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日日在愁苦之中”/

《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是说，财物和异性是人最想获得的，死亡和贫苦是人最想逃避的。然而我们看到，这两件事又互相渗透，恰恰是对财物与异性的追求导致贫困，从而使人生陷于苦难状态。异性方面的苦难后面专门谈，这里说说物质的苦难，主要是饥寒和流离。

先看饥寒。

吃和穿是生存的最大问题。“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呼兰河传》）

然而人们却经常吃不上饭。

直接的描写就不引述了，说点轻松的。

《生死场》中有个人称“二里半”的农民，妻子叫“麻面婆”，儿子叫“罗圈腿”，这天全家到地里收白菜。麻面婆眼尖，瞥见与自家相接的别人家地畔的倭瓜红了，四周望望，没人，便上前摘了下来，一共四个，其中两个让罗圈腿抱着往车上送。倭瓜很大很重，孩子抱不动，勉强走到地头，便向父亲告急，嚷嚷道西瓜要摔碎了。一下子惊动了周边干活的人，大家笑话他把倭瓜叫西瓜。父亲二里半大怒，上来就是一脚，骂道叫你收白菜，你抱倭瓜干吗？麻面婆见要露馅，连忙把那两个倭瓜藏进西红柿棵子里。罗圈腿说是母亲让抱的。麻面婆脸连使眼色，让孩子别嚷。人们围了上来，看看这出戏咋唱。

父亲继续责骂孩子，母亲不吭声，孩子急了，把那两个倭瓜从西红柿棵子里滚出来。事情败露，人们哈哈大笑，笑声淹没了这一家子。再看二里半，气得呼吸都快停止了。等到他终于道出真相时，事情更加可乐。原来倭瓜是他自个儿种的，特意为留种子，所以一直没摘。妻子偷的竟是自家的瓜，得，种子是留不成了。

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饿，然而实实在在反映的是吃的艰难。麻面婆为什么偷？因为吃的不够。倭瓜为什么会造成误解？因为瓜蔓爬到了别人家地里，而这完全是二里半有意为之，占人家地力的便宜。饥饿使人变得鬼鬼祟祟。

人们也经常穿不起衣服。也说点轻松的，看看萧红笔下有二伯的行头：

“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而是齐到膝头那么长的衣裳，那衣裳是鱼蓝色竹布的，带着四方大尖托领，宽衣大袖，怀前带着大麻铜钮子。

“这衣裳本是前清的旧货，压在祖父的箱底里，祖母一死了，就陆续地穿在有二伯的身上了。

“所以有二伯一走在街上，都不知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老厨子常说：‘有二爷，你宽衣大袖的，和尚看了像和尚，道人看了像道人。’

“有二伯是喜欢卷着裤脚的，所以耕田种地的庄稼人看了，又以为他是一个庄稼人，一定是插秧了刚刚回来。”（《呼兰河传》）

男人穿女人衣服，不光丢人，而且不吉利，这在老旧农民那里更是如此。然而有二伯却穿着这身衣服满世界游走，他没辙，要不就别出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衣服。

再看流离。

衣食之后是住，也就是房子，所谓居者有其屋。住房比吃穿更难，因为获得更不易。

萧红曾写过一个搬家的故事，篇名《小六》，背景是城市。

一家三口人，父亲是小贩，贩点西瓜油条包子什么的。母亲给人做女仆。他们有个女儿，名叫小六，有时跟着父亲去卖瓜，专门捡拾吃客嘴里吐出的西瓜子；有时跟着母亲去侍候人，提个壶打个水。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租别人的住。只窄窄的一间，全家挤在一张床板上，睡觉像打仗，爹和娘互相嚷着要对方往边上靠，说挤得腿痛腰痛，结果把孩子挤得掉在地上。就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住不成了，房东逼他们搬走。母亲正病着，房东可不管，说早就通知你们了，再不走砸你家盆。

往哪搬？搬到海里去？他们只负担得起三元钱一个月的房租，再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母亲愁得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两眼红红的。于是两口子便吵架，男人抡起拳头打女人，孩子跑出去喊人，无助的她甚至跑到大街上呼救。

每次打架小六母亲不哭昏过去不算完，人们说她疯了。

她真的疯了，居然抱着女儿跳进路边的臭泥坑，还疯狂地撞石头墙。

小六也跟着哭。母亲号啕到半夜。院子里的孩子很害怕，说小六也疯了。

明天，谁知道？他们往哪儿搬呢？“说不定娘要跳海，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

活得太难了，根本不像人。

正如小曲唱的那样：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

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

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朦胧的期待》）

萧红曾经没吃没穿没住，窘境一点也不亚于书中描述的那些对象。笔端的饥寒感和漂泊感一泻千里，无穷无尽，痛彻骨髓。以至于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祖父死了的时候》）

