半生的缘分（不是就时间而是就人生而言），却在心底铸就了一辈子的爱情。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却微乎其微，值当吗？不值当，太不值当了。但这不是爱情的问法，爱情只问爱还是不爱，不问值得不值得。因为爱情不是投资做买卖，不能计算是赚了还是赔了；爱情不是工具，不能指望它给自己带来什么，所以只要可以衡量付出与得到之间比值的一定不是爱情。
显然这个说法之所以最著名，就在于直击爱情的信仰本质。
张爱玲的以上论说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灵肉一体的欲求，天长地久的愿望，不计得失的态度。这，大概就是她对爱情的界定。
爱情是生命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是人生最原初最有力的动能，具有无比神奇的作用。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最妩媚，恋爱中的男人最英俊，而张爱玲则说恋爱中的人最富有人性，“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宋淇：《张爱玲语录》）。爱情把人的最大潜能开掘出来，把人最美好的东西发挥出来。
张爱玲评论过一幅西洋画：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在女人白头巾上，她的一只手按在男人赤裸的肩头。她的身心原本是浅薄的，她的善良也只是恪守规矩，然而当恋爱的太阳照到她身上的一刹那，她顿时变得宽厚聪明起来，似乎什么都懂得了，而且感动得眼里泛起泪光。
张爱玲以革命对照恋爱。革命打碎了各种束缚，使人的资源得以充分展现，使人的才情得以全面释放，而爱情的力度超过了革命，恋爱中的人解放得更彻底更完全。因为革命是潮流，多少带点强迫性，裹挟着个人去行动，爱情不同，全然是自由自主的，是纯粹个人化的。张爱玲认为恋爱与革命是近亲，恋爱是个人的革命。
我们就以张爱玲本人为例，看看爱情是如何使人洗心革面的。
张爱玲与赖雅相恋，两人穷得厉害，女人穷，男人更穷，每个月只有52美元福利金。张爱玲在钱上一向较真，锱铢必较，曾因稿费官司弄得恶名在外，即便对闺蜜和亲人，钱财往来上也是一清二楚，互不相欠。这副习性又是初到美国，还没有什么存款，肯定会变本加厉。然而，情况截然相反。两人在文艺营分手，张爱玲给了爱人200美元，足足是他4个月的收入！而此时的张爱玲在文艺营结束后去哪里居住都不知道，是否能够靠写作挣钱更不知道。
成家容易生活难，两人结婚，立即陷入困顿。赖雅不去说他，张爱玲可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女性，胡兰成说“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哥”（《今生今世·民国女子》），衣食住行上从来不肯凑合。在张爱玲看来，物质与奢侈享受是分不开的，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买就买最好的。这倒未必是价格上的，而是一种消费方式，哪怕是吃一只包子，上一趟街，都成为一种精致、明朗和亲切的享受。这样的生活，开销肯定小不了，姑姑说她是个“高价女人”。如今“高价女人”遭遇低收入，又是在异国他乡，如何？讲究或许还有一点，但质量肯定大幅下降，一对新人几乎天天吃意大利馅饼，花费不到一美元。可贵的是尽管如此拮据，却见不到女人一丝一毫的埋怨，仍旧津津有味地规划每一笔开支。
最难的是丈夫的身体状况。婚后仅仅两个月，赖雅旧病复发，中风了。张爱玲背上沉重包袱。她是个生活能力极差的人，说这方面“我等于一个废物。”（《天才梦》）她不会削苹果，不会划火柴，在一间屋子住了两年居然不知道电铃在哪儿，连着三个月天天乘黄包车去医院去打针却依旧不识路，烧一次菜弄得油锅冒烟起火。这样的低能儿别说侍候病人了，就是照顾好自己都不容易，况且还要挣钱养家。张爱玲到底是张爱玲，以往用在学习和写作上的坚韧现在移到了病人身上。她一天给丈夫做多遍按摩，从后背到脚趾，而且满怀亲情。特别是在赖雅大小便失禁的时日，她每天几次更换床单和衣裤，体力不支，索性跪在浴缸边洗涮。这还好办，难的是移动病人和给他翻身，真难以想象瘦弱的张爱玲面对病人那庞大的身躯是怎样做到的。
张爱玲一度写作受挫，收入无着，求助华人朋友圈帮忙找工作，声称要求不高，小事即可。这让刘绍铭犯了愁，就她那“临水照花人”的体格，能干些什么呢，恐怕连到麦当劳卖汉堡的气力都没有。这是实话。然而“临水照花人”却有力气承受服侍病人的重体力劳动，这也是实话。
应该感谢赖雅，他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张爱玲：一个与个人主义的张爱玲相反的为他主义的张爱玲，一个与冷酷无情的张爱玲相反的充满爱心的张爱玲，一个与超级才女的张爱玲相反的家庭主妇的张爱玲。
“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倾城之恋》）
