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总结：理所当然的依赖/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也是过来人。由于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甚至生活地域不同，再加上思维方式不同，对男女不平等的感受和认知也就不同。张爱玲要温和很多，更关注的是女人对男人的依赖。

张爱玲也谈男人的拳头，不过不是现在时而是过去时，说的是上古时代，那时体力决定一切。自然造物，男强女弱，女人体力不济，不得不屈服于男人拳头之下，就此形成了女人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几千年这样一路走过来，逐渐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

妾，本意是有罪。“妾妇之道”说白了就是妇人的劣根性。张爱玲列出如下表现：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对最末那条，张爱玲作注说，别看正经女人常常做出痛恨荡妇的样子，其实如果给她机会荡一荡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男权逼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必须时时处处迎合他们，而自己却又于心不甘，便生出种种毛病。比如狐媚子。食色，性也，男人好色，女人也好色，或许有程度区别，但在享受性乐趣上没有质的不同，然而男人却要求女人保持贞洁，没有法子，女人只好作伪，表面一套，暗中一套。口头上的痛恨淫荡用以应对男人，暗地里的荡一荡则用来取悦自身。作伪某种程度上也在培养编造能力，张爱玲引用他人的话说，女人编故事的本领天下第一，如果可以抽版税，所有女人都发了财。

所以“妾妇之道”恰恰是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性的证明。妾这个字眼也具有依附之意，古时不仅女人自称妾，男人有时也以妾自表，意义与称臣称仆差不多。

由于劣根性，“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谈女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要驯服女人首先必须驯服男人，他才是因。“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些什么呢？”（《谈女人》）

那么女人有没有优点呢？当然有。最大的优点就是爱，或者说是妻性和母性。这种爱如同大地般厚实无限，所以女性的大神叫地母。

有出戏叫《大神勃朗》，美国戏剧家奥涅尔所作。张爱玲认为这是她视界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杰作，她读过多遍，读一遍落一次泪。戏中的地母不是圣洁的女神，竟然是一个妓女！所谓以美好身体取悦男人的职业妇女，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20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

张爱玲还评论过一幅题为《山姥与金太朗》的日本画，题材取自民间传说。山姥的地位有点像地母，画面上的她披一头乱蓬蓬黑发，丰腮长脸，眼睛妖淫，带点潇潇的笑。她低着头，头发被大风吹得横飞出去。她的乳房从脖颈底下就开始了，长长地垂下来，是所谓“口袋奶”。小孩子金太郎横卧在她胸脯上，怪眼圆睁，不时顽皮地伸手去捻她的乳头，山姥并不介意，潇潇地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拨浪鼓逗他，眼色里说不出是诱惑还是卑贱。

显然，这里的女性大神形象是以男性本位为标准的，反映的是男性的性意识，也就是被弗洛伊德称为“本我”的东西。就是说，女性的优点仍然是男权的产物，证明着自己是男性的附属品。

以上这些是张爱玲对男权的批判，源头可以追溯到自然天性。但她并不一味地把责任都推给男人，也捎带提示一下女人自身也不是无辜的。“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谈女人》）

女人对自己依附地位的存在也要分担些责任。

女人对男人的依赖还是一种文化传统。

张爱玲对人名感兴趣，研究一番，有不少发现，男人与女人名字的比较即为一项。

说到男人的名字，那真是太丰富了。他们一出生，便从父母或祖父母那里领取乳名（北方习惯称小名）。上学了，家里送给孩子一个学名（北方叫大名）；如果长辈是文盲，也不打紧，这个任务便由先生承担。学名很金贵，须用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学而优则仕，做了官，这个名字就成了“官印”，只有君主、父母亲、老师可以呼唤，别人是不能随便叫的。然而他总得跟人打交道啊，怎么办呢？由此便出现了另一个名字，这就是“字”，专门提供给朋友与平辈亲族用以称呼自己。“字”较为洒脱，如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刘备的道行最深，字玄德。玄，幽深也，德行深不可测。男人相见，拱拱手，呼一声对方的字：云长别来无恙？亲切而又不失礼。

除此之外，还有备胎，叫“别号”，一般不用，只在特殊场合拿出来。别号是自己起的，跟着性子走，漫无限制。比方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体现出那件古董；搬个家，根据新居的特点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再换一个跟她相关的别号。

女人就简单多了。与男人一样，出生便有乳名。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她既不上学也不做官，根本用不着堂皇的“学名”；文化上不去，也就没有什么雅兴，别名自然也就免了，所以乳名是大多数女人唯一的名字。

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事是嫁人。离开娘家进入夫家，相应的名字也必须改一个，表明男权的转移。在家从父，父亲姓李，女儿自然也姓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家姓张，便在李姓之前加上张姓，成为“张门李氏”，简称张李氏。为什么要以氏来表称，她不是有乳名吗？不错，是有名字，但不能公开。女人的一切都属于私密，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名字亦如此，就跟她完全属于丈夫一样，名字也只有丈夫才有知情权，才可以称呼。

