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至上/

传统道德实质上是亲情道德。比方仁，孔子这样要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广泛关爱一切而首先热爱亲人。朱熹形象地通过水流的落差加以说明。在这个比喻中，仁是水的源头，它流经三个台阶，第一个是孝悌，代表亲人之爱，第二个是仁民，也就是关爱他人，第三个是爱物，也就是珍惜万物。（《朱子语类·卷二十》）可以说，仁民、爱物是亲人之爱的延伸和推广。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是现实关系的反映，仁爱的级差性表明，作为亲情实体的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结构的根基、主体，就是孟子说的“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

这从骂人上即可窥一斑。张爱玲说，全世界数中国人最会骂人，有条有理合乎逻辑。英国人那里最恶毒的字眼不过是“血淋淋”，其实要的是音调的激越。而中国人要的则是内容：“‘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的母亲有过交情”，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张爱玲看见一个阿妈打她小孩，呵斥不许哭，小孩抽抽噎噎地静下来，母子僵了一会儿，孩子便忘了刚才那一幕，“姆妈”这样，“姆妈”那样，问长问短。张爱玲说：“闹过一场，感情像经过水洗的一样。骨肉至亲到底是两样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所以道德至上也就是家族至上，或者说是群体至上。

群体本位贯彻于个人一生，不管在哪个阶段哪个环节，个人生活都附属于群体。张爱玲一一点来：出生，“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坠地”，生孩子虽然是产妇的事，但家族所有成员都等在外面，关注着是男是女；死亡，“也是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临终回光返照，黑压压聚了一屋子人听取遗言；婚姻，“闹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这种群体对个人的全面介入，使得中国人的个性都变得“粗俗”了，随便是谁都可以盘问你，你要是回避，一定是心里有鬼，“事无不可对人言”嘛。中国人总是诧异，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那样喜欢保守在他们看来是毫无必要的秘密。（《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传统道德是群体的道德。

张爱玲发现，中国人特别喜欢创造怪兽，诸如麒麟之类。当然还有龙凤。后来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认为是中华族群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的与艺术的表达，也就是把合并的部族的崇拜对象（图腾）或者说标识，摘取某个部位，嫁接到一起。麒麟、龙、凤表现的就是族群之间的融合一致。

张爱玲去台湾，看见那里的建筑多用红砖，与其搭配的却是飞檐和绿磁壁饰，而这在内地一向是与青砖组合在一起的，这无论是在色调上还是形式上都非常协调，所以前者怎么看都有些别扭。中国传统建筑也用红色，但着红的部位都在宅院与外面相通的位置上，栏、门，楼、樨、柱子，所谓朱栏、朱门、红楼、丹樨、红漆柱子。之所以喜红，是由于位处黄土地的结果，红与黄在一起看上去舒服一些。还有中国画，上方部位一定要留出空白，绝对不可或缺，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

凡此种种都属于“和文化”，可以说是“和”的道德原则的运用所形成的审美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为群体的维护和稳固发挥作用。

《周易》说：“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彖传》）家族关系理顺了，天下也就安定了。天下可以理解为社会，传统中的社会治理是附带的事儿。与群体相比，社会无足轻重。

社会什么样？张爱玲说，不妨借用外国人眼光看一看。走在街上，头上搭的是竹竿，上面晾着小孩的开裆裤；进入店铺，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黄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大家都忙着齐家，外边的事儿便顾不上了，所以社会绝不像家族那样有条有理符合逻辑，乱一点情有可原。

群体愈强，社会愈弱。

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有道德，那是就群体而言。“在家庭里，在朋友之间，他们永远是非常的关切、克己。最小的一件事，也须要经过道德上的考虑。”（《中国人的宗教》）要是拿到社会上，就不敢讲这话了，必须倒过来，“中国人是最糟的公民”（《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举过一例小事，人们常常把自家阳台上的灰尘直截了当地扫出去，毫不顾忌落到楼下的阳台上。拿起扫把，突然想起人家栏杆上还晾着地毯呢，等他们收起来再扫罢。“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公寓生活记趣》）有点疙疙瘩瘩，必须绕一下才能到达他人。作为最糟的公民，张爱玲强调，这可不能怪老百姓，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邀请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所以公众意识极其薄弱。

中国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打扮成社会对立面，从张爱玲的众多议论中我们摘录两点。一是喜欢触犯代表社会力量的法律。杀人越货的事他未必敢做，小小的越轨举动却是家常便饭。走在马路上，看见旁边竖立着“靠右走”的提示木牌，偏偏不，非要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走到左边去。

另一是对不相干者格外缺乏同情心。有一出戏叫《纺棉花》，有人从中抽出的一幕改编成《新纺棉花》，一个因奸致杀的阴惨题材就这样被恶搞成了轰动一时的喜剧，“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日本进攻香港，战火稍平，张爱玲几个大学生便上街去寻找好吃的，站在摊位前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的脚底下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这似乎也是一种无情的幽默。

张爱玲是不赞成群体主义的，这从她对亲人的态度即可以看出一二。前面提过，她对唯一的弟弟的轻蔑和冷漠，对唯一赖以依靠的长辈姑姑的锱铢必较。

这种怀疑亲情的心态同样表现在她的作品中。她的第一篇正式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写的就是亲人之间的互相利用。姑姑梁太太收留侄女薇龙，给她大把花钱，不是出于亲情，而是因为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完全可以充当工具，借以吸引那些老的少的男人，或者获得经济利益，或者借机物色中意的对象以满足自己的色欲，至少也可以使日渐冷落的门庭重新红火起来。除极个别例外，张爱玲小说凡是涉及家族关系，必定是对亲情的颠覆。她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反复证明，家庭是斗场，亲情是陷阱，个人的幸福和希望常常是亲人毁掉的。总之，亲情是一种负能量。张爱玲是亲情的淡化者，群体的解构者。

对群体否定意味着对社会的肯定，这在张爱玲那里是成立的，但她同时又充满了戒心，表现游移不定。

张爱玲曾经回忆起当年在教会学校读《圣经》的情景。里面有一段记载，是耶稣讲给门徒听的。说的是一个主人分别给他的三个仆人数量不等的钱，其中两人拿钱做生意，各赚一倍。另一个老实，生怕赔本，把钱埋到地里藏起来。前两个得到嘉奖，后一个受到惩罚，他的钱被收回，奖励给挣钱最多的那个。主人说：我要让已有的更富足，没有的则连他现有的也要夺去。这个故事出于“马太福音”，今天管这种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就叫“马太效应”，是社会学的一条重要定律。张爱玲说，这让她心中非常不平，也非常不解。以这种竞争为样本的社会，令人无法投入，使人害怕、退缩。

她很矛盾，这样说：“不过我觉得，社会上人心险恶，那本来是这样的，那是真实。如果因为家庭里的空气甜甜蜜蜜，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小天地，所以说家里比社会上好，那不是有点像逃避现实么？……如果因为社会上人心坏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现实。”（《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社会的残酷又使人寄希望于群体。

群体耶？社会耶？还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