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总结：心安理得的压迫/

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具有野蛮性质，越是底层越是粗暴。萧红来自东北小城并长期在艰辛中挣扎，对此体会极深。从她那里我们读到了残酷、愤怒、无奈，还有近于绝望的沮丧。

呼兰河的男人喜欢打女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动手；呼兰河的女人习惯挨打，几乎没有一个尝试着逃脱男人的拳头。

萧家大院里的租户，数赶大车的胡家过得最好。大孙子已经成亲，媳妇能干又温顺，人长得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说起话来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慢，与这等人家正好般配。这么好的媳妇照样挨丈夫的打。回到娘跟前，问起婆家，她说都好都好，什么事只要粘上婆家的就好，自己没一点不顺心。那么挨打呢？她的回答是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有了这一条，挨打根本算不上是一回事儿。

男人打女人早就成了一种本能、一种定势，就连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也不放过。那是在乡下，一个女人难产，就要死了，直挺挺躺在炕上，像具僵尸。突然她的丈夫酒疯子般撞进来，站在炕边吼叫，命令女人给他拿靴子。见女人不应声，男人便伸手撕扯幔帐，斥责女人装死，说着操起身边的长烟袋朝女人投去。母亲好歹把他拉走。惊吓中女人坐了起来，这时男人又闯进来了，手中端着个大水盆，二话不说，举起盆就向帐子抛去。男人被大家拖走后，孩子生了下来，死了。

呼兰河四月十八日那天举行娘娘庙大会。城里除了娘娘庙还有老爷庙。娘娘庙里供奉的是女神，泥塑的，温良恭俭让，慈眉善目，很是和顺。老爷庙里供奉的是男神，横眉立目，气势汹汹，很是霸气。说来奇怪，庙会的主角本来是女神，主题是向她求子求孙，然而人们却必须先去老爷庙，而后再进娘娘庙。在男神跟前打过钟磕过头，才敢去给女神上香。

同样是膜拜，人们的态度大不一样。面对男神，战战兢兢，不但嘭嘭地磕头，而且打心眼里服气，很是虔诚。事毕站起身看看泥塑老爷，觉得这个头磕得值，毫不后悔。为什么？因为他身高力大，眼睛似乎冒着火，如同老虎似的张着大嘴，在这凶神恶煞跟前，再狠的男人也心虚，盘算一番，要是泥塑下来和自己打上一架，还真不是他的对手。面对女神，就没有这份敬畏了，左看右瞧，总觉得一脸温顺的泥塑娘娘实在没什么了不起。温顺等于老实，老实等于好欺侮，这无疑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主儿。所以别看子孙娘娘是神，在人们眼中其实跟普通女子没多大区别，只不过多生了几个孩子罢了。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理直气壮：娘娘还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呼兰河传》）

暴力之下，呼兰河的女人都怕男人。

不光女人怕男人，女人也怕女人。

上面说的萧家大院赶大车家的孙媳妇，是他家大孙子的女人。二孙子也有女人，就是前头提到过的团圆媳妇（童养媳）。说是媳妇，其实是个小姑娘。对外称14岁，实际上只有12岁，因为长得高怕人笑话，便多报两岁。这是虚岁，换成周岁，真实年龄也就11岁。一个大辫子又黑又长，黑乎乎脸上笑呵呵的女孩。

她的到来是件大事，这个小媳妇顿时成为话题中心。议论来议论去，归纳起来就一条，不像个童养媳，因为不知羞。有人给她计数，进门头天，一口气吃了三碗饭；有人看不惯她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还有人说她坐没坐相，身子挺得笔直，走没走相，快得像阵风。就连有二伯都拿她发牢骚，说这是啥年头，团圆媳妇都不像是团圆媳妇了。

没几天，那户人家便传出哭叫，不管离得多远都听得见——那是女孩挨打时发出的悲声。团圆媳妇挨打了，并且被打得特别厉害，要不哭声怎么那般响。左邻右舍又议论开了，都说该打，早就该下手了，哪家的童养媳像她那样一点都不知道害羞呢。

井台上她的婆婆遇上周三奶奶，道：这不过是给她一个下马威。你听着吧，回去我还得打她。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小团圆媳妇，你拧她大腿，她咬你，再不然就要回家去。

