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偏重情/

爱情是男女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生命的基本活动，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萧红与张爱玲自然要给予格外关注，从而形成她们各自独特的爱情观。用知情意的框架来定位，可以说萧红的爱情观是情的，张爱玲的爱情观是意的。

要明白什么是爱情，必须首先厘清两个关系，一个是爱情与性欲的关系，一个是爱情与物质的关系。

毫无疑问，爱情包含性，并且以性为特征，由此区别其他种类的爱。问题的关键在于性的成分有多大。

我们前面谈到过性，说的是萧红小说《生死场》中一个名叫成业的农村男青年与金枝姑娘的两次幽会。其中几乎没有别的，全部内容只是性活动，不要说情话了，连前戏都没有，“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萧红让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贪婪，性欲的占满，表现为动物本能的冲撞；然而他们却不是动物而是人，所以又说是“怪物”，所谓人形动物。

不能说两人之间没有爱情。金枝肯定爱成业，否则不会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心神不定，循迹前往，“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成业也爱金枝，或许这种爱单一而粗鲁，但不能否定感情的存在。正如婶婶点明的那样，男人只是在最初接触的新鲜劲儿里心中才有女人，而成业正处在这一时段，所以他立志娶金枝为妻。

然而由于性的成分过重过于赤裸，情被遮盖住了，成业与金枝的交往看不到爱情的色彩和暖意。随着性比重的加大，情遭到进一步排斥，最后被全部挤占，这时候的金枝便成为男人纯粹的泄欲对象，不要说爱了，就是连从她的方面最起码的一丁点考虑都没有。金枝挺着大肚子干了一天重活，累得腿都快要断了，成业竟然强行房事，结果孩子早产。经验丰富的产婆一眼断定，两口子一定是瞎折腾来着，幸亏只是早产，没把命丢掉就不错了。

显然，没有性，爱情不能存在；但如果放大性，使之成为主体，爱情一定变质或者死亡。

同样的，物质的放大也一定会熄灭爱情。

物质与性不同，性是爱情的有机构成，本身应有之义，而物质充其量不过是爱情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人们喜欢说的那样，爱情不能靠空气活着。然而正是这个条件常常反客为主，大模大样地占位，成为两性关系的轴心。

萧红有篇小说《小城三月》，与《生死场》的农村背景和人物不同，讲的是小城镇里小市民的故事。主角是一位被称作翠姨的女子，十八九岁，静若秋水。小城遵循旧式婚制，沿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地叫“爹许娘配”），姑娘找到好婆家，立即便会里外一新。翠姨的妹妹订了婚，男方送来丰厚聘礼，妹妹大大阔气起来。姐妹出门，妹妹总是抢着付钱，弄得姐姐挺没面子。但翠姨一点也不羡慕，妹妹未来的丈夫，她是见过的，没什么好看，个子很高，身着蓝袍子黑马褂，像是商人，又像是小士绅。

然而没过多久，翠姨也订婚了，婆家更有钱，聘礼给了十多万。未婚夫年龄比翠姨小，个子也小，虽然上着学，但是在乡下私塾，所以人显得保守而土气，一点也不像翠姨平日接触的洋学堂里的学生哥。

翠姨顿时成了有钱人。市面上出现新东西，虽说不一定第一个买回来，总是没多长时间一准收进箱子里。在亲戚的婚礼上，翠姨惊艳亮相，她身穿为将来做新娘子而准备的蓝底金花缎子夹袍，美丽得像一枝初放的腊梅，满屋子人都呆呆地望着她。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带来爱情。

婚期到了，婆家送来娶亲通知，翠姨一听就病了。她一想起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就感到恐怖。她知道婆家对她很好，相信嫁过去会过上好日子，但她就是不愿意。不想结婚的另一个原因是暗恋上了一个男青年，两人只是聊天下棋打牌弹奏乐器什么的，没有丝毫物质上的来往，然而爱情却悄悄萌发、生长。

