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源是自私/

张爱玲与萧红虽然都是族群劣根性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但方式是不同的。在萧红那里，表现为一个优点相对一个缺点，当然反过来说也成，双方是对立的；而在张爱玲那里，则是一个缺点相对于另一个缺点，二者是链式的。萧红的态度清坚决绝，必欲肃清而后快，属于革命派；张爱玲则温文大度，否定中有肯定，属于改良派。萧红用的是正笔，血泪控诉，声势逼人；张爱玲则属闲笔，嬉笑怒骂外加调侃，轻松灵巧。

前面总结过，萧红对劣根性的批判最后归于铲除愚昧，那么张爱玲的批判最后落实在什么上面呢？回答是自私。重传统，轻创新；重群体，轻社会；重关系，轻原则；重物质，轻精神；重形式，轻效果，其实都是自私在作祟。

譬如重群体，轻社会。不是把群体放在首位吗，怎么反倒成了自私？要知道，这个群体不是社会大群体，而是家庭、宗族小群体，可以称作私群。个人服从的只是私群，而对社会公群则不管不顾，所以张爱玲才说“中国人是最糟的公民”，或许私德很好，但公德绝对的差。一个把自家打扫得洁净齐整的人，到了公共场合完全可能随手乱丢废弃物，他的德行仅仅在特定小范围内有效。

张爱玲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自私的人。那是香港战乱期间，张爱玲到医院做临时看护。一个患者痛得受不了，不断地呼叫，她不予理睬，以“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来为自己解脱。病人想喝水，她回答没有。半夜当着众多患者的面，她抱着牛奶瓶去厨房给自己烧奶喝，患者的呼叫拖着长腔追过来，守着将沸的牛奶，她心里发慌、发怒。后来这个患者死了，张爱玲把后事推给别人处理，自己去厨房烤面包。她写道：“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烬余录》）胡兰成也说张爱玲“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一点人情都不讲。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声明：“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胡兰成：《论张爱玲之二》）两件事可以作为她对自己评价的注脚。

一件事发生在日军进攻香港那天。这天也是港大期末大考的第一天。飞机低低飞过，传来爆炸声。战争爆发了，大家七嘴八舌，只有张爱玲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冰冷得像块石头，然而内心的喜悦潮水般阵阵涌上来。为什么？因为可以不考试！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拼命压抑着，终于没有动，怕挨骂。然而到了没憋住，私下跟炎樱说自己非常快乐，弄得这位好友都心生反感。类似表现不是第一次，1938年日军突袭上海，张爱玲跟舅舅一家躲进法租界旅馆。听说楼梯可以抵御轰炸，她便坐在楼梯台阶上，捧着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读得津津有味，非常愉快。

另一件事发生在张爱玲婚后，日本败局已定，身为汪伪政府高官的丈夫胡兰成坐在沙发上看报，仔细琢磨有关波茨坦会议的报导，张爱玲坐在一边给丈夫画速写。胡兰成告诉妻子，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了。不料张爱玲竟然带着几分失望说希望战争永远打下去。胡兰成不解。张爱玲笑着说自己不过是因为想跟丈夫在一起，因为如果战争结束，胡兰成就会受到通缉，那时他们夫妻这对同林鸟就该各自飞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熟睡中的张爱玲被吵醒，窗外爆竹声声，就听姑姑说日本投降了。张爱玲一翻身又睡着了。

这两件事，一件是战争的起头，一件是战争的结尾，张爱玲的表现足以说明什么是自私，那就是完全彻底地从个人出发，以当下自己的利益、处境和心境衡量一切，全然不顾及他人、社会和国家。

其实在小事上张爱玲也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于敌手，成为所谓“孤岛”，国破山河在，自有一种悲凉。她不，走在街巷，店铺梧桐树，那样的熟悉，从而生出一种亲切感，便觉得破碎山河样样入眼。

这就是张爱玲，一切以个人为转移。

其实张爱玲的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除了自私之外，还有别的理由。她这样描写当时自己的内心活动：“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怎么会不想它继续存在？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如果她是他们的选民，又还仿佛是‘匹夫有责’，应当有点责任感。”（《小团圆》）是啊，张爱玲有资格冷漠，她不过是一介无足轻重的小民，没有选举权，没有参政权，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唯有被动地接受事实而不能主动决定事实，凭什么要求她去关心那些由大人物策划和造成的历史事件进程呢？

这就涉及个人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太大，我们只谈个人的建立。

张爱玲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个人。譬如怪癖，最特别最著名的要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世说新语》记述的那批高人名士。他们有的嗜竹嗜酒，有的喜欢发酒疯，有的有洁癖，有的不洗澡，有的一边捉身上的虱子一边跟大人物对话，谈的还尽是高深学问，政治、人生、玄学、之类。怪是够怪的，然而至少两条说明他们仍旧缺乏独立意志。一是不管如何变，总是属于某个群体，哪怕进入竹林七贤，也还是依附于群体。一是仍恪守规矩，别看表面放荡不羁，实则绝不击穿政治底线，所以张爱玲说他们表现的“都是循规蹈矩的怪癖”。

正是缺少个体的独立性，我们才看到国人的许多极端消极面，诸如推卸责任，从众随大流，自私自利，等等，由此不断上演一幕幕令人心痛脸红的场景。南京大屠杀之所以酿成如此惨剧，固然应当归罪于日本军人的“兽性”，但同时跟中国军人的“羊性”也是分不开的。两三千俘虏在十几个日本兵的押解下，竟然列队自动走入长江，活活被淹死。有人说就是杀一群猪也没这么容易便当。其实只要有一个人振臂呼唤，大家一拥而上，日本兵必定丧命众人拳下，然而就是没有一个人勇于挺身而出，人人都看着别人，谁都不想承担起始风险。

这就告诉我们，要铲除族群劣根性，必须从建立个体入手。

胡兰成认为，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个体，他用的词是“个人主义”。在胡兰成那里，个人主义是与“集团主义”相对而言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集团主义认群体为根本归宿不同，个人主义认个体为世界的本原、人生的本体和价值的最终单位。胡兰成对个人主义评价甚高：“个人主义是旧时代的抗议者，新时代的立法者”（《论张爱玲·之二》）。

胡兰成的观点反映的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成果，即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性解放。几千年来，中国只有家族、宗族、王朝，这些群体是社会的本原、人生的本体和价值的最终单位。其中没有个体的独立位置，每个人，包括皇帝在内，都是群体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五四运动的锋芒直指这个链条，推翻群体的最高也是唯一权威的地位，力图将个体解救出来，形成另一个权威。这是一次伟大的还原，个体才是人类社会的原子和第一性，是价值的基本单位。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是脱离群体的孤立存在，二者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从前的个人只是群体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么现在的个人则是奥运五环上的一环——群体是独立个体的联合。

那么个体是什么呢？从意识角度看，可以用陈寅恪的一句话来概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张爱玲达到了。

确切地说张爱玲是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其实她是由旧到新的过渡，她身上既残存着族群劣根性的陈腐，诸如自私，同时也生长出个体性的新芽，诸如独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