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至上/

与重群体相伴随的必定是重关系。前面说传统道德是为群体服务的，其实亦可说是为关系服务的，一部道德规范，没有一条不是为了促使群体成员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传统治政强调贯彻善的原则。张爱玲说：“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中国人的宗教》）这里，张爱玲突出关系，说善的原则出自于关系，最后又落实于关系。当然这种关系首先是亲族，即家庭和宗族。亲人之爱要求政府贯彻善的原则，并以亲族的巩固和发展为最终目标。家庭和宗族稳固了，国家和社会也就安定了。

这样的政治叫作善政。齐宣王咨询如何治理国家，孟子告诉他必须实行善政，主要是两条，即发展生产和开展教育。张爱玲家学渊源，曾外祖父李鸿章曾为翰林，虽然做了统帅和宰相，但不忘本行，闲下来喜欢给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的祖母讲书；祖父张佩伦也很了得，进士出身，留下著述多种。张爱玲肯定读过《孟子》，她聪明过人，理解极深，更可贵的是将孟子思想融会贯通，把善政与关系联系在一起，而亲族关系也正是孟子论述的重大问题。她说出了孟子想说却没有说出的话，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学者，着实令人惊异。

西方文明强势而至，将传统冲得七零八落。“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的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中国人的宗教》）正是在这样的崩塌中，张爱玲看到了关系在中国人生命和生活中的地位，那是如同神一样的信仰对象。偶像摇动，难怪要格外痛苦了。

对于关系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张爱玲是有亲身体会的。那是投稿，有人告诉她必须走关系。她将信将疑，用稿单位多少有点壁垒森严，这她是知道的，但采用作品的权力被某些人垄断，她还是不能相信。怎么办？是挟着原稿到各个单位的头头那里挨户兜售还是找人从中介绍，她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重关系既是一种历史传承，也是一种严酷现实。

如果凡事都可以通过走关系去解决，人们就没有必要恪守规矩，那么不讲原则就是一定的。

张爱玲曾经比较过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被窝。外国式被窝，毯子底下衬着被单，紧紧塞到褥子底下压住，形成一个套子。中国式被窝不同，铺在褥子上面，折成一个筒子。两种被窝各有千秋。外国式被窝很牢固，睡相再不好的人也轻易蹬不开。中国式的被窝十分松散，一下子就踢开了。外国式被窝虽然牢固，效率却差，里面空空荡荡，面积太大，不容易暖和，也不自由，热燥起来没法把脚伸出去。中国式被窝虽然松散，但效率高，捂一会儿就热了，同时自由自在，脚往哪儿放随你便。张爱玲说，别瞧小小被窝，“可以看出国民性的不同”（《被窝》）。

她还比较过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白种人思维呈现一条直线，严格地遵循逻辑；中国人思维则表现为曲折的小直线，常常转过来弯过去。这意思是说，白种人一根筋，中国人灵活。比方大家突然认识到死是绝对的，无所谓灵魂的永恒。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有点破罐子破摔，大大地作乐同时也大大地作恶。中国人不会这么做，不过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慨生命的短暂，但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白种人不知道迂回，线中断了便续不上，而中国人不存在断线问题，线路不通就弯到别的方向去。

无论是从被窝那样的小事上面还是思维习惯那样的大事上面，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灵活多变，说得重一点，就是缺乏一竿子插到底的原则性。前头曾提到张爱玲编的一出戏，一个住在亲戚家的人跟主人置气，招呼妻儿走。往哪儿走呢？不是走出家门，而是走到楼上去，下面一声开饭，一个不剩地全下来了。这就是灵活，走是表态，走上楼是具体执行，绝不把自己往死路上逼。

张爱玲坐在电车上，无意中瞥见车窗的黑漆用指甲刮出的字：“公婆有理，男女平权”。 男女平等是原则，然而公（男）说公（男）有理，婆（女）说婆（女）有理。原则要由当事双方来解释，非常灵活。