打她的人是她的婆婆，一个年级和辈分高一些的女人。

从这天开始，萧家大院便天天有哭声，日日有叫声，声音很大，边哭边叫。

小萧红的祖父看不下去了，到胡家劝过几次，说小孩子懂什么，出点差错教育教育就行了，不要打。但没人听。

秋天伴着哭叫声过去了，到了冬天终于停止了。

但另一种声音响起来——跳大神的声音。鼓上的铃铛叮叮地响，唱词声声交错。

婆婆说小团圆媳妇害了病。这孩子常常做梦，梦到婆婆打她，不是用梢子绳把她吊在房梁上，就是拿烙铁烫脚心，要不就是用针刺手指尖。她大哭大叫，嚷嚷着“回家”。请人圆梦，回答是“回家”就是去阴曹地府。

婆婆特别忌讳回家二字，要是真的回了家，当初为了买她做童养媳花费的8两银子算是白瞎了。所以一听到儿媳妇嚷嚷“回家”就伸手拧她大腿，拧得多了，下手又重，梅花鹿似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然而事与愿违，朦胧中的小团圆媳妇以为婆婆动手打她，便呼喊着从炕上跳下地，瞪着眼张着嘴，连哭带叫。她的力气比牛还大，拉也拉不住，她的声音好像杀猪，凄厉得怕人，止也止不住。婆婆断定她是着了魔见了鬼。不光婆婆，全家人都相信这孩子的身上一定有鬼。结果便请来跳大神的给她驱鬼。

于是差不多一个冬季都是在大神的跳跃中过去的。

跳大神的没能赶走鬼，邻居们的各种偏方和古怪办法也没有效果，“抽帖儿的”也没有进展。她被“打掉了魂”，“吓掉了魂”，神经出了毛病，病得很厉害。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黑乎乎脸上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死了。

“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呼兰河传》）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有其自然根源。

主要是两点，一是性，一是生产。

男女在性的表现上不一样。

《生死场》里有一对青年，女的叫金枝，男的叫成业。书中描写了他们的两次幽会，都是成业发出信号，金枝偷着前往。听不见甜言蜜语，看不见柔情蜜意，有的只是动物式发泄。第一次幽会，萧红用在女人身上的词是“小鸡”，男人是“野兽”，双方被称为“两个贪婪着的怪物”。狂放之后，金枝怀上了孩子。书中出现的第二次幽会就是金枝向建业告急。然而男人根本不加理会，也不关心被焦虑折磨得病怏怏的女人，二话不说便强行发生关系。金枝挣扎，男人“仍被本能不停的要求着”。

第一次幽会之后，建业跟婶婶有一段对话。

婶婶不看好他俩的关系。建业保证一定娶金枝为妻。婶婶回答这没用。别看女人现在年轻，很快就会变样，那时你就再也不把她放在心上了，会打她骂她。婶婶告诉侄儿，男人只有在刚跟女人好的时候，心里才有女人。

接着婶婶讲起自己。做姑娘的时候，她被成业的叔叔拉进马房，半推半就成其好事，那时她并不怕这个男人。可没过多久，情况就变了，男人冷冰冰的像石块一般硬。她开始害怕丈夫，而丈夫曾有的热情一去不返，就跟枯死的树木不能活过来一样。

果不其然，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那时她挺着大肚子，在河边洗衣服，夕阳西下。成业远远站在她身后，斥责道：天黑了你才洗衣裳，懒娘们，白天你干什么来着！

“男人是炎凉的人类”，炎凉，由热烈到冷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新厌旧，而男人又掌握着性的主导权。这是自然所赋，属于天性，是人类从他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雄性动物绝不会终身只与一个雌性交配，而是到处撒播自己的种子，唯如此种群才能兴旺。人类尽管进化了，但终究属于动物，只不过高一级罢了，所以喜新厌旧于男人就是不可避免的。叔叔是这样，侄儿是这样，他们的男性前辈也是这样，男性后代还是这样。自打有了人类就一直是这样，到人类消亡，恐怕仍旧是这样。

性是两个人的，但其所造就的后果——生产，则完全由女人单独承受。

萧红对生产的定性是“刑罚”。这个说法不是萧红的发明，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共识。《圣经》记载，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上帝诅咒道：你们的后代将永世遭受惩罚，男人劳作，终日汗流满面；女人生孩子，痛苦万分。中国民间也有类似说辞，河套有言“男人怕割麦子，女人怕生孩子”。生产于女人无疑是死亡线上走一遭，要不怎么说儿女出生日同时是母亲的受难日呢。

