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类型：不干净和小奸小坏/

饮食男女总结的是人性基本要素，“椒盐色”给出的是人的基本样式，在这个前提下，张爱玲创作了两种人物基本类型。她说因为要写小说，便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研究了一番，发现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坏，坏得鬼鬼祟祟；一种说不上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我看苏青》）

先说不干净。

茫茫人世，芸芸众生，有一个纯粹的吗？张爱玲打了个比方，说坐在电车上，抬头看看立在你面前人，大多相貌堂堂，仪表不凡，目光再往上走，失望了，因为进入你眼睛的是难看的鼻孔，那个地方很少是干净的。这正应了那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示例很俏皮，但意思绝对到位。连教育良好生活优越的上层都做不到干净，其他人又能好到哪里去？

对于不干净，张爱玲非常敏感，以至于以小说中第一人称之口讲出这样绝情的话：“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沉香屑·第二炉香》）生活也一样，借用小说里人物的感觉说：“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沉香屑·第一炉香》）

张爱玲小说多以爱情为线索，我们就以最著名的一对情侣《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为例看看不干净。

情侣作为一种特殊关系，其特征应该是以爱为基础为目的。不能说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没有爱，两人之间彼此吸引互有好感可以说便已然具备了爱的底线，但也仅此而已，他们相互追求另有所图。白流苏是离了婚的内地少妇，遭到日渐衰败的大家庭的排斥，远赴香港，接近范柳原，目的很明确，为自己找一个生存依靠，逃离那个令她倍感压抑和绝望的环境。范柳原呢，目的也很明确，他是一个国外和香港两头跑的商人，急需一个情妇或者说外室，在本地安一个临时的家。双方的目的对方都很清楚，只是不挑破罢了。爱情在这里不过是游戏，是实现各自目的的平台，很好玩，很刺激，很实用。这样的情侣关系干净吗？不干净，掺杂了太多感情以外的因素。

入局的还有其他人，比如牵线搭桥的徐太太以及她的丈夫徐先生，是他们夫妇把白流苏带到香港并免费提供食宿的，他们下这么大的本钱是为了笼络范柳原，而这个单身汉正是自己重要的商业伙伴。还有白流苏的家人，他们也参与这码事，风言风语尽管没少讲，但眼睛钉牢的是可能从中捞到的好处。什么朋友、亲人，全是瞎扯，只有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爱情故事中，没有一个纯粹的人、一件纯粹的事，高尚的东西被弄得脏兮兮。

这说的是特定关系具体事件，一般现象亦不干净。看看人们的情趣就明白了。用不着做深入调查，只要随意走一圈，就可以发现人人嗜好的低级趣味无处不在。这个趣味绝不限于社会低层——张爱玲提醒道：想想我们自己，能跟大众趣味划清界限吗？我们自己不是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吗？

再说坏。

坏不是恶。恶属于前面说的“极端病态”，归入“非”和“黑”一类，极其罕见。这里的坏人依然是椒盐色，只不过黑胡椒粉的比重大一些，呈灰色。他们良心未泯，又怕遭报应，所以坏不到哪儿去，坏事也做不彻底，记得留有余地，而且喜欢找个理由什么的，不像恶人那样张狂公开，很是顾忌周围的眼光和舆论，故而张爱玲说他们“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我看苏青》）。用胡兰成的话说，叫“小奸小坏”。

张爱玲写过有不少坏人，其中有个祝鸿才，《半生缘》(《十八春》)中人物，可以说是坏人中的坏人了。长相便透着猥琐劲儿，身材瘦长，削肩细颈，笑起来像猫，不笑的时候像老鼠。他娶曼璐为妻，却一直垂涎小姨子曼桢。虽然没有多少钱，但仍尽力负担妻子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由于顾忌曼璐的舞女兼妓女身份，本来不想明娶，但迫于曼璐的威风还是公开举办了婚礼。然而璐曼不能生育，为拴住丈夫，两人设计，祝鸿才奸污了曼桢，致使她怀了孕。祝鸿才的借口是喝醉了酒走错房间，把妹妹当成姐姐，是“神志不清”时做下的。曼桢在医院生产，祝鸿才去探望，露出很局促的样子，非常不得劲儿，他有愧。曼桢出逃后，曼璐病亡，为了孩子曼桢又回到祝鸿才家。在她的认识中，祝鸿才倒还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她对鸿才竟于憎恨中生出一丝怜悯”，过后她嫁给了祝鸿才。祝鸿才确实坏，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杀人放火一类是不敢做的，也做不出来，够不上恶人，最多是个下三滥。