中国人尽管缺乏原则性，但还是要保持底线的。“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上海人不那么幼稚。”（《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喜欢孤居独处，最怵头与人打交道。这里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职业造成的生活习惯，同时与她对人际关系的厌烦以及有意回避也是分不开的。仅从张爱玲与夏志清的通信所言即可看到这一点，如“我太不会跟人周旋”“我最不会交际”“我又太不会做人”，等等。

张爱玲到美国后，在夏志清的帮助下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专职收集和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新名词。中心对她很照顾，别人白天上班，她在同事们下班后前往办公室，由此省去人际交往上的许多麻烦。

她的上司叫陈世骧，中国文学教授，喜欢学生和下属听他高谈阔论，偏偏遇上一个鄙夷搞关系的张爱玲，两人自然很难协调。也该张爱玲倒霉，那两年大陆上纲上线，媒体小心翼翼，没有出现什么新名词。张爱玲没有办法，提交的报告中在讲明这个特殊背景后，勉强附了两页纸的名词解释。陈世骧阅过报告，又拿给别人看，大家都不满意，打回去重写。张爱玲修改后，陈世骧仍说看不懂。张爱玲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读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陈世骧有些生气，道：你是说我不懂了？张爱玲顶上来：我是说我不能想象你不懂。陈世骧笑了，反唇相讥：一句话说八遍，反倒把人绕糊涂了。张爱玲提出那就找专家看看。陈世骧正色道：我就是专家！于是张爱玲丢掉了工作。这是她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社会工作。

夏志清说，这是张爱玲到美国后遇到的一次最大打击。她太不重视关系了，要知道不管你名气有多大，现在只是一个普通雇员，而她的同事们也都不是庸碌之辈，个个都是中国通，本来对她的特殊就看不上眼，如今又跟上司顶撞。一旦遭到解雇，消息很快会传遍美国，让人认为大作家连极其平常的名词解释都做不来。

其实张爱玲还是有感情的。夏志清哥哥夏志安教授去世，张爱玲的信到得很迟，但在众多吊唁信中是最感人的。她给夏志清的每封信都要问候夫人和女儿，写最后一封信时，她的身体已经很糟糕，连拆信的精神都没有，居然写得很长，还附上一张精美卡片，记得夏志清爱吃西瓜，女儿爱吃洋芋色拉，令人感动不已。“超级张迷”水晶访问张爱玲，两人长谈7个小时。得知水晶订婚，特地准备了一瓶8盎司的“香奈儿五号”香水，听说水晶在南洋生活过，还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招待他。

张爱玲完全清楚搞好关系的必要性。在港大读书她连拿两个奖学金，功课常常名列第一，不是一门两门，而是多门，用功当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会揣摩教授的心思。她吹捧苏青，说自己不屑于跟冰心他们站队，但跟苏青相提并论则甘心情愿。其实张爱玲是不会看得起苏青的，无论才华还是成就，苏青都无法跟她比肩。张爱玲这么说有功利的成分，苏青办杂志，她写稿，两人是伙伴关系。这告诉我们，张爱玲在人际关系上的失败不是不能也，而是不为也，自信凭本事就可以打天下，何必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自己厌烦的事情上呢？

对张爱玲而言，一个不靠关系而凭规则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生存环境。

张爱玲重原则，用胡兰成的话说叫“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张爱玲与左派》）。张爱玲曾两次遭遇被抢。一次在香港街头，一个瘪三抢她的钱袋，夺来夺去好一阵儿，终于没有得手。一次在上海，也是瘪三，抢她手里的点心，连纸包都被抓去一半，另一半张爱玲攥得紧紧的，生生夺了回来。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撒手了，张爱玲不，尽管她体单力薄，被抢的点心又不值钱，但她就是不退让，因为这没道理，你穷你饿，可以开口讨要，但绝不能动手抢夺。

就是跟亲人她也是规矩当先。跟姑姑同住，张爱玲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了一块，花了600块钱。

胡兰成说：“张爱玲没有一点这种禁忌，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什么时候都是理直气壮的。”（《张爱玲与左派》）因为有原则打底，张爱玲但凡做什么都好像在承当一件大事，就连走路的神情都非同小可，哪怕拈一枚针，都一脸的光明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