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至上/

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族群，这首先表现在重物质上面。

你到农村去看看，走进农家宅院，最醒目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粮仓，一样是棺材。张爱玲说，这完全符合农业社会居民储藏一切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粮食好理解，民以食为天，而脆弱的农业又常常因天灾而歉收，所以必须储存粮草，越多越好，乃至陈芝麻烂谷子腐朽在仓房里。建粮仓好理解，棺材呢？张爱玲认为也可以理解，它表现的是“合实际的远虑”。人终有一死，寿衣寿材早晚用得上，趁着年景好提前准备出来，以防灾年抓瞎。

最能体现物质主义的是理想。谁都喜欢长生不老，永享福分，中国人追求的是升天做神仙。对于这种现象，张爱玲分析得相当透彻。

神仙要分开讲。神有权力，须管人间事，有专用的庙宇以享用人间的香火贡品。来源通常是两类人，一类是政绩显著的官员，他们生前服务得好，死后还要他们接着服务，所以要通过这条路子成神，得吃苦受累，而且升天后仍不得休息，继续吃苦受累。另一类是节妇，走这条路子，同样得做出巨大牺牲，至于她们能够享受到怎样的待遇，要看她们对于收获、天气，还有私人的祷告是否负责，是否灵验。

而仙则不同，无须承担权力，当然也就没有任何责任。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享受，过的是名士的生活，以下棋、饮酒、旅行等来消磨时间。仙的来源也有两个。一个是修炼，比较难，所谓“苦修”，但不妨走走捷径，试试炼丹吃药。另一类是撞大运，或者遇上仙人，见你慧根好，三言两语点化成仙；或者取巧，比方潜伏在狐狸精进行修炼的附近，趁着它练习吐纳的当口，把它呼吸凝成的光球一把抓到手，立即吞到肚里，也能够获得效果。

是做神还是做仙？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成仙，因为既可以不用付出又可以永远享乐。但有一样不好，就是仙没有性生活与家庭之乐（神也没有）。怎么弥补这个缺憾呢？于是人们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了“地仙”。这是神仙世界的两栖类，具有仙的身份，同时过着人的生活，既可以长生不老，又可以尽情享用醇酒美妇。

地仙，人的身内物质（生命）与身外物质（财富与自然界）两头兼顾的活神仙，有些像古希腊的神——一个聪明得了不得的发明创造。

偏重物质势必导致轻视精神。

张爱玲以一出戏为例，分析了中西方对灵魂的不同态度。这是出悲剧，名《乌盆计》，讲的是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幽禁在一只乌盆里，而这物件其实是便桶。放在西方，这完全不可理解，悲剧向来具有崇高意味，如今给出的环境竟然是存放污秽物的马桶，而那具冤屈的灵魂居然跟这些肮脏东西混杂在一起。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丝毫没有什么不恰当，大小便又怎么了，随处可见，没什么可忌讳的，冤魂住在马桶里，不存在嘲弄问题，不代表任何倾向，根本想不到这是对灵魂的巨大冒犯。

对信仰对象也缺少真正的敬畏。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对祖先。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人中间唯一的敬畏似乎只是祖先崇拜。我们这里可以举出许多实例，比方两晋时期中原人的南迁，整个宗族甚至村庄在族长和太公（村长）率领下集体出走，千里迢迢，翻越岭南，到了韶关的南雄县，终于把战乱甩在身后，而太公也老了，躺下了，人们便把他葬在当地。为了缅怀那些带领族人脱离困苦的可敬老人，在广东安居后的各姓氏派代表返回南雄建造宗祠，称太公祠，按时前来祭祀。太公是真人，伟大而平凡，对他的崇拜只是追思，所以张爱玲认为这“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意义”（《中国人的宗教》）。

说到宗教崇拜对象，本来是极庄严的事，现在却被搞得马马虎虎。张爱玲提到几位神，一位是玉皇大帝，竟成了太太的代名词，而且通常指谓的是悍妇，俗称母老虎，文雅一点的叫“河东狮吼”。这哪里有一点点尊重，简直是亵渎神灵。还有王母娘娘，从中国神话演化而成，她的最初形象奇丑无比，头发蓬乱，面相凶恶，嘴里呲出两颗又长又尖的虎牙，浑身布满虎纹豹斑，身后还拖着一条豹子尾巴。八仙之一的麻姑倒很美丽，但她不是崇拜对象，但人们却喜欢把她跟观音菩萨放在一起，后者拥有最多的信众。张爱玲说，也就中国人这么做，西方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圣诞老人与上帝有来往。关于观音不妨多说一句。名茶品种铁观音，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一是它落进茶碗会发出金属般声响，二是茶外形观音一般漂亮。夸奖信仰对象漂亮，恐怕有轻浮之嫌。