萧红对女人生产的描写纯粹是自然主义的，也许她认为只有采用这种手法才能表现“刑罚”的残酷。她笔下的场景太真实了，很难读下去，但为了说明问题以及表明萧红的态度，还是摘录两段。

一段出自《生死场》。“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黄昏以后，屋中起着烛光。那女人是快生产了，她小声叫号了一阵，收生婆和一个邻居的老太婆架扶着她，让她坐起来，在炕上微微的移动。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用人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一段出自《王阿嫂的死》。“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的向外突出。村妇们有的哭着，也有的躲到窗外去，屋子里散散乱乱，扫帚水壶，破鞋，满地乱摆。邻家的小猫蹲缩在窗台上。小环低垂着头在墙角间站着，她哭，她是没有声音的在哭。王阿嫂就这样的死了！新生下来的小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

女人生孩子属于自然分工，天经地义，不可更改。

性与生产，决定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重大差异，男女不平等绝非简单现象，可以说是天注定。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还其社会根源。

如果说两性差异为不平等提供了自然前提，那么社会差别则是决定不平等的现实基础。

譬如女人被施暴。

男人打女人固然是由于男人力气更大，拳头更硬，性子更暴，体力和心理上占尽优势，但也不尽然。《呼兰河传》里的王大姑娘这方面一点都不差，用老厨子话说，这姑娘长得跟扛大个的似的。大个，重物，如装满粮食的麻包之类；扛，放在肩膀上。是形容王大姑娘身强体壮。老厨子举证，说姑娘家家的打起水来比男子大丈夫还有力气，就没见过姑娘家家的那么大的力气。老厨子这番话不是夸她，是骂她，在他以及众人眼中，女人身强力壮就是罪过。结果王大姑娘还没干什么呢，舆论暴力便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好端端的人被妖魔化了。尽管是女汉子，力气比男人还大，也避免不了挨打受气的命运，小说里虽然没写，但这是一定的，在剥夺妇女经济自立、政治独立的地位的社会制度下，没有哪个女人能够独善其身，正如人们思想中认定的那样，连女神都挨打，就别说王大姑娘了。

女人打女人更跟体力没有关系了。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喜欢打人，这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发作，应该承认，人天生就具有暴力倾向，这是动物性在人身上的遗留。团圆媳妇的婆婆失手打了一只饭碗，无意中丢了一根针，或者不小心跌了一个筋斗，总之一不顺心，就觉得自己的手想要打人。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有娘的，不能够打；自己的儿子，舍不得打；打猫，怕把猫打丢了；打狗，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把猪打掉了斤两；打鸡，怕把鸡打得不下蛋。于是眼睛盯上了童养媳，因为唯独这个女人没有上述后遗症，她又跑不掉，丢不了，又不会下蛋，即便打掉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于是婆婆打了一只饭碗，便抓过团圆媳妇打一顿；丢了一根针，也抓过团圆媳妇打一顿；跌了一个筋斗，还是抓过团圆媳妇打一顿。尽管童养媳挣扎时的力气比牛还大，声音比猪叫还凄厉，但无济于事，还是结结实实挨顿揍。

为什么团圆媳妇必须充当婆婆的出气筒？因为宗法制度就是这么规定的。人性中都有恶的因子，为什么团圆媳妇的婆婆表现得格外强烈？也应当到宗法制度中查找原因，是这种关系助长和加强了人的暴力倾向。

还有生育和性，它们对女人所造成的伤害也因社会制度而放大。

前面提到一个叫王阿嫂的女人遭受生产的“刑罚”而身亡，其实她是早产。她是雇农，在张地主家干活。那天她拖着大肚子在田庄的地里忙活，从早晨太阳刚刚出来一直干到正午，肚子太沉重实在干不动了，便坐在地头稍稍喘口气。不想被地主瞧见了，上来就是一脚，惊动了胎气。第二天王阿嫂还得下地锄草，没法像正常人那样劳作，只能趴在地上干。说她遭受生产的“刑罚”而死，还不如说是剥削和压迫制度害死了她。

