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态度/

张爱玲不写“完人”，她给“完人”找的地方是童话世界，现实生活中即便不说一个没有，至少也极其罕见。然而这不等于不承认“完人”，实际上她心目中存在着理想的人的样式，否则凭什么说普通人是“椒盐色”的呢？凭什么说不干净呢？凭什么说坏得鬼鬼祟祟呢？可见是有标准的。

有人喜欢从生物性界定人，将人性归结为食色就是最常见最简单的一种。食色是天赋、本能，是人就要吃喝，就需要异性，这是不错的。然而问题也就来了，不光人，动物亦如此。譬如母爱，可以说是色的延伸，繁殖出后代就要给予爱，对于这种爱，张爱玲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造人》）食色并非人的专利，由人与动物共同拥有，而且动物比人更集中更执着，因为除了食色它们似乎不再追求别的，诸如真理、美、文化之类。如果比本能，人未必能超过动物，动物的母爱时常令人感动不已，自愧不如。的确，在这上面人没有优势。

这告诉我们，仅仅就食色界定人性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得出“性爱就是性行为”之类的结论（《我看苏青》），张扬的只能是人身上的动物性。“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告诫：“我们不能‘止于自然’。”（《造人》）

就此而言，前面所说的饮食男女总结的是人性的基本要素，确切地讲应该这样说，这句话总结的是人性的生物学基础。

人性比动物性更大，大就大在超出本能的那一块，正是这一块体现着人的本质。“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造人》）张爱玲强调，作此区分不是否定人性，恰恰是高扬人性。

这种“高一等”的东西是什么？张爱玲没有明确讲，从相关叙述看，范围很广。比方，她谈过大饼油条，说只要看看它的精致，就知道“食”不光是填饱肚子便了事。意思是吃绝不是简单事，其中包含着吃以外的要素，像我们今天主张的真材实料的真，童叟无欺公平交易的善，色香味俱全的美。比方，她谈到日军进攻香港期间的生活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时，说对于这样的放任，人们会惊然回到孔子跟前，意识到一定的束缚是必须要有的，原始人倒是没有这样的束缚，但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比方，她谈过道学，说中国人并非假道学，是认真相信性善论的，也用这种过高的人性标准来要求自己，觉得力不从心，所以时常抱怨“做人难”。比方，她谈过超人，说这是纯粹理想的结晶，是比我们当前更发达的文明进一步造就出来的人。

张爱玲是个理想主义者。

所以，张爱玲说自己以写普通人为己任，塑造的人物多是不干净的人和坏人，并不表明她是个现实到了不要高尚的作者，也绝不表明她的小说是低品位低趣味的，其实只要稍微用心，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理想成分。要不胡兰成为什么说张爱玲的作品是双色的，既有青灰色的阴暗又有银紫色的明亮呢？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以房客身份住进老同学王士洪家，主妇名娇蕊。振保喜欢热烈放浪型女人，而娇蕊刚好是这样的性格，而且美丽动人，放荡不羁，振保动了心。趁王士洪出差在外，振保与娇蕊迅速亲近。振保勾引娇蕊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这个女人不检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对她也没什么，她丈夫虽然不能说无所谓，但并不认为是多么大的伤害。然而振保又很羞愧，这与他的价值观不符。从前曾有个姑娘一时冲动以身相许，他克制住了，那时他的举止多么光明磊落，不能对不住当初的自己。为了摆脱矛盾，振保打算搬走。然而他终究舍不得眼前的美人，向情欲屈服了，睡到了娇蕊的床上。他快乐吗？当然快乐，但却是“无耻的快乐”，是“没有情感的一种满足”，纯属堕落。他后悔了，认为“这次的恋爱，整个地就是不应该”，一旦传出去，社会绝不会原谅他，名声、事业、前途就完了。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两人分手，各奔东西。

一幕灵与肉相搏的活剧。振保不干净，有点坏，然而始终处在自我谴责中，在高尚与卑贱之间浮沉、挣扎。

要来的一定躲不掉，但最后取胜的还是应该，实然敌不过应然。

张爱玲选择普通人为写作对象，一个重大考虑是他们的世界代表着社会生活安稳的一面。安稳是相对于飞扬而言的，飞扬依托的是斗争，导致变化，安稳追求的则是和谐，维持不变。两者相比，安稳是常态，飞扬是异象，大多数时间人类都处在安稳中。当然安稳也要被打破，生活进入急剧变化，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秩序就会恢复，新的协调就会形成，社会重现安稳。所以张爱玲说：安稳“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自己的文章》）

