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至上/

中国是一个传统极其厚重同时又极其推崇传承的国度。这用不着论证，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信手从张爱玲散文中拾取两例。

一例是语言。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里说，中国人一向喜欢引经据典，所以成语特别多，美丽而精警，两千年前的老故事混在日常谈吐中自由地使用着。作为文学家，这一点上她感受颇深。

一例是服装。她在《更衣记》一文里说，满清三百年统治下，女人一代又一代竟然穿着同一款式的衣服而毫无厌倦，宽大的衫裤给人以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外面是大袄，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是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穿着。作为女人，这一点上她颇敏感。

语言、服装当然还有别的，展现出一个“迂缓，宁静，齐整”的世界（《更衣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首要的是我们连绵不绝的文明传承线路——其他古文明都先后解体了消融了作古了，唯独中华文明从古至今没有间断过。张爱玲提到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强盛的罗马帝国突然倾塌，造成了一种世界末日意识，人们相信届时每个灵魂都会接受末日审判。而中国呢，挫折自然有一些，但没有经过类似的断然打击，所以中国人心目中自己的历史走的是“竹节节运”，一截太平日子后头跟着一劫，一路走下去，直到永远。文化基因就这样保存下来，借用张爱玲的话叫“中国人的原始性没有被根除”（《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面始终睡着那个原初的文明。

传统厚重与传承推崇是相辅相成的，传统厚重必然导致传承推崇，而传承推崇又必然增进传统厚重。其最大成果是传统的客体化，即传统本身成为日渐强大的独立力量，滚雪球般的自我增值。对此张爱玲的认识相当深入：“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在这里，我们每一个继承者都是传统的打工仔，通过自己的活动或者说主观能动性使它花样翻新，从而注入新的活力。

由于个人把自己一股脑儿交给了传统，背靠大树好乘凉，自我感觉很安稳很轻松，故而没有忧患意识。张爱玲说，你看看外国人画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中国的日夜》）。

张爱玲曾选择两个定语用在中国人身上，其中一个叫“自满的”（《中国人的宗教》）。传统至上的中国人就是自满的。

传统愈强，创新愈弱。

接着用张爱玲关于语言的例子。她说，只要人们想说的意思可以从传统中获得支持，那么一定不会直截了当地说话，而是通过对应的成语表达出来。张爱玲说她仔细想过一遍，几乎没有一种情形能够逃脱这个框架。比方替人家的文章写篇序，就说“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她发现近些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都是成语的改头换面。“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篇‘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创造力被生生遏制住。

我们的成语再多，再美丽再精警；我们使用的再频繁，运用的再巧妙；我们制作的隽语再机智，更换的再经常，也仍旧是同义反复，是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变化。

从点看面，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推崇传承并不意味着发展我们的文化，不意味着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反而容易使自己日趋老化。

上述现象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这样一种思维，即习惯于以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和剪裁现实。张爱玲说，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那里，达尔文所言一定是对的，因为欧洲学术中心拥戴他，假使他的理论遭到否定，他们会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它。这里的深层原因是，他们从未认真地把猴子当祖宗，真正的祖宗是黄帝，直到今天，我们仍旧笼罩在他的荫胤下。“中国人臆想中的历史是一段悠长平均的退化，而不是进化；所以他们评论圣贤，也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地位越古越高。”（《中国人的宗教》）

现在管这种思维方式叫今不如昔，厚古薄今，俗称向后看，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一代不如一代。这种思维下，何谈创新？

反映在社会发展理念上，不要说革命了，就是改良也是不被允许的，所能做的唯有修补。祖宗留下的大厦旧了，漏了，拾掇一下就是了，最多翻修一遍。张爱玲说：“街上一般人穿的蓝布衫大都经过补缀，深深浅浅，都像雨洗出来的，青翠醒目。我们中国本来是补丁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中国的日夜》）

当然，对于异质文明还是要借鉴的。张爱玲笔下有不少中西合璧的场景。比如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举办的园会，这么布置：西式草坪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恰似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缺少的道具，灯笼丛里却又歪歪斜斜插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洋气十足。身着传统服饰的丫头老妈子，一律拖着油松大辫，用银盘子颤巍巍托着西式鸡尾酒、果汁、茶点，弯着腰在伞柄林中来来去去。怪物就这样被制造出来，这大约就是梁太太们眼中的创新了。难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沉香屑· 第一炉香》）。

张爱玲用在中国人身上的两个定语中的另一个，叫“保守性的”（《中国人的宗教》）。传统至上的中国人就是保守的。

对于传统，张爱玲的态度是复杂的，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关于恨，她说过的话里边，这一句相当重：“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可怕的。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谈跳舞》）

尽管发狠，但仍挡不住她对传统的爱恋，而且是爱放在恨的前边。

张爱玲是作家，我们这里就谈文学。

评论家眼中有两个张爱玲，一个洋一个土。

说洋的认为，张爱玲作品“有西洋人的血液——洋里洋气”。说得不错，不光语句，还可以经常见到西式术语，如意识流、下意识、无意识、弗洛伊德式的，等等。她对西方文学非常熟稔，名著和名家信手拈来。张爱玲10岁进入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就读，从初中读到高中，高校是在香港大学读的，战火中返回内地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都是西方文化影响的重地。

说土的认为，“她的笔法在模仿《红楼梦》和《金瓶梅》”。说的极是，张爱玲最喜爱的就是这两本书。据她自己讲，8岁时开始读《红楼梦》，以后每隔三四年便重读一次；《金瓶梅》也是每隔几年必看一遍，用心体会如何写作人物和故事，以及如何运用笔触，打造风格。她这样说：“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魇》自序）《红楼梦》可以说是她一生的文学梦。她13岁创作《摩登红楼梦》，57岁完成《红楼梦魇》，后者是她晚期最重要著作。

两个张爱玲，那个为主？后一个，也就是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那个张爱玲。张爱玲给胡兰成讲西方文学，最后一定强调：“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一次闲聊，胡兰成壮起胆子说《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歌德的《浮士德》，张爱玲回答的是：那当然——似乎早已铁板钉钉。她丝毫不迷信西方，说“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张爱玲：《双声》）。

在张爱玲那里，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分得很清，前者是末，是用，后者才是根，是本。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她说：“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她是中国文学无可争议的传人。

在文学乃至文化血脉上，她的表现依然是静——自然而然地继承传统，没有中断也没有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