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眼里，在国内当记者就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那出国当驻外记者，穿洋装，说洋话，吃洋饭，住洋房，开洋车，就更风光了。然而，我在印度工作两年多的体会是，还要加上一点：遭洋罪。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小时候赶上了“十年文革”的尾巴，什么苦都吃过。因此，在听说印度的日子比较艰苦后，我大不以为然：难道比我小时候缺吃少穿还艰苦吗？在我准备出国的时候，已在印度的同事给我来信，细说了新德里的艰苦情况，让我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同时开列了一张长长的必带物品清单，如一次性注射器。同事说，印度的卫生和医疗状况差，万一生病，不敢使用印度医院的注射器，自己必须带着备用。

1995年2月9日，我登上了前往泰国的航班，从那里转机于10日抵达了我心中的“西天”印度。次日，印度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记者站停电了！与我同住一楼的房东告诉我，印度自1991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后，用电量剧增，但发电能力增长缓慢，因此，停电是“家常便饭”。新德里市政部门每天都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通知第二天某个区域停电，第三天另外某些区域停电。

过惯了有电生活的人们往往难以想象没电的日子：冰箱和冰柜停电后，时间一长就难以保存食物。有一次停电八个小时后，记者站里到处弥漫着从冰箱里飘出来的鱼腥味。令我着急的是，电视不能看了，我租订的通讯社稿——印度报业托拉斯的稿件也停了，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闻；电话也不能打了，对外联络全部中断。更为糟糕的是，停电有时根本不发通知，说停就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使我无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晚上，记者站里虽然点了蜡烛，但只能保持最基本的照明需要，写稿和发稿显然难以进行。没水给我的生活带来的麻烦和困难就更不用细说了。总之，停电停水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然而，我是一名驻外记者，到印度是来工作的，生活上艰苦一点没有关系，但工作上容不得一点马虎，怨天尤人没有用，再大的困难也要自己努力克服。通讯社稿因没电而停止供应后，我就开车去印度报业托拉斯取稿。写好稿件后，我就找个有电的小区把稿件传回国内。后来，我还购买了几组蓄电池，保证了通讯社稿在没电的时候也能继续供应。没电的时候，我就休息。后半夜来电后，我就起来查看新闻、发稿。就是在这种电力供应时好时坏的情况下，我不知不觉地在新德里度过了两年多时间。

与停电问题相比，停水问题虽好解决一些，但也很麻烦。有电的时候，我就经常提醒房东用水泵打水，把房顶的水箱灌满。同时，我把记者站里所有能盛水的容器都灌满水，把停水对我们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