听到翠姨病重的消息，婆家担心人财两空，立即张罗结婚，说用喜事冲一冲就会平愈。这加重了翠姨的病情，只盼望早死，她拼命糟践自己身体，想死得快一点。于是翠姨死了。

故事很简单，没有曲折的情节，爱情只是淡淡的一缕，暗香浮动，就连面上大张旗鼓的婚事也显得异常平静。但却明白无误地透露出一个事实，物质就是条件，一旦升格，势必变成爱情的对立物。爱情不会向物质低头，物质也产生不了爱情。

上述表明，爱情存在着两个危险，一个是爱情的性欲化，一个是爱情的物质化。

物质化虽然很普遍，但认识上的厘清是容易做到的，因为爱情与物质界限分明，是全然不同的事物，即便所谓傍大款的物质女孩也会痛快地承认金钱换不来爱情。

性欲化要复杂得多，常常令人犯糊涂，因为性欲出自人本身。性欲在爱情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诸如基础、本质、要素、动因，等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也都可以接受。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对性欲做个大致定位。

“食色，性也。”性欲尽管是人的基本欲望，但并不是人所独具的特征，而属于人与动物共有，故而从哲学上说不能成为人的本质。性欲仅仅是人的生理需求，不管它对个体和种群的存在多么重要，不管它给人带来多大乐趣，也不管人们怎样尽心尽力地去追求，这个性质是不变的。情就不一样了，它是属人的，为人类所独具。动物可能也有感情，但只是一种本能，而人的感情不是本能，是长期历史和文化发展中形成的高级意识，具有本质意义。所以性欲只有嵌入情，或者说只有情渗入性欲，才是人的欲望，也才能够产生出爱情。一旦脱离情，性欲只能降格，沦为动物式发泄。正如萧红小说《商市街》中曹先生说的那样：“‘爱情’这话很难说，若是为了性欲才爱，那么就不如临时解决，随便可以找到一个，只要是异性。”曹先生做过萧红的老师，他告诉学生：“爱是爱，‘爱’很不容易”。之所以不容易，就在于它包含着比性欲丰富得多的内容。

当然，从单纯的性欲中也可以生出“爱”，曹先生说的因为“性欲才爱”便属于这个范围。这种东西究竟叫什么不好说，暂且借用爱这个字眼。这种爱可以很强烈，但由于在情的方面呈现空白，是动物式冲动的副产品和伴生物，可称为“恶之花”。

总之爱情的主体不是性欲而是情，可简称情本位。这也是爱情比单纯的性欲更高级、更美好、更享受、更永久之处。

萧红作品中有这样的性情中人，他就是《后花园》里呼兰城的磨工冯二成子，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

他早已经被简单劳动打磨成一个无比枯燥麻木的人，日复一日重复着不变的生活节奏，不要说周围的人和事了，三十好几的人了，连娶媳妇的心都死了。一个雨夜，他的心突然被激活，那是隔壁赵家窗子里传出的姑娘的咯咯笑声。他连忙关上门去干活，可不管怎么着，笑声都好像追着他走。说来奇怪，他第一次意识到隔壁居然还住着人。

就此他变得敏感起来。在院子里偶一抬头，发现跟姑娘站个脸对脸，赶紧低下头。问赵家借大瓦盆，姑娘拿给他，他连头都不敢抬。然而那一双葵花似的大眼睛总在面前扑闪，那么动人，那么清晰。其实他跟她并不常见，但觉得似乎天天见面，尤其到了深夜，经常听到隔壁的笑声。笑声又响起来，他一把抓过被头堵住耳朵，可笑声依旧。与女孩相邻两年多，听到笑声还是最近的事，自己也奇怪的不行。后来不光能听见隔壁的笑声，刷锅的声音，劈柴爆裂的声音，吃饭的声音，件件都听得真真的。他想起母亲要自己成家的叮嘱。成家，这两个字让他脸上烧红好一阵。

冯二成子恋爱了。

当然是单恋，姑娘并不知道。他的爱非常专注，除了情什么都没有。

那天他一回身，发现姑娘就站在磨房门口。“她的嘴是红的，她的眼睛是黑的，她的周身发着光辉，带着吸力。”他怕了，低头不敢再看。姑娘望见磨盘上供着的黄色牌位，自语道这儿还供着白虎神呢。说着便跑掉了。冯二成子差点晕过去，以为在做梦。

