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不光是写作对象也是张爱玲自己/

张爱玲把社会生活分为两类，一类是飞扬，一类是安稳。飞扬也叫斗争，冲突、牺牲、变革都属于这一类，安稳也叫和谐，平平常常不慌不忙的过日子。文学家们一向注重飞扬，因为斗争更吸引眼球，更具戏剧性，更能让人兴奋。好了，既然你们都去写飞扬，那么我就来写安稳。张爱玲给自己这样定位。

在她看来，社会生活中安稳的一面更重要，是飞扬的底子。没有安稳哪来的飞扬？没有平常的衬托，斗争就是虚的。况且人为什么要去变革，不就是为了求得新的和谐吗？变革常常打破平静状态，但毕竟是一时一事，社会终究要回到平静，所以安稳才是永恒的。飞扬仅仅存在于某一个时期，安稳则存在于一切时代。

这说的是社会生活，安稳是常态是主体是根本。其实人生也一样，个人亦如此，无不以安稳为主，由此可以说：“它是人的神性。”（《自己的文章》）这是追溯本原，上升到人性高度。安稳，或者说追求协调，是人的本质、本分、本能。你可以飞扬，但最后一定落实在安稳上，回到寻常。

支撑安稳人生的是基本欲望——食欲和性欲，就是前面引用过的儒家经典《礼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张爱玲拿来说事。饮食男女，借用她的小说《怨女》中的话是“生命力本身的力量”。它造就了人的最基本存在状态“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太太万岁题记》）。

日军进攻香港，生活大变。张爱玲发现，所有“浮文”，或者说可有可无的东西，诸如上课啦、考试啦统统去掉了。留给港大学生的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学生整天做的就是买菜、烧菜、调情，当然这调情带有战时特点，温和而感伤。学生宿舍里，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传来女生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叫声断断续续，直到她穿上衣服下床为止。

这是特殊时期，和平情况下也是一样。比方交际舞，有点让人犯嘀咕，辩护者说是艺术，如果谁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他自己存心不良。张爱玲驳道：那可不见得，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显然其中“离不开性的成分”（《谈跳舞》）。

总之，什么都可以没有，但绝不能少了饮食男女。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正因了这一点，张爱玲更喜欢巴赫。巴赫的曲子不像贝多芬或肖邦的那样纤巧，而略显粗笨；也没有庙堂气和英雄气，很是平凡。那是小木屋子里墙上的挂钟滴塔摇摆，是从木碗里喝羊奶，是女人牵着裙子请安，是绿茵茵草地上若有所思的牛羊和蔚蓝天空中无心漂浮的白云，是庆祝结婚的金色大钟敲响沉甸甸的喜悦。巴赫的曲子里有生活。

这种生活就叫世俗。

中国当代哲学家梁漱溟从态度上把人生分为三种，曰逐求，曰厌离，曰郑重。逐求以饮食男女名利地位为对象，厌离以摆脱欲望纠缠和生离死别的痛苦为目标，郑重追求的则是自然合理的生活方式。它们分别对应三种人生道路，即世俗的道路、宗教的道路、道德的道路。

张爱玲的创作观照的是世俗的道路。

世俗世界的人叫俗人，也叫普通人。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超人、英雄。他们属于另外世界，即宗教的世界、道德的世界。不是说英雄不活在世俗中——谁都得饮食男女不是？而是说到了世俗世界，英雄便世俗化了，呈现出普通的一面。

也不是说普通人永远安于普通生活，不掀波澜——谁都想推陈出新，尝尝另一种风味不是？但他最后还是要返回普通，世俗生活对他最合适也最好。

张爱玲有篇小说名《封锁》，就是这篇东西镇服了胡兰成，从而知道世上有张爱玲这么一位女作家，进而展开不懈追求的。封锁是当时常见的事情，麻绳一拉，出现几个挥舞手枪的人，路就断了，以便军警搜捕可疑分子。小说讲的是一辆有轨电车突遭封锁被迫停在半路而发生的故事。乘客中有两个人，中年男，已婚，银行白领；青年女，未婚，英文教师，都是老实生活老实工作的规矩人。男人因为躲避一个讨厌的熟人而坐到了女人旁边，为打破尴尬便主动与她搭讪，反正也没什么事，聊呗，不由得便聊深了。男人开始抱怨自己的家庭和太太，一切都那么庸俗无聊。女人应和着，挺理解挺同情的。男人受到了鼓励，可找到知音了，便敞开了说，把单位那点事也和盘托出。两人似乎进入恋爱场景：恋爱中的男人向来是喜欢说，恋爱中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因为她下意识地知道，男人一旦彻底懂得了女人之后便不会爱她了。

