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作品，前后变化很大。

她文青出身，入行时满嘴文艺腔。比如《腿上的绷带》，刊载于1933年7月，属于早期作品，描写的是一个人称老齐的热血学生革命和恋爱双重失败的遭际。小说这样开头：“老齐站在操场腿上扎着绷带，这是个天空长起彩霞的傍晚，墙头的枫树动荡得恋恋爱人。”这还过得去，再看这一句：“老齐以为这个带着青春的姑娘，是在向他输送青春，他愉快地在笑。”

萧红的创作过程同时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探索性和不确定性，无论对象、主题、文字、风格、体裁都是变化着的。

以题材论，《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写的虽然都是东北乡土，但前者是自然主义的，主题沉重，处处凶险，步步死亡，气氛极其压抑，文字亦昏暗不明，情节突兀不清，重口味，强刺激，读一遍如同在地狱间行走一遭；后者是现实主义的，明朗鲜亮温润，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活得本能而倔强，洋溢着生的乐趣，文字清新淡雅，简约大气，笼罩着轻轻的忧伤，是一幅回荡着诗情的水墨风情画卷。《商市街》和《马伯乐》写的虽然同是大城市，但前者偏重于白描，按萧军的话说属于“不折不扣的生活纪录”，结构松散，由一个个小故事组合而成，文字没有多少特点；而后者则属于深加工再创造，故事连贯，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走笔轻松流畅，嬉笑怒骂嘲讽调侃无所不包。

《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可以说是萧红大部头创作中的精品，出版时间同在1941年，但风格迥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同一个人所为。就风格论，《呼兰河传》是沈从文式的，《马伯乐》则是老舍式的，前者是诗，后者是小说。

萧红还实践了一种被称为散文体的小说体裁，就是用散文的方式去构建小说，这个内容后面要专门讨论。这里只简单提示一点，即这种弱化故事从而脱离了统一情节统一人物关系的文体，特别适合于自由发挥，笔随心走，到哪儿算哪儿，从而使小说呈现出变化不居、跳跃灵动的诗性节奏。

作家都是从文青走过来的，张爱玲也不例外，尽管她是天才。

对于自己的文艺腔，她曾狠狠地嘲笑过。她回忆起学生时代的一篇名为《理想中的理想村》的作文，就是以“我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写就的，其中有这样令人汗颜的句子：“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待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柳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中学将毕业，她的两篇小说刊登在校刊上，一篇名《牛》，一篇名《霸王别姬》，“新文艺腔很重”。（《存稿》）好在不是面对社会，否则真要羞愧死。

然而在她正式登上文坛，便丝毫见不到文艺腔了。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出手便十分老辣，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超一流的，有着学院的素养和精致，业内的传统和范式，民间的通俗和趣味，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色，所谓张看、张说、张文，还培育出一批铁杆粉丝——张迷，留下一个研究领域——张学。

看看她最早发表的散文《更衣记》就清楚了。写的是近现代服装的变更，但能读出背后的经济与政治以及民族性格，也就是文化。文字更是好得不得了，随便摘出一句都能令人再三捧读，不忍放手：“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这样的东西，是22岁的女子写出来的吗？

这意思是说，张爱玲出道便占据高位，其文学之路不存在上升曲线，没有成长问题，始终平稳如一，从创作理论到表现方式都相对固定。比照她1943年初登文坛的作品与晚年作品，看不出有多大差距，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叙事方式，只不过更加安静平和而已。

这说的是创作道路，一动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