不同民族在爱情上的表现是不同的。
张爱玲与闺蜜炎樱曾就此进行过讨论。比如妻子与情人幽会，被回家的丈夫撞上了。要是英国人，丈夫非但不生气，反而相当窘迫，好像犯过错的是他，忙编借口嘟囔着说忘记拿雨伞，然后赶紧离开。《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也讲，英国学生有一种潇洒的漠然，特别是对最要紧的事尤其潇洒尤其漠然。俄国人不同，性子火热暴烈，自然是另一种处理方式。丈夫勃然大怒，从身旁拔出三把手枪，发给每人一把，自己也拿一把，各自对准太阳穴，一二三，同时扣动扳机，轰的一声，大家同归于尽。
还有美国人。当时上海外国人不少，盛行美国风，随意之极，拿拥抱接吻根本不当回事，有了主儿的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人常常上演吻戏。炎樱虽然也属于外国人群体，却大不以为然，表示自己守旧，遵循老式传统，别说当众了，就是在没人的地方，也不能这么随便。你的爱人会作何感想？如果他爱你，同时也相信你爱他，你与别人这样做显然对他是不尊重的；如果他对你本来就有保留，你再这么做，只能让他更看不起你。
张爱玲深表赞同，认为美国青年确实把拥抱接吻看得太轻飘了。久而久之，这种随意便会养成一种习惯，导致以稀松平常的态度对待两性交往。结果一旦遇上真心相爱的人，原本可以从身体接触上获得极大快乐，却由于感情已经钝化，幸福度大打折扣。
炎樱到底是外国人，为这种随意做法找一点理由，说也许是年轻人等不及了，想零零碎碎先得到一点愉快。张爱玲说不然，因为轻率的态度绝不使人仅仅停留在拥抱接吻上，会自然而然地往深里去，那就麻烦了。
炎樱又提到一种情况，即从众。女孩本身也许并没有需要，但为时尚所趋，怕人家笑她落后或缺乏性感，便去追风。张爱玲说这同样危险，会影响到她今后的性心理。
总之，张爱玲认为爱情是人生大事，必须认真处理，采取严肃态度，随意对待自己的感情和身体，不管什么理由都是不负责任的。
那么中国人如何？这个范围太大，不妨把问题置换成具体到张爱玲身上如何。
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注释，即张爱玲在与胡兰成接触之前，不要说与异性拥抱接吻了，就是手都没有拉过，按传统说法真可谓冰清玉洁，严肃认真得几近刻板。她与胡兰成接吻，男人说挺熟练嘛。女人答，电影上看来的。张爱玲学习能力超强，初次行动不输情场老手。
她与炎樱曾设想她们这对好友共同出现在三角恋爱中，当场撞见丈夫热吻对方——要知道这非常容易，因为丈夫从妻子嘴里听到的一定是关于自己朋友的好话，自然形成好感。怎么办呢？像英国人那样潇洒漠然不可能，因为克服不了嫉妒心；像俄国人那样火热暴烈也不可能，因为下不了狠手。
炎樱说，她会口吐白沫大闹一场，过后又懊悔起来，给情敌张爱玲打电话让她哪天过来看看自己。
张爱玲说，她不会当场发脾气，而是假装没看见，等炎樱走后，背地里问丈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问也多余，男人亲吻女人当然可以找出充分理由。她可以原谅他们，但原谅归原谅，一定要明确坚定地表示反对：喂，这是不行的！然而有用吗？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如何解决呢？张爱玲甚至提出多妻主义，两个好友一起嫁给同一个男人。但权衡一番，结论是理论上可行，实践上行不通——女人之间早晚得闹翻。
这就是中国人独特的地方，什么都要，哪一个都舍不得放弃——纯粹属于爱情上不成熟的表现。毕竟中国正处在社会文化转型中，一切都难有最终定论。
张爱玲求助多妻主义可不是调侃开玩笑，而是作为现代婚制的一种补偿来设想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竟出此下策呢？要知道这简直是逆潮流而动啊。
这与张爱玲对男人性爱特点的认识直接相关。
张爱玲与萧红一样，认定男人极不可靠，实乃本性使然。小说《五四遗事》中有个密斯范，一辈子都在与“男子喜新厌旧的天性”做斗争。不用说，肯定是屡战屡败，天性岂可更改？男人最耐不得寂寞，张爱玲借小说人物之口道：“我不是不知道呀，庞小姐！我早猜着他一定是讨了小。本来男人离开了六个月就靠不住——不是我说！”（《等》）听听，6个月180天，如此精确，这就是张爱玲揭示的男人守身的时间表。
所以就出来这么一个经典比喻：“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色·戒》）据说这句话是民国初年大学者辜鸿铭讲的，专为多妻制辩护而发。张爱玲不是密斯范，自然不会去做唐·吉坷德，她是顺势而为，主张一定限度上给男人这方面的自由。“如果一个男子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原恕。”（《谈女人》）