那是她与萧军住在哈尔滨旅馆，“胃口收缩”“肠子呼叫”“肚子呼唤”，几乎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地纠缠着她。她眼睛四处踅摸，希望发现能入口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丁点，然而只有桌子和床上的草褥子，问自己“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来了，是茶房，他手上托盘中盛着肉饼、炸黄的薯块、切成大片的富于弹性的面包……可惜不是真的，是想象。

有面包，推开门就能瞧见，走廊中其他房间的门上就挂着店家送来的面包圈，诱人的麦香阵阵袭来。天没亮，灯熄了，人在睡，走廊静悄悄。一个念头冒出来，迅速膨胀：“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她轻轻打开门，面包圈看上去比平日大了一些。这可是偷啊，最羞耻的行为！她赶紧关上门。随即动摇了，我饿呀，不能算偷。于是又打开门。终于没有下手，回到床上，熄灭灯。萧军还在睡，真怕他刚才醒着，在自己将要下手的那一刻，萧军是敌人，如果母亲在场，她也是敌人。

这已经不是饥肠的折磨了，还有他人的压力，道德的谴责，内心的冲突。在这重重矛盾下，面包不再是可欲对象，而是对头：“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商市街》）

那是逃到北京念书。秋天转凉，她仍身着单衣，引来同学一片惊讶目光，说到底是关外人，耐冷，这天儿还穿这么少，脸都冻紫了也不怕。坚持到元旦，下雪了，感觉衣服薄得透明一般，像是穿着层冰，跑回床上，床也像块冰。

她一直冷。在哈尔滨旅馆，也是冬天，衣服不够，出不了门。萧军从当铺赎回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他的夹袍，拿出给萧红穿。男人夹袍太长太宽，盖住了脚面遮住了手，宽大的袖口像是肩膀上一边吊着一个口袋。萧军打量她，说你真像个大口袋。这么难看的衣服，她居然“觉得很合适，很满足”。

搬进出租屋，没有烧的，只能早早上床。不管用，身子在被窝里哆嗦不已，两个人的呼吸像冒烟一样。玻璃上的霜好重，像是长出厚厚的绒毛。半夜冻醒了，尽管萧军在身边，但仍旧不解决问题，心想都说情人的身子比火还热，这话可不能相信。

他们的用品实在可怜。她和萧军在旅馆栖身，铺盖要收租金，交不起，便睡在没有床单的草垫子上，只有自己带的一条被子，灰色的棉花从破洞中流出来。鞋带断了，本来用的就是断过的鞋带，这回又断了。萧军抽出自己的鞋带，没有剪刀，用力扯为两截，一截给萧红，一截留给自己。系好，萧红望望鞋，一只是白鞋带，一只是黄鞋带。

那是逃出洪水后，她与萧军无处可去，晚上在熟人家借宿，白天只能在外面待着。先是在街上徘徊，水退去后便整天坐在街口放着的小船的船板上。他们衣着寒酸，主人不高兴，嫌他俩给他家丢脸。这让萧红很受刺激，说连在街上走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同时被剥夺的还有恋爱，这是萧军接的话茬，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街上谈情说爱。

后来他们住进旅馆。房费一个月60元钱，本来是30元，趁着发洪水，租金翻番。经理来收费，瞪着眼睛威胁说不交齐明天就给我走人。他们只有5元钱，已经被他收走了当天的2元钱房租。萧军大怒，扬起的剑指着对方命他走开，否则宰了他。萧军行伍出身，随身带着口剑，性格暴烈。结果招来了警察。

再后来租房子住。终于住不下去了。萧军说：“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流浪去吧！”（《商市街》）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卖掉锅碗瓢盆旧棉被旧鞋，离开哈尔滨，开始了半个中国的流浪。

萧军初见萧红，一切都令他诧异，最惊讶的是对方的头上竟然有了丝丝的白发，很显眼，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是这个感觉，一张年轻的面庞衬着过早的白发是那样的不相称。那时萧红才多大？刚刚21岁，其后也不过23岁。

艰难窘迫的岁月过早染白了她的发辫。

萧红笔下的故事和她自己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已化为过去。现在的人们已经基本不用为吃穿发愁，居住也不像过去那样艰辛。然而苦难依然存在。

原因何在？就在于人性，在于其中的欲望。

人不能没有欲望，无欲则非生命，也就无所谓人了，欲望是人存在的前提。从本性上看，欲望是虚，好比空洞，古人称“壑”，大深沟，驱使人去填充。不是填了就没事了，而是必须不住地去填，因为永远填不满，一个要求满足了，另一个要求又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古人讲“欲壑难填”。

当代文学家史铁生说：“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

追求不到就是苦就是难。

具体到物质层面上，人只要将其作为需要来对待，不管是解决温饱还是改善生活，都一样导致苦难。所以佛家视人生为苦，富人与穷人没有区别，只要是生命即为苦。苦难是本质性的。

由此可以说，萧红所表现的苦难具有一般意义，反映了人的基本存在状况，尽管她讲的是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