结局是悲剧。冯二成子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退缩了，姑娘嫁给了别人。

然而这也促成了他的觉醒，终于鼓起勇气敲开王寡妇的门，两个苦命人找到共同语言，大胆结合，之后结婚成家。

比较一下冯二成子与成业，两个人的爱哪个更接近于爱情？显然是冯二成子，他是情本位，把情放在首位去追求。

爱情无疑是人世间最美好、最高贵、最难得的事物，它造就的灵肉结合度之密且之深刻为任何力量所不及。两情无论是热烈迸发还是默默相对，都会进入无比的愉悦和莫大的享受，而相生相伴的惆怅、遗憾乃至忧伤，也别具一番滋味在心头。喜剧自不必说，即便悲剧也笼罩着无尽的凄美，荡漾着丝丝暖意，令人悠然神往，回味无穷。然而这还是仅仅就性与情而言，如果扩大到整个男女关系，爱情的意义更大更显著，概括说，它带来的是平等和自由，给人以做人的尊严。爱情是全价的。

我们看看翠姨。她是一个特殊人物，身上交织着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两种情境。

包办婚姻属于爱情的物质化，在给翠姨带来金钱的同时，也把她变成了一件财物，她的聘礼十多万，这就是她的价码。婆家催促病重中的翠姨赶快结婚，试图以喜事消灾，就是心痛这笔钱白白浪费掉。不妨比较一下《生死场》中的金枝。她是爱情性欲化的牺牲品，作为男人发泄对象而存在，最初是成业一个男人的对象，后来是诸多男人的对象。翠姨的境况当然比金枝好许多，但就尊严而言，两人并无实质性区别，都是物品，只不过档次不同罢了。

物品供主人使用，没有自主权。只要成业需要，金枝就得献身，只要男人出钱，金枝就得接受。翠姨也一样。自打她签订婚约，便被贴上了夫家的标签，属于他家的人。不管她对小男人未婚夫满意还是不满意，也不管她对这家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到日子必须嫁过去，这没有商量余地。一纸婚书剥夺了翠姨的人身自由，使她成为附属品。

然而翠姨的意识是自由的，她恋爱了。

一个男青年从哈尔滨回到小城过寒假，他高颜值高学历，一脑门子新观念。翠姨喜欢跟他待在一块儿，他也乐意接近翠姨。他跟弟弟妹妹们说话用“是的，是的”；对翠姨则说“对啦，对啦”。大家聚在一起玩乐器，翠姨起身回自己房间，他定定地看住门帘，目光好久好久不离去。两个人躲在屋子里说话，他被叫出去下棋，每战必赢的人现在每局必输，显然是心猿意马。

翠姨不识字，突然动了读书的念头，谁也拦不住。20岁的人了，学校没法儿安排，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开私塾。

她去哈尔滨采办嫁妆，男青年的同学做向导。大家不拿她当外人。洋学生开一代新风，请她吃大菜、看电影，上车让她先上，下车扶她下来，外套一脱便有人接过去，刚表示要穿外套，就有人帮着穿上。这让她越发感觉到新旧的差距。现代青年尊重妇女，平等相待，不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妹妹。买嫁妆这事虽然不痛快，但那几天却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矛盾出来了。翠姨与新派异性的接触，开启了通向新生活的大门，她喜欢那种自由和平等的感觉，并试图通过学习改变自己，以配得上意中人。然而她已经被许配出去，是不独立不自由的，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只能去重复无数妇女被欺压被损害的蛮荒生活。她非常痛苦、绝望，看不到任何出路，只盼速死。

为这个悲剧加上遗憾一笔的是，男青年居然始终不知道翠姨深深地爱恋着自己。虽然后来他一提起翠姨便常常落泪，不知道她究竟因何而死。大家也不知道，也都心中纳闷。

加上冯二成子，至此我们从萧红的作品中看到了两起单恋，一女一男，一市民一农民。这两个人物写得都很好，人物单纯，故事平淡，叙事舒缓，却张力十足。萧红对单恋的情有独钟，似乎传达着一个认识，即真正爱情的获得以及它所达成的自由平等关系的建立，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非常的金贵，应该特别珍惜。