男人的喜新厌旧同时也是制度惯出来的。小说《怨女》的女主角银娣有个见解，富贵人家的老爷少爷硬是让堂子（妓院青楼）惯坏了，那里永远有可供他们情爱更新的姐儿，“给他养成了‘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习惯”。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妻妾成群的婚姻。二者似乎有个分工，青楼侧重于满足性，妻妾侧重于繁衍子孙。二者都从社会的角度助长着男人求新求异的天性。
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具体到个人而言，男人的这个习性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共时性的。性爱具有排他性，即便是花心男人在一个时期也有他的主要爱恋对象，“其实不会同时爱，不过是爱一个，保留从前爱过的”（《小团圆》）。皇帝三宫六院，然而“三千宠爱在一身”；原始社会实行群婚，但也有所偏爱，呈现出主妻和主夫现象。这也是人性，男人虽然易变，但仍保持相对稳定。
俊男靓女在爱情上自然占有优势，这于男人要突出一些，选择对象更重颜值，往往以貌取人。张爱玲发现，尽管有的男人口口声声关注道德美、性格美、精神美，然而“有几个女人是为了她灵魂的美而被爱”（《我看苏青》）？张爱玲曾把苏青比喻为“红泥小火炉”，恨不得人人都跑过去围着取暖，但打动男人的还是她的相貌，据说一夕情中也有胡兰成其人。一次张爱玲夫妇聊起苏青，胡兰成印象最深的是苏青漂亮的脸蛋；张爱玲认同，说苏青的美在于俊，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顶着胭脂点。
女人没那么偏颇，要颜值，但更注重智慧、健康、谈吐风度等，相貌要靠后些。
这不是说男人只要外表不要内里，女人仅仅漂亮是不够的，还必须带几分放姿，这才够味。《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告诉白流苏，说自己喜欢老实点的女人。白流苏心中暗笑，她是过来人，又极聪明，还能不明白男人那点小心思？她清楚得很，范柳原的理想其实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他人，挑逗是对自己。正因为范柳原认定白流苏符合这一标准才去追求她，否则根本不会去留意这个落魄的外乡女。于是便回答：你是要我在旁人面前做好女人，在你面前做坏女人。张爱玲总结道，对男人而言，女人最好是“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童言无忌》），用形象来说话，就是“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童言无忌》）。
这种老实而诱惑的尤物太稀罕了，可遇不可求，于是这个角色便分裂为二，老实留给妻子，诱惑送与情人。对此张爱玲的说法相当俏皮，说古人留下来的节烈一词在这里以分工的方式实现了，妻子与情人，一个管守节一个管热烈。《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就是这么去实践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白玫瑰，圣洁的妻；一个是他的红玫瑰，热烈的情妇。张爱玲强调这绝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推断道大约每一个男人都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至少是两个女人。分工不同，留下的印迹自然也就不同。白玫瑰妻子是粘在衣服上的一颗饭粒，红玫瑰情人则是长在心口上的一点朱砂痣。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所以妻子永远斗不过小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生殖与性在男人内心深处的地位，天平向性倾斜。如果说性属于个人而生殖属于群体，那么这种偏向代表了个人主义的胜利。
这种个人主义表现在爱上，就是占有。男人对女人的爱实质上是建立在占有基础上的，男性极强的排他性也就是恩格斯称之为雄性动物强烈的嫉妒性，即是证明之一，一群狮子只能容下一头雄狮，一群马只允许有一匹公马。
对于这种占有的极端形式，张爱玲在小说《色·戒》中以及谈这本书的议论中用了三个比喻：影子，猎人与猎物，虎与伥。伥这种东西很贱，本来是人，被老虎咬死后变成鬼，反倒帮着老虎去伤害别人，所谓为虎作伥。是说女人被男人俘获后死心塌地地追随男人。影子也是这个意思，女人如同影子一样地依傍男人。这三个比喻讲的都是易先生与王佳芝的关系，他爱她，用“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的老话来加以明确，正是在这个他爱了又杀掉了的女人身上，实现了“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这就是男人的爱：自己多情风流并且盼望女人迎合他的花心，然而同时又要独占女人并且要求她对自己忠贞不二，很矛盾，很自我，也有几分滑稽。