男人猛地发现原本不入眼的女人变得很是可爱，竟然暗示（其实等于明说）打算娶她，女人居然暗许了（也等于明说），还留下了电话号码。

突然“叮玲玲玲”响起来，电车敲钟，封锁戒除。电车哐啷哐啷往前开，男人站起身挤进人丛不见了，女人偏过头不做理会。

方才的一切似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人们回到了从前，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

如果换一个情节，男人非娶不可，女人非嫁不成，视世俗观念和关系为无物，闹得鸡飞狗跳，最后私奔乃至殉情，怎么样？肯定出彩、好看。但张爱玲不会这么写，因为普通人做不出来，那是英雄性格的人的行为。

从普通人角度讲人物命运，即使给出一个造就英雄的环境，他也成不了英雄。大家都知道小说《色·戒》，里面的王佳芝就是一个典型。与当时沦陷区一些爱国学生一样，她也自觉加入反日锄奸秘密活动中，策略是以色相接近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而后趁机下手。经过一段接触，王佳芝终于搞定了易先生，两人迅速发展成情人。就在王佳芝把易先生引到事先设下的埋伏圈里，锄奸组织即将出手的时候，女人突然反悔了，向自以为爱她的易先生示警，导致行动失败，最后自己也死在易先生一伙枪口下。

王佳芝具备成为英雄的客观条件，身处抗日战争的年代，被秘密组织吸收为成员，担任锄奸行动的特殊角色，这些都为她接通了不平凡的人生。然而她终究是普通人，平凡的血平凡的气质平凡的意识注定了她在最后关头没能站住脚，出溜下来，滑回本色。她离英雄就差那么一点点。这就是普通人与英雄的距离，在张爱玲那里，这个距离是永恒的，不可逾越。

关于王佳芝，张爱玲特别指出，她不是专门训练出来的特工，具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这个弱点就是《色·戒》中的色，男女之大欲，这在普通人身上是无可抗拒的。王佳芝弄假成真，对易先生动了真情，又认定对方确实爱自己，结果酿成悲剧。尽管色的后面加了一个戒字，其实不过是提醒，是根本戒不掉的。

这样的结局让人泄气，改一下好不好？张爱玲的回答是不好：“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所以“我还是只能这样写”（《自己的文章》）。

普通人是不彻底的人。

张爱玲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自己的文章》）

什么是不彻底？概括地说就是“是非黑白”不分明。是非分明黑白分明的人是可以找到的，张爱玲把这种人叫“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暴君与圣人就是代表，降一格，在恶人与英雄身上也反映着是非相搏、黑白对立。然而这种现象并不常见，你瞪大眼睛巡视周遭，恐怕发现不了一个这样的人，差不多都是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既可爱又可恨的混合体，难以用既定的标准划线归类，无法放进是与非、黑与白的行列。

既然生活是这样，那么作为其艺术表现的文学创作也应该贯彻“不彻底”原则。令张爱玲遗憾的是，这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先天不足。人们习惯于从“应当”出发，以道德逻辑去剪裁人与事，结果故事乃至感情都成了预设的东西，一切都顺理成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道德本位，用是与非、善与恶的标准去解释、构造、浓缩人生。今天说的概念化、脸谱化、简单化就属于张爱玲批评的这类现象。

张爱玲不同，是按照生活本身来写作的，她笔下的人物不是纯色的而是处在黑白之间，用她的话说是“椒盐式”，白色的细盐中掺进黑色的胡椒面。人物复杂了生动了立体化了，故事也更合情理。比方上面提到的王佳芝，你说是白还是黑？说她白吧，她断送了锄奸行动；说她黑吧，她为了抗日献出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再看一个女性，《半生缘》中的曼璐，也是白中有黑，黑中有白。作为家中长姐，为了养活寡母、祖母和一群弟妹，她自毁前程，出卖色相乃至肉体，但为了笼络丈夫祝鸿才，又合伙奸污了妹妹曼桢。王佳芝和曼璐还属于黑白框架中比较清晰的人物，能够道出是非来，至于那些模糊角色，比如《心经》中的许小寒、段绫卿、许峰仪、龚海立，不要说划线了，就是连黑白的边儿都沾不上。

不仅道德上，就是人物性格上也被塑造成“椒盐色”，比如《半生缘》中的妹妹曼桢。“曼桢有些地方很奇怪，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而她并不是一个一味天真的人，也并不是一个怕羞的人。她这种矛盾的地方，实在是很费解。”（《半生缘》）

