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家是大宅门，亲戚多，故事多，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其中一位叫黄定柱，是张爱玲唯一的嫡亲舅舅，跟她母亲是龙凤胎。一段时间，两家住得很近，她每天到街对面的舅舅家吃饭，通常带一碗菜过去。苋菜上市时节，手里捧的是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上浅淡的粉红，像捧着一盆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可见她喜欢去舅舅家，舅舅对外甥女也挺好。

张爱玲拿舅舅家做素材，写了小说《花凋》。

舅舅的化身姓郑，是家长，模样挺滑稽，跟广告画上的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一个样，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沿着标准二字继续发挥，说他穿上短裤就是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胡就是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要是把胡子染白了就是圣诞老人。语气虽然缺乏敬意，但也还过得去。下面的议论就大发了，说郑先生是个遗少，拒绝承认民国，所以自打民国一建立他就没长过岁数，等于酒精缸里泡着的孩童尸首。接下去一路下滑，越写越收不住，说他好酒好色好鸦片，特别能繁殖。有钱的时候外头养女人生孩子，没钱的时候撤回家里跟老婆生孩子。还是没钱的时候居多，结果家里扑腾出一堆孩子。结论是郑先生活了40年，演了一出40年的闹剧。

比比萧红写伯父，尽管萧红跟伯父不对付，但下笔绝不会这么损，即使是批判也透出丝丝暖意，那是亲人之间的责备和失望。

那么写别人呢，比方老师，那可是“天地君亲师”中的师，总得恭敬些吧，一样，冷冷的。

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时有位历史老师叫佛朗士，这位教授给她的印象肯定最深，因为诸师中用于他身上的笔墨最多。她笔下的佛朗士是位怪人，在人烟稀少处造了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也不用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好酒，有点色，跟中国教授同游广州，曾跑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庵里去看小尼姑。

他抽烟很凶，讲课时也不耽误，烟筒般呼呼地冒着。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然而绝不坠落，烟蒂顺手往窗外一甩，从女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他观点独到，跟官方历史观不对付，耍着花腔念教科书上的文字，十分滑稽。从他的课里学生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

要跟日本人作战了，他被征入伍。黄昏时分回军营，脑子里不知想什么，没听见哨兵问口令，被一枪打死了。“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烬余录》）

张爱玲的功课常常名列第一，不是一门两门，而是多门，连拿两个奖学金。其中一个得自历史课，不知与佛朗士是否有关？一位老师还赞助过她800港元，不知是不是这位教授？

即便有关，即便是，张爱玲也不会写出来。倒不是她不知恩，而是在她内心深处总要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似乎后面有点什么不可告人的意图。在这点上她远远不如萧红单纯坦然，反映在文字上，当然也就很难看到心意相通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