男人的爱是占有式的，那么女人能接受吗？当然能，她正巴不得呢。
这就要谈到女人的性爱特点。
张爱玲通过小说《心经》中许小寒之口说：“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为此她叮嘱男人，你们千万不要害怕女人提高自己，即便她的本事长得跟你一样大，也没有丝毫关系，仍旧自认为低人一头。为什么？“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张爱玲强调，这是“女性的本质”。崇拜是前提，只有女人认为某个男人比自己高明，拜服在他脚下，方能生出爱情来。被崇拜与崇拜，或者说占有与奉献是两相对应的。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不少优秀女性完全依附于她们的男人，惟其马首是瞻，尽管那可能是个渣男。在这里她们要的不是客观比较，图的只是精神愉快，崇拜自己的男人让她们过足了女人瘾，很平衡很踏实。反之如果让她们意识到男人不如自己，那就糟了，会立马失去依恃，六神无主，天昏地暗。所以对待一个女人最大的仁慈，就是颂扬她们的配偶，绝不点破双方差距，令其永远沉浸在崇拜梦中。
是不是有点贱？对，张爱玲用的就是这个字。“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倾城之恋》）《小团圆》中有一个情节，那天盛九莉（实则张爱玲）从街上回来，明月当头，心中不禁一阵空虚，已经22岁了，写了那么多爱情故事，自己愣是没有恋爱过，给人知道了不好。正是这个心理，构成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合的原因之一。才女也是女人，就是加上超级两个字也仍然不能免俗，结果便犯了次贱。
贱表现在一系列方面。比如，“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谈女人》）“女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抵抗外界的诱惑——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谈女人》）“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谈女人》）等等。再如对娼妓。女人观感比较复杂，固然蔑视和愤恨，但同时也有一份羡慕在里面。尤其是那些闲得发慌并且与之来往的男子太少的上等妇人，常常对妓女的生活抱着浪漫的想象。张爱玲出主意说要想根治这个贱毛病，非得被卖到三等窑子里去不可，那时她们便晓得其中的甘苦了。
恋爱场中，女人永远是配角，而且心甘情愿。小说《封锁》中的男人与女人相恋，搭讪时留意的是她的手臂，白得像挤出来的牙膏；产生了好感，看的是她的脸，像一朵白描牡丹；爱上了，感觉还是白，稀薄，温热，像冬天自己嘴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要她，她是你的，不要她，便悄悄飘散了。主导权完全握在男人手里。还有交流。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谈话，结果只见男人在那里叽叽呱呱地说，无休无止，而女人呢，一贯擅长说，而且还是教师，反倒破了例，不大讲话，只是倾听。她本能地意识到，男人彻底懂得女人后，是不会爱她的，所以恋爱的男人向来喜欢说，恋爱的女人向来喜欢听。女人完全以男人为转移，男人说真话，她为你心酸；男人说假话，她微笑着。
深入下去也仍是以男人为主体。比如身体接触。《色·戒》中有言：“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与前面一样，这话据说也是辜鸿铭讲的。所以《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红玫瑰娇蕊与振保亲热时，极尽做爱之能事，使对方非常满意，觉得她真是个“太好的爱匠”。娇蕊这么做有迎合的意味在里面，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方进入自己的感情世界，从而牢牢拴住这个男人。
女人最在意的就是被男人爱。《色·戒》中的王佳芝，一个热血爱国女青年就是让被爱意识颠覆的。当她感到易先生确实是真爱自己的时候，不说民族大义和信仰，仅就这些年她为了暗杀这个男人而付出的贞操、身体、磨难等统统在一瞬间全部清零。
这样的情境在张爱玲小说中反复上演。《半生缘》中的曼桢，被姐夫与姐姐合谋奸污，又遭监禁，被迫产子，如此屈辱如此恨，也因被爱意识而淡化。姐姐说过，这个男人完全是“因为爱得她太厉害的缘故”，昏了头，一时神志不清做下了事。这样的瞎话居然打动了曼桢，使已经出逃了的她又自动返回。