萧红在作品中讴歌爱情，在生活中追求爱情，但绝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如果让她在爱情与生存之间只取其一，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存。如果排个序，在萧红那里是生存第一，其他包括爱情在内的统统靠后。她太苦了，终身都在为生存而奔波而挣扎。这也是她的创作中为什么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比较少见的原因。她没有时间、精力和条件沉醉于爱情享受，也没有兴致没有心思去细细咀嚼、品味爱情滋味。

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问题与爱情的物质化是两码事。生存大于爱情指的是前提条件，爱情与生存是分开的；爱情的物质化说的是主导，爱情与物质混为一体。爱情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与用财富去交换身体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下面是爱情与面包的故事，出自萧红散文集《商市街》。

郎华与悄吟这一对情人搬进出租屋，时值寒冬，外面冷，屋里也冷，玻璃窗上结起厚厚的霜。他们在吃晚饭，主食是黑面包，菜是咸盐，汤是白开水。郎华喝一口水，润湿嗓子，把一块洒了盐的面包送下肚，说：我们不是正在度蜜月吗！悄吟应和道：当然是，说罢笑了。郎华受到鼓舞，又拿起一片面包撒上盐，学着电影上度蜜月的样子，送到悄吟嘴边。女人咬了一下，男人再把面包放进自己口中。盐撒多了，齁得慌，赶紧拿起杯子喝水，说：不行不行，再这样度蜜月能把人咸死。

如此情节，如果换了别人会写得浪漫又温馨，恨不得把盐的咸说成甜，虽然面包上洒的是盐，但一对情人权当蜜糖吃，因为爱情是甜蜜的，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无比魔力，吃进嘴里也齁，感觉不是齁咸而是齁甜。但萧红不会走这个套路，她写道：“盐毕竟不是奶油，带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甜，一点也不香。”

萧红笔锋一荡，转到房间。他们的屋子也不是什么爱巢，家徒四壁，又阴又冷，像是个封闭了的门洞，与外界相隔绝。在这个洞洞里他们“素食，有时候不食，好像传说上要成仙的人在这地方苦修苦炼。很有成绩，修炼得倒是不错了，脸也黄了，骨头也瘦了。我的眼睛越来越扩大，他的颊骨和木块一样突在腮边，这些工夫都做到，只是还没成仙。”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借钱度日，每次借个三角、五角的，借到一元钱都是稀罕事。“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路过饭馆，想吃包子。一算要花掉五角钱，而这些钱可以维持三天的黑面包和咸盐，只好咬牙离开。见到卖花生瓜子的小贩，悄吟问郎华有没有铜板。要零钱干吗？答是想买点瓜子。男人说没有铜板，就用纸票整钱吧。话说得挺气派，其实解读出来是，“这不是给爱人买瓜子的时候，吃饭比瓜子更要紧；饿比爱人更要紧”。

悄吟站在过道的窗前焦急地等候郎华，她肚子很饿，咕咕地响。铁门响一下，她的神经便震荡一下，铁门响了无数声，她的神经震荡了无数次，可还是没等回郎华。房东女儿出现了，皮领子，高跟鞋，肚子想必很饱很饱。她朝这边笑笑，说：又在等你的郎华，怪好的一对啊。临走又撂下一句：他出去，你天天等，真是——。悄吟权当没听见，肚子又咕咕响起来。

她是在等爱人还是等面包？都有，恐怕后者更多些，只有爱人回来她才有东西吃，实在是太饿了。

这不是虚构情节，是萧红与萧军相爱之初在哈尔滨生活的真实记录。

萧红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人不能没有爱情，更不能没有面包。

萧红不幸，一踏进社会便面临着爱情与面包的选择。

跟翠姨一样，萧红“爹许娘配”早早地便有了人家，而且也是19岁订婚。未婚夫叫汪恩甲，大萧红几岁，在小学当老师。汪家在旗，满族，广有田产，实力与萧（张）家相当，或许更强一些，据说汪父曾有军职，少将衔。两家离得不远，都在哈尔滨附近，萧家在呼兰，汪家在阿城。