张爱玲发现，中国人对坏有一种奇怪心理，套用现在话语习惯，可以叫“追坏”“羡坏”。

比如，“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到底是上海人》）再看看手里的小说，哪一本都离不开坏人。没有坏人坏事，这书怕是卖不掉了。所以张爱玲说她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完人”。“完人”不在小说里，在童话里，在《白雪公主》和《玻璃鞋》里，那才是他们应该待的地方。

中国人不光喜欢听坏人坏事，自己还往坏人堆里钻，恨不得本人就是一个坏蛋。“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地叫道：‘不准停，你敢停么？’——它果然没停。他笑了。”（《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为此坏这个字眼竟然获得了反面意味——好，成了肯定词。比方对人家的孩子，伸手在头上抚摸一下，笑嘻嘻说“这孩子真坏”，绝不是骂，而是夸，赞他聪明，小小年纪便会使坏。不好说他忠厚，因为忠厚乃是无用的别名，倒像是骂了。傻本来也不是好事，实际上正好相反，“不傻也得装傻”。为什么？因为聪明外露往往至祸，三国时期的杨修就是教训。没听民间有言“傻人傻福气”吗（张爱玲原话是“呆人有呆福”）？所以痴痴呆呆是应该受到奖励的。（《中国人的宗教》）

当然，这坏是小奸小坏，鬼鬼祟祟。

张爱玲有洁癖，无可救药，用胡兰成的话说“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这洁癖包括对物，更包括对人，不光是生理上的，更是生活中的。人品是否干净，成为她评价人的基本准则。她与胡兰成闲聊，说起共同熟悉的几个文化人，她开口便认定某人不够格，说他不干净而且不聪明。听得胡兰成胆战心惊，不禁拿来比将自己，心说可要小心了。胡兰成说她目光很毒，明察秋毫，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也能在哪怕是极细微之处将他瞧得清清楚楚。

她生活圈里就有不干净的人。

当时有本杂志名《万象》，因为稿件往来，张爱玲与主编建立了工作关系。那天她去主编家送稿，发现有日本宪兵，这才知道主编被抓走了。回家后在饭桌上当新闻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兰成本来是局外人，跟主编也不认识，却主动掺合进来，大包大揽，马上给宪兵队长写信，为主编求情。

信中说主编“为人尚属纯正”，这话让张爱玲笑出了声。在她眼中，主编很不干净。他的太太在乡下，上海也有妻子，同住的还有一个女人，就这样在上海的房子里一男两女加几个孩子挤在一堆过日子。南京有专门形容这种状态的谚语，叫“糟哚哚，一锅粥”，极不清爽。即便如此主编仍嫌不够，逮住机会照追女人不误。如果这样的人“尚属纯正”，就没人不干净了。由于印象不佳，张爱玲不愿意帮这个忙，暗中怪胡兰成多事。

主编家人得到信后，登门致谢。两次。头天是上海妻子单独来，隔日携同住的那位女人一起来。

终于这个不干净用在了张爱玲身上。

日本投降，胡兰成躲了起来，张爱玲去探望丈夫，不想在电车上与主编相遇。张爱玲坐着，他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跟前。两人说着话，一阵拥挤，张爱玲发觉自己的两条腿被人用膝盖夹住了，不由周身一震，察觉到了对方的性冲动。这人——就是他们曾经搭救出来的那个文化人。

要是换了别人，可能立即发作，说不定一个耳光打过去，但这是张爱玲。她生性腼腆，唯恐招人眼，况且对方又是熟人，不好撕破脸皮，而且她现在还是汉奸的老婆，“汉奸妻，人人可戏”。

张爱玲是屈辱加屈辱，永远不能原谅这个“脏人”。这次遭遇无疑大大加深了她对不干净的敏感和嫉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