还有《茉莉香片》中的丹朱，也因为被爱意识而亲近聂传庆。此人自私、无礼、不近人情，猥琐之极，说是渣男都抬举他。在爱的名义下，缺陷竟也成为优势，聂传庆的怪癖不仅没有造成丹朱的疏远反而拉近两人关系，让丹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就连这样一个怪人也爱自己。“丹朱是一个善女人，但是她终究是一个女人。”只要是女人，没有不在被爱意识面前低头的。
被爱意识是女人的命门，要想征服她就去爱她。
这种被爱意识的刻骨铭心张爱玲亲身体验过，对方当然是胡兰成。
那是暮春的晚间，和风熏熏，暗香浮动。张爱玲起身送胡兰成，身子擦着男人而过。胡兰成按灭烟蒂，双手猛地捉住女人手臂，要她拿掉眼镜。张爱玲眉眼含笑，顺从照办。面对贴近的男人，张爱玲脸红了，不由低下头。胡兰成盯着女人看了片刻，开始吻她，很动情，女人感觉到了自己手臂上传来的男人阵阵冲动。“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张爱玲确定，两只手臂软软地溜上对方肩膀，围住脖颈。
张爱玲坠入爱河。
当然伴着崇拜。
胡兰成向张爱玲示爱，不是贸然行事，而是接收到了明确信号。胡兰成第一次接触张爱玲的名字是读她的小说《封锁》，一起刊出的还有作者的一帧照片，只是太模糊，瞧不清楚。重提旧事，张爱玲记在心间，隔日便送给男人一张相片，背面还写了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世界上没有比尘埃更低的了，都说匍匐于脚下，尘埃比脚还低，被脚踏在下面。张爱玲本是才女，在一般之上，而且是超级才女，在精英之上，如今竟自动放低身段，一放再放，一直放到地底，与尘埃为伍。然而一点也不沮丧，更不悔恨，而是满心欢喜，在尘埃中绽放美丽的花朵。
爱把张爱玲放倒了。论写作才华，即便不说她比胡兰成高，至少也打个平手，现在却视胡兰成为偶像，五体崇拜还不行，竟产生出做他脚下尘埃的冲动。正应了她所揭示的“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的“女性的本质”，幸福得花一般开放。
其实在送照片之前女人已经崇拜男人了。也是胡兰成离开张爱玲房间，女人从抽屉中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他，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烟蒂，都是自己丢下的。烟蒂比烟的气味更强烈，极其难闻。张爱玲有洁癖，稍微一点不干净立刻就会引起不良反应，如今竟然把烟灰缸里的烟蒂一颗颗捡出来，装进信封，又藏进书桌抽屉里。爱人的东西都是好的、干净的、高贵的，就连与他相关的垃圾都值得珍重。
定情之前尚且如此，关系确定之后更不必说了。张爱玲本来就欣赏胡兰成的文字，相爱后发展到了狂热地步。胡兰成在张爱玲房间赶写文章，她望过去，眼中的他简直就是“案头一座丝丝缕缕质地的暗银雕像”（《小团圆》）。女人去厨房，回屋时胡兰成迎上前，她竟一下子跪倒，双臂抱住的男人的腿，将脸紧紧贴在上面。
还有相貌气质。那时张爱玲看胡兰成是眉眼俊秀，荡漾着一股英气；口操湖南腔国语，身着旧黑大衣，来去如刀，一副革命者形象。
后来不爱了，再看胡兰成，一切都翻转了。那叫什么文字？总是“好的”与“不好”那一套，令她又厌恶又好笑，眼前的文字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几乎要高声叫起来。相貌也令人厌恶，怎么瞧都带些女人气，而且是市井中撒泼犯浑那类女人相。她实在无法面对这张脸，转过身子，把脊背对着他。
女为悦己者容，张爱玲也一样。她的第二位情人电影导演桑弧，大张爱玲5岁，看上去却比她还年轻。为了能够让这位英俊小生更喜欢自己，同时在人前不失面子，她开始美容，往脸上抹粉。桑弧不放心，站在一旁指挥，一会儿让往这里搽些，一会儿又让往那里搽些，即便女人觉得没有必要，也还是遵命。其实她是不愿意抹粉的，觉得脸上仿佛盖了层棉被，闷得难受。有时候发现桑弧脸色不对，偷偷取出小镜子一照，原来是粉膏掉了。每次与桑弧约会，张爱玲都要从冰箱中取些冰块做面部冷敷，使皮肤紧缩而显得年轻一些。
桑弧没法跟胡兰成比，无论是学识还是天资，文字功夫更不用说了，但同样得到张爱玲的崇拜。两人一起看电影，张爱玲见桑弧那种内行的样子便不由得肃然起敬，打心眼儿里佩服。还有赖雅，他的文学成就远不如妻子，张爱玲去世时人们发现，房间里有数的几本书里，就有赖雅的亲笔签名书。女人总是喜欢仰视自己的爱人，而且总是不由自主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方比自己高明之处，并且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恋爱中的女人有一种独特的美，张爱玲称之为“低卑的美”（《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那是尘埃中开放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