这里不妨谈谈胡兰成的母亲。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有一节，题为“胡门吴氏”，专门介绍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吴家姑娘，嫁入胡家，便叫胡门吴氏。胡兰成十几岁时曾问起母亲的名字，母亲笑骂道，小孩子怎么这样顽皮！可见就连儿子打听母亲的名字也是不行的。胡母去世后，一次谈起这件事，侄女青芸说她知道，但就是不告诉叔叔。最后终于打探出来，然而胡兰成又忘记了，不知是真的忘了还是因为遵循保密惯例而刻意隐瞒。倒是透露一点信息，说好像是菊花二字，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应景而随口编一个。

男人不光喜欢给自己起别名，也常常把这个雅兴用在女人身上。张爱玲提到《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他有两个老婆，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的是“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则署名“伴瓣主人”。他是主人，双香之主。

与男人凭借体力降服女人不同，文化走的是柔和路线，今天叫软实力，潜移默化地造就和筑牢女人的依附意识。

男权社会里，女人永远扮演着“取悦于人”的角色，男人是她们生活的轴心，迎合男人成为最重要的生活准则。张爱玲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有女同车》）

女人拿什么去取悦男人呢？只能依凭自己独特的资源，也就是男人没有而又不能或缺的东西，这就是女人的身体，上天赐予的财富。于是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便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张爱玲强调这一职业的普遍性，说这里并不单指妓女，也包括普通妇人，那些为了谋生而结婚的人。妓女出卖肉体的目的是赚钱，普通妇女嫁人也是出于经济考虑，二者并无本质区别。恩格斯也讲过这层意思，说：“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论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当然女人也是人，不仅有身体，也有思想，可以用美好思想迎合男人。张爱玲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仍是取悦于人。

这说的是婚制内女人。还有一类女人身处婚制之外而与男人共同生活，所谓的“拼居”（同居），她们的情况略好一点。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男人的社会地位通常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女人的地位还要低一些，双方属于社会下层，完全凭自己的劳动吃饭。然而这里仍旧存在着女人对男人的依赖，仅仅从女人的身体状况和性格就能看出这一点。她们身体健康，焕发出泼辣的生命力。男人需要这样的配偶，只有这样的身体和生命才能承担起生活重负。除了繁重的家务，她们还有一层担忧，就是自己地位始终不确定，而且缺乏制度保证，生怕遭到男人的遗弃。长期的猜忌与自危改变着她们的形象，喜欢争风吃醋甚至撒泼打架，性格变得越来越自私。

只要妇女的社会定位是依附，那么问题的实质就没有改变。

这种社会制度下，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

张爱玲喜欢读《金瓶梅》。别看《金瓶梅》一书是以三个女人的名字缩略命名的，其实真正耍的就西门庆一人。张爱玲说，西门庆一死，故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春梅、孟玉楼、潘金莲的个性只有在与西门庆的相互激发中才有戏剧性和生命力，少了主角，自然没有多大意思了。

见到驻颜有术的女人，张爱玲总结出三条。一是身体相当好；二是生活安定；三就不一样了，是心里不安宁。为什么？因为担心男人失去兴趣，便不得不时刻关注自己的体格和容颜，从早到晚都得格外当心。别看颜值高，活得很累。

见到男人当街打女人，一路扭着打过来。旁观者路见不平，嚷嚷着要叫巡捕。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转向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

要不张爱玲为什么说女人对自己依附地位的存在也负有责任呢。

如果凭借上述便认为张爱玲是反对女人依赖男人的，那就错了。

一位女士曾经挺着胸脯说：我从17岁起就开始养活自己，到今年31岁了，没有花过一个男人的钱。张爱玲听到耳朵里，总觉得味道不对，评道：这话虽然说得豪情万丈，“然而也近于负气吧？”（《流言·童言无忌》）有点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是酸的意思。

倒是苏青的话引起了张爱玲的共鸣。苏青是上海当红女作家，文学杂志《天地》月刊的创始人和主编。苏青把自己的房间审视过一遍，发现每一样东西，哪怕一颗钉子都是自己掏钱买的。自豪吗？一点也不，说：“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是的，张爱玲接道：“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流言·童言无忌》）她跟苏青一样，也是个自食其力者，所以颇能体会个中况味。

为什么有苍凉感呢？因为一个人的打拼实在不值当，应该有个男人站在旁边，他才是主角。一次炎樱说起苏青，认为她最大的吸引力就是男人总觉得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心安理得。苏青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男人不把她当女人对待而放在与自己对等的位置上，不照顾她，不忍让她，凡事都要她自己负责。其实苏青还真不愿意做完全独立的女性，新式女人所追求的自由她要，旧式女人所拥有的权利她也要。现在她获得了自由，却失去了权力，所以心里不平衡。张爱玲说，这不是苏青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我看苏青》）。

那么这个权力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男人的依靠，或者说是要男人负起对女人的责任。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我看苏青》）苏青身处新旧交替的乱世，表面上看不安分，是个新女性，但内心却很守旧，向往着世代遵循的男外女内的传统，使自己的人生有所依恃。