安稳本身即意味着不变，而永恒亦是不变。安稳的永恒性，两个不变，反映着张爱玲的三观，她看重的是世界、社会、人生不变的一面，视其为根本，自然也就作为自己创作的原点。胡兰成说：“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中国文学史话论·张爱玲之二》）

那么安稳何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一面？又何以获得永恒性？根子就在于人性，也就是张爱玲说的“它是人的神性”（《自己的文章》）。乐于安稳追求安稳是人性中神圣的那部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 谈女人》）

安稳与饮食男女一样，都属于人性，但性质是不同的。食色代表的是人的自然性，或者说是“兽性”，而安稳代表的是人的神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少了食色，人不能生存；脱离神性，人会被抛到“血肉淋漓的生存竞争中”，活得很残酷很难堪很无尊严，不像人而像野兽。

说安稳是人性，指的不止是追求安稳的生活状态，还表示生活表层下的本真。《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说是谈恋爱，其实各有所图，都带着假面，说着假话，都不是真正的自己。经过一系列博弈，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范柳原得到了白流苏的身子，白流苏得到了范柳原提供的生活保证。两人暂时离别。战争突然爆发，范柳原没能走成，回到暂居处。共同的灾难把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一个人如果遇难，另一个人怎么办？于是开始真心关注对方。

停战了，满目疮痍。晚上，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莽莽寒风。白流苏拥被坐起，“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两个自私的人“彻底的谅解”了。于是他们结婚了，真的恋爱起来。

胡兰成这样总结，说最初两人都是在做戏，扮演的是角色，是另一个人，直到战争毁灭了既有生活，这层皮才被撕掉，“回归本真”，返归自己。

这个本真就是诚心诚意的爱。这种爱是不变的，只要温度水分合适，就会萌芽生长，破土而出。

张爱玲的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得力于以普通人和世俗生活为对象。也许正基于此，胡兰成才说：“一般人的生活是文学的基调。”（《中国文学史话·随笔六则》）这是就写作者而言，如果就某种心理意识来看，照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她跟大众没有明显区别，而是“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论写作》）。

她常常庆幸自己没有走为权贵服务的道路。说，从前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走的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路子，她不，她的衣食父母是那些买书买杂志的大众。他们是最可爱的主顾，因为不像前者那样天威莫测，不拿架子，也不反复无常，而是真心待你，特别有长性，从你的作品里得到哪怕一点点益处，都会记你五年十年。所以目前的工作尽管苦一些，但很喜爱这个职业。张爱玲特别申明，自己说这番话，可不是拍大众的马屁噢。

的确不是，她的民间情结是真的。

她说：“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自己的文章》）这是从历史观上肯定大众。

她说：“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必也正名乎》）这是从为人处世上肯定大众。

《半生缘》中的曼桢遭到姐姐曼璐和姐夫祝鸿才的囚禁，在生产住院的时候结识了产妇蔡金芳，她跟丈夫在小菜场卖鸡蛋为生。夫妇俩非常同情曼桢，把她救了出去并且收留了她。张爱玲写道：“曼桢觉得非常不过意。她不知道穷人在危难中互相照顾是不算什么的，他们永远生活在风雨飘摇中，所以对于遭难的人特别能够同情，而他们的同情心也不像有钱的人一样地为种种顾忌所钳制着。这是她后来慢慢地才感觉到的，当时她只是私自庆幸，刚巧被她碰见霖生和金芳这一对特别义气的夫妻。”

张爱玲是敬重普通人的。

然而，对大众张爱玲又很怵头。

找裁缝做衣服，只要他扁嘴酸酸一笑，张爱玲马上心虚起来，觉得衣料少买了一尺。她雇三轮车拉印书的白纸，到了家门口付费，忽然害怕起来，一向在钱上算得很清的她，把运费往车夫手中一塞，也不要零头，转身便逃上楼，连对方的脸都不敢瞧。叫外卖，从不跟人照面，把钱从门缝递出，伙计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听脚步声远去，她才开门取进来。

这样的人想站到普通人堆儿里去，是不是挺滑稽？

她与他们其实是格格不入的，绝对不是一路人。

张爱玲的民间情节主要是在理性上和艺术创作上，而不是在感情上生活上。感情上她与大众格格不入，生活中亦本能地与他们拉开距离，划清界限。

张爱玲坦言：“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我看苏青》）

她嘲讽起普通人，下笔极重。她说，自己编了一出戏：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跟亲戚闹翻了，愤然跳起来叫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子哀戚地恳求道：走到哪儿去呢？这人把妻儿叫到一处，指示道：走！我们上楼去！开饭了，下面一声招呼，这些人呼啦啦全下来了。

张爱玲敬重普通人但绝不亲近他们。对大众，她是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