张爱玲发现，社会下层的宗教有点杂，找不出西方信仰所表现出的唯一性，而是由众多不相干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比如星相、狐鬼、吃素之类。许多诸如此类的对象共同居住人们心间，无形中把每一个都降了格。

分散信仰的还有道德力量。张爱玲说，夏天盛暑，施送痧药水的捐款，没有人敢私吞，然而石菩萨的头，一个个给砍下来拿去卖给外国人，却算不上一回事。显然二者相比，具体的偶像崇拜敌不过抽象的道德观念，这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份。

总之，张爱玲认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打了折扣的，社会高层几乎全不信教，社会下层虽然有众多信徒，但由于惩罚不重而奖赏不多，大都采取消极态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推卸责任。

上述这些虽然不能代表精神生活的全部，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神领域的薄弱状况。

比较一下中国人对精神与物质的态度，还是物质占上风。《金锁记》中的童世舫，最讨厌小说里面的男人向女人要求同居时说：“请给我一点安慰。”为什么？因为安慰本来是纯粹精神上的，这里却做了满足肉欲的代名词。精神就这样被偷换成了物质。

张爱玲这样表白：“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私语》）善，好处；也可以理解为追求。张爱玲讲得很清楚，精神与物质她是双管齐下，不偏不倚。

自己的精神生活张爱玲谈的不多。也许因为她是作家、思想者，这职业本身就沾了精神气。

对于自己的物质追求张爱玲倒是讲得很细。她4岁时便立下大志：到了8岁要梳爱司（S）头，10岁要穿高跟鞋，16岁要随便吃粽子汤团以及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她的第一笔稿费是9岁时创作的一幅漫画，立即用得到的5块钱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随着年龄的增长，物质志向逐步提升，理想是一间中国风格的房子，墙壁一定要漆得雪白，桌椅一定要涂上金漆，座椅一定要铺着大红垫子；桌子上当然要摆着茶碗，必须是豆绿色糯米瓷的；还得有一盆糕团，堆得高高的，每一只上面都点着个胭脂斑。中国房屋讲究“一明两暗”，她的这间当然是明的，窗子朝南，阳光深深射进来，铺满半间屋子。

张爱玲说她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一件蓝绿薄棉袍，旧得袖口都泛了色，拿出来才上身，便赶紧脱下，唯恐磨损。她喜欢这件袍子，总要等到再有一件同样颜色的，才舍得穿。吃菜也不讲究换花样，夹一筷子，说“好吃”，之后便要求“明天再买，好么？”永远蝉联下去，也不会厌倦。

按照胡兰成的说法，好像不是这样。胡兰成印象最深的是张爱玲的“贵族气”：她极少购物，但在饭菜上头从不凑合，舍得花钱，每天必须吃点心，喝茶也讲究，用玻璃杯子泡红茶。有位名慕容羽军的作家，50年代在香港一家叫YMCA食堂巧遇张爱玲。那是下午3点钟喝下午茶的时间，他登上二楼餐间，赫然发现张爱玲独自坐在靠窗的桌前，上面放了一杯茶。两人聊起来，慕容羽军发现那杯茶似乎没有碰过，而一小杯奶也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张爱玲解释道：我家的红茶是正宗的锡兰产品，这杯用的茶是锡兰的香港版，味道差了一截。胡兰成说张爱玲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哥那么上心、讲究，还借用她书中的话，说她的生活方式如同雨花石养在水盂里，使生活的枝枝桠桠，哪怕是吃一只包子，上一趟街，都成为一种精致、明朗和亲切的享受。张爱玲出身贵胄不假，但她的贵族气主要来自对物质生活的高品位追求。

在张爱玲那里，物质与享受同义：“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我看苏青》）这就是为什么她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讲究高品位的原因。这样的消费与那些单纯的物质消费，以及刺激性享乐，显然很不相同，后者是粗俗的，而前者有着更多的文化或者说精神内容，属于升华了的物质生活，带给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快乐。一块糕团，上面有没有胭脂点大不一样，那颗红点要营养没营养，要味道没味道，纯粹是美学意义上的。

如果说上面的认识是哲学的，那么下面的认识就是现实的。张爱玲说，生逢乱世，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般的艰巨，既如此，就应该格外珍重物质生活，对得起自己的生命，活出采来，从中获得更多乐趣。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香港炮火刚熄，张爱玲几个大学生便满街寻找冰淇淋和口红。她们挨家打问冰淇淋，只有一家回答隔日下午不妨过来看看。于是第二天她们步行十来里地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咯吱咯全是冰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