金枝，前面也提到过，是一个遭受性伤害的形象。这方面的欺凌不仅发自丈夫，还来自更多的男人。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奸淫，金枝从乡下逃进城里，进店做了缝补女工。然而累死累活挣的钱却被雇主收走四分之三，活不下去，不得已只好卖身。男人不可怜她，女人不同情她，似乎人人都把她往绝路上逼。最后金枝鼻子哼了一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转到当下伤心处，加重语气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生死场》）

“中国人”——其实就是制度，金枝恨这个侮辱她损害她的社会。

女人的种种不幸，萧红都亲身经历过，一件不落。

萧红9岁时，母亲去世，几个月后父亲再婚。萧父冷血，对租户没有好面孔，因为他们是穷人；对祖父没有好面孔，因为他是老人；对女儿也没有好面孔，因为她是小孩子。后来萧红发现，继母也渐渐怕起父亲来，他喜欢时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责骂她。于是萧红用了一个词“落到”，“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小萧红奇怪，“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祖父死了的时候》）

成年后，萧红也“落到”了男人手里。其中关系最深的是萧军，一个把她带上文学之路的作家。他在萧红最危难的时刻出现，拯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同时又把她推向另一种水深火热——当时中国妇女注定要遭遇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由于萧军格外强势，而萧红又格外看重平权，这种痛苦也就演化得格外深刻。

萧军行伍出身，性格暴烈，兵匪气重，紧急关头常常诉诸武力。从积极方面认识，比方用萧红的话说，也可以换成“直爽坦白，天真英勇”。这当然是萧红心情好的情况下的评语，闹别扭时就变成“固执倔强，孤芳自赏，目空一切”了。这副性子，用在纤弱的萧红身上是够遭罪的，急眼了，萧军便动粗。人们有时发现，萧红脸上有伤，青一块紫一块，便断定是萧军打的。萧红自尊，当然不会讲，萧军也不会承认，但时人和后人都认为这是事实。这在晚年的萧军那里终于得到确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岛故地重游，对访者坦言自己“打过萧红”。

萧军是五四之后新青年，又是左派，属于革命者，激烈地反对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权。然而一旦进入个人现实生活领域，立马换成男权主义。可见现代文明生活的真正建立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双方在性上也是不平等的。萧红与萧军结合后，一心一意地对他，可谓守身如玉。而萧军呢，却改不了男人喜新厌旧的毛病。他有才华，男性气质十足，极易吸引异性，加上大胆热烈，常常主动出击，而萧红又忍隐为上，结果第三者不断出现。仅在记载二萧哈尔滨共同打拼的《商市街》中，萧军明确出轨的女性即有三位：嘴唇通红的敏子、南方姑娘程女士、房东女儿汪女士。萧红没有大哭大闹，特别是对汪女士，她的对策柔性而有效，具体做法是借助大家一起去松花江游玩的机会，有意把一位编辑与汪女士安排在同一条小船上，制造条件使双方迅速坠入情网。

然而萧红还是没能留住萧军。这位多情种子原本期待萧红这个不一般的伴侣在私生活上也有非凡表现，以完全不设防的姿态为他的滥情大开便利之门，结果大失所望，便以自己实在不适合做丈夫只能够做情人为理由，离萧红而去。

对于萧军，萧红始终念念不忘。几年后她在胡风家看到萧军与他人的结婚照，一片懵怔，双泪长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段，仍旧坚信，只要“三郎”（萧军）身在交通便捷的重庆，一个电报过去，他定然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搭救自己。她把成名作《生死场》的版税留给了萧军。而萧军呢，表现差多了。得知萧红去世的消息，不见伤情，发出的只是对她多舛命运的感慨。

至于生产的“刑罚”，萧红遭受过两次。小说《弃儿》即是第一次“刑罚”的如实记录。她的体质不适于生孩子，所以刑罚来得格外沉重。这部分内容前文介绍过，不赘述。

也许是因为女人的苦难太重，冤仇太深，便生出一种利落的狠劲儿，一种清亮的决绝。譬如，萧红说，面前有口井，很深，问男人敢不敢跳，不管嘴上怎么英雄，实际上绝不敢跳。换成女人，一准儿的不退缩，明知跳下去是死，也敢一迈腿噗通一声下去。

女人能够逃离这些不幸吗？社会可以改造，自然天性呢，能够彻底改变吗？男人能够做到不喜新厌旧吗？女人可以不生孩子吗？似乎不可能，因为这属于自然分工，本性难移。

因此萧红很沮丧，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这样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