那么，写“不彻底”的人跟揭示人性有什么关系呢？

张爱玲认为，“是非黑白”式的创作，因为是道德挂帅，势必把故事引向道德之路，结论当然也是道德的，“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谈看书》）。而“椒盐式”的创作则扭转了这一偏向，在揭示人性根源上自然而然地深入下去。换言之，前者占据了道德高地，黑白两分，然而高处不胜寒；后者姿态很低，黑白混装，但接地气。张爱玲的这个认识非常深刻非常有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传统的缺陷总结得非常到位，揭示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本质性区别。正是由于将教化作为文学的最终目的，倾全力打造道德文字，沉浸于是非黑白的划线和传达，复杂的人性被简单地归结为诸如“性本善”之类，可以说是人性的道德绑架。

用“是非黑白”解读以上人物，事情会变得非常简单，只需进行道德裁决就够了，宣布王佳芝这么做是背叛，她的死是咎由自取，读者也只能得到这样的认识。相反，“椒盐式”写法在形象设计、心理活动、人物关系上复杂一些，引导读者思考一个热血女青年的心路历程，由此发现她的行为动因，为什么这样做？从而找出背后深埋的人性根源。张爱玲的《色·戒》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抗日文艺作品，从而引起人们的争议，原因就在这里，她是借抗日题材写人性。

张爱玲不赞成“是非黑白”的写作方式，不等于反对分清是与非、黑与白——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客观存在，是现实生活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的——而是反对人物事件的简单划线归类。王佳芝最后关头向易先生示警，致使锄奸行动功亏一篑，肯定是背叛，《色·戒》之“戒”表明了张爱玲的这一立场，同时说明她的写作也不能避开是非黑白。问题是如何写？张爱玲强调，一定要把是非黑白“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谈看书》），也就是在情节发展中安放其位置。王佳芝犯错，有她的前因后果，这样写出来，用不着你去说孰是孰非，“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谈看书》）。

张爱玲就亲身经历过“是非黑白”式的盘诘。

那是抗战胜利后，她与胡兰成分手，与电影编剧兼导演桑弧结为情人。张爱玲的事桑弧风言风语地知道一点。当时上海小报骂她是文化汉奸，有人还把她列入《文化汉奸罪恶史》出版物，揭露她出席日本人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逼得她不得不借自己的小说集《传奇》增订本的出版机会通过“序言”做辩解，说有这回事，但她立即回函辞掉了；还有人拿她的私生活做文章，因为胡兰成被通缉的汉奸身份，她也沾上了汉奸嫌疑，张爱玲说这纯属私事，除了对家长外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凡此种种，令桑弧满腹狐疑，问：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张爱玲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你怎么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有人出场，连忙问是好人还是坏人。

仅就抗战时期的表现，张爱玲是白还是黑呢？她的崛起是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但她写作从不涉及政治，没有拿过当局任何津贴，当然也没有投身对敌斗争，而是与沦陷区的绝大多数百姓一样得过且过。这个表现是无法用黑白标准来衡量的，一定要给出交代的话，只能定个椒盐色。

其实张爱玲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别的不谈，单说钱。

张爱玲卖稿为生，稿费标准比一般作家高出不少，但她毫无潇洒做派，照样斤斤计较，算账要钱出了名。最风头的一次是跟《万象》杂志打笔墨官司，标的一千元，杂志老板说这笔稿费预付了，张爱玲说没有拿，弄得满城风雨。胡兰成说，你要让她在稿费上头吃亏，想都不要想，再高尚的话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对外人，寸步不让。

对自己人也一个样。跟闺密炎樱去咖啡店吃点心，一定要先说定谁付账。之后陪炎樱回家，也要说清自己返回时的车费怎么算，费尽口舌，目的只有一个，要炎樱负担，至少得出一半。张爱玲跟姑姑一起生活，两人锱铢必较。姑姑骂她财迷，她学给胡兰成，居然笑得出来，开心得不得了。

“姑姑常常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们纵有缺点，好像都还不俗。有时候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廿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向是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我看苏青》）

她坦承自己就是俗人一个。别人喜欢在枕上听松涛、海啸，她却喜欢听市声——引车卖浆者的吆喝以及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混声。别人的名字起得有学问有来历有期盼，而她的名字——张爱玲，恶俗不堪，更俗的是明知道俗却不打算更换。所以“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流言·童言无忌》）

她表示这个红字她要戴到底，用张爱玲这个名字做警示，告诫自己永远站在世俗世界，为小市民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