比方，用男人的钱。新观念认为这是不应该的，甚至是一种耻辱。苏青不这么认为，说要看这个男人是谁，如果是丈夫的话，这钱该着用，因为女人承担着一份额外的工作，即生育，既然女人多付出了，男人就必须给予补偿。张爱玲也是这种观点。说用自己挣的钱当然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没有一点良心上的负担，自由而坦然。“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传统的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花丈夫的钱是一种幸福，值得炫耀。说明，第一，你有丈夫可依，有人痛惜你；第二，夫妻感情好，“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流言·童言无忌》）男人是否给钱而女人是否接受是检验爱情的一个标准。

这就涉及女权问题。有两种女权，一种是传统的，必须由男人负担的权利，一种是新式的，完全独立生存的权利。如果二者必择其一，张爱玲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她说：“前两天在报上看到关于菲律宾的一个岛上，女权很高，因为一切事情都由女人来做，男人完全被养活，懒得很，只知道斗鸡赌博。那样的女权我一点也不羡慕。”（《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在张爱玲意看来，女人具有“依赖男性的本能”（《浮花浪蕊》），就是说依赖是女人的独特人性。这就是张爱玲为什么站在传统一方的认识上的根源。

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是如何表现的呢？

张爱玲在讲女权这番话的时候，已经与胡兰成结婚，实际上是对自己经验的剖白。胡兰成说：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爱玲也要。胡兰成给过妻子两笔钱，一笔小钱一笔大钱。

给小钱的时候，两人刚刚结婚。胡兰成因为离婚用光了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债，手头很紧，看着妻子眼巴巴的实在不落忍，便挤出几个钱给爱玲，爱玲拿去做了件皮袄。因为是第一次花丈夫的钱，她非常认真，亲自设计，大襟，镶边，腋下开气，宽身肥袖，随意而贵气。美滋滋穿上身，还去照相馆拍了张写真。人倚墙而立，脸侧向一方，目光斜视，望出很远，长发沉沉坠过肩，一只手臂自然下垂，另一只手掌贴在墙上。很踏实很舒心的样子，身后那面墙仿佛是丈夫胡兰成。

给大钱的时候，胡兰成与日本人合作去武汉办报，筹到一笔款子，便从中分出一部分装在一只中号箱子里交给妻子，之后胡兰成又从武汉带回不少钱。时局不稳，张爱玲一律换成黄金，总共四两。这笔钱是为张爱玲还债专用的。这个债主很特殊，是张爱玲的母亲。风言风语张爱玲计较稿费，她对胡兰成解释说是想偿还母亲那些年在她身上花掉的生活费和学费。尽管张爱玲的稿费属于最高档次，但若想凭此还债几无可能，所以胡兰成主动揽过来。

这两笔钱特别是花在自己身上的第一笔钱，张爱玲拿得很痛快，也很自豪。在她眼中，这不光是钱，同时还代表自己妻子的身份，包含着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互爱。所以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名位问题、感情问题。

然而张爱玲并不永远是小女人模样，也有大女人的面貌和做派。

她写稿为生，自己养活自己，日子过得还不错，不求人不靠人，秉持经济独立。这种独立在关键时刻展示得大气磅礴，有理有节，清清爽爽。

日本投降，胡兰成逃亡温州。将近两年时间，胡兰成都是靠妻子汇的钱维持生活，而当时张爱玲也没有收入，是省吃俭用从积蓄中硬挤出来的。胡兰成与人同居，女方怀孕，到上海打胎，找到张爱玲，张爱玲没有钱，当场拿出一只金手镯，让她到当铺换成钱。胡兰成出逃，胡家生活无着，张爱玲交给胡兰成侄女青芸二两黄金，以资度日。夫妻分手，张爱玲从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中拿出三十万元汇给胡兰成。这些钱加起来，总数正好对上胡兰成送给张爱玲的那四两黄金，据胡兰成计算，兴许张爱玲付给的还要多一点。

这就是张爱玲，绝不占人一丝一毫的便宜。尽管这个男人曾经是丈夫，一旦解除关系，就是陌生人，感情账不好算，经济账是一定要算清的。

张爱玲与当时的一些大文人一样，身处大变局时代而新旧兼之。比如胡适。本来他是有意中人的，为尊母命却不得不忍痛割爱，与一位旧式女人结婚。后来也想选择新生活，但还是与妻子走完了一生。他去世时蒋介石送来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代学者叶嘉莹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辈们对她的教育模式是“新知识、旧道德”。本领要以西学来支撑，做人还是要走传统的路子。

张爱玲走的是自立之路，同时保留女性的传统权力。用月亮的大意象来表现，可以说是动中取静。

最后要提一句的是张爱玲对做女人的感觉。萧红经历了女人的种种磨难，认为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女人，人生将会好得多。张爱玲不，萧红的痛苦和不幸她大约一样也没有遭遇过，所以一点也不后悔今生今世是女人。别的好处不提，单单穿着一项便令她割舍不下。她嘲笑男人衣装的单调乏味，说仅就颜色而言，多少年了一直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色里边打滚。谁说男人自由，穿衣服就不自由。“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更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