翠姨的未婚夫又丑又小，土里土气，萧红的未婚夫可强得太多，有点像翠姨暗恋的那位男青年，用后来回忆者的话说是“相貌堂堂”。不妨参照一下《小城三月》中对那位男青年的描写：“人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好看，头发也梳得好看，人很长，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们所有的家族中，没有这么漂亮的人物。”这种高大上的帅小伙肯定招人喜欢，萧红当然也不例外。她真拿他当未婚夫对待，给他写信，打毛衣。汪恩甲也很在意这位弯弯细眉下两只乌黑大眼睛的未婚妻，迎合她的想法立志做上进新青年，辞去教职考入俄国人在哈尔滨办的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深造。当时尚无本科，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

《小城三月》中有一个翠姨参加亲戚婚礼的情节，那家在旗，也是满人。萧红也有类似活动，那是汪父的丧仪，估计也相当出风头，为夫家挣足了面子，得到他家200元奖励。这个数目可不小，后来她被旅馆老板逼得走投无路的欠款也才不过400多元。

然而萧红很快就失望了，汪恩甲抽上了鸦片。鸦片是当年最厉害的毒品，足以摧毁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这时候萧红的心情大概跟翠姨一样，想起未婚夫“她就恐怖”。萧红阻止不了汪恩甲自毁前程，但可以自救而避免一起走向沦落。显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除婚约。一步到位不现实，但不妨先拖着，等关系变冷了再说。所以在她进入20岁而被要求完婚时，跑掉了，很远，跑到了北京。这里我们看到了萧红不计后果的江湖气，逃婚不说，还从家里要了笔钱，名义竟是结婚费；更严重的是还有一个同行男同伴，以表哥自居的陆哲舜。这个称呼最为可疑，当年私奔的男女对外最常用的称谓就是表哥表妹，所以舆论中萧红的行为就是私奔。

事情到了这一步，可以说发展得相当理想，既有面包又有爱情。倒不是说萧红与陆哲舜恋爱——表哥可能对表妹有意，表妹的反应却一直不明朗——而是说萧红保住了自己感情的纯洁性、自主性，为追求真爱留下了自由空间。

之后就不妙了。陆家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断绝了陆哲舜的经济供给，萧红的钱很快用光。这时候面包就成了第一位的，萧红只好低头，回到呼兰小城。毕竟心有不甘，又来了个二次出走北京。物质前提如何保证？第一次可以编瞎话，第二次就不好使了，那就拿。据说是偷取了家里的房契抵押换的钱。在萧红再次陷入生存困境时，汪恩甲追来了。萧红再次向面包屈服，随未婚夫返回呼兰，等于认同了这场婚姻。之后萧红遭到家里长达六个月的软禁，再次出逃，跑到哈尔滨。生活无着，关键时刻，汪恩甲又出现了。在他资助下，萧红返校插班读书，很快发现自己已有身孕。书是没法读了，索性与汪恩甲同居，住进东兴顺旅馆。

生存问题暂时是解决了，爱情呢？不能说一点没有，但不多，争强好胜的萧红能看上吸食毒品的男人吗？她的感情很大程度上属于依赖感，汪恩甲两次出现都是在萧红物质上最困难的时刻，她已经习惯于靠在这个男人肩头，而且他是法定未婚夫。可以说萧红的爱情有许多无奈在里面。

这样凑合了几乎小半年，欠了旅馆不少钱，汪恩甲必须回家取钱。不想一去不返，他被家里扣住了。更糟糕的是男人的哥哥出面代替弟弟解除婚约，萧红大怒，一纸诉状递上法庭，告汪家盗用汪恩甲之名单方毁约，她坚信男人不会抛弃怀着他的孩子而且又身无分文的未婚妻。结果法庭上汪恩甲认怂，作证说休妻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愿。

官司输了。爱情没了，面包也没了。萧红一下子被打入一生中最黑暗时期，她被旅馆扣为人质，欠费400多元从她身上要，不行就卖人。自由也没了。还挺着个大肚子。这年萧红才22岁。

自此萧红的人生进入下行通道，虽然经萧军搭救跳出苦海，但一直在饥寒交迫中徘徊挣扎，直到25岁时落脚上海，得鲁迅先生扶持才出现转机。

这就是萧红的第一次爱情，完败，她不得不选择面包，一个坏的开头。这个起始似乎永远没有结束，不是说事情，而是说运道，生存的阴影每每笼罩住她，直到生命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