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阿梅拉外，还有一些巴勒斯坦女记者为外国媒体服务，23岁的瓦拉·古塞因就是其中一位。2014年大学毕业时，她正赶上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发动新一轮空袭，许多外国记者纷纷涌到加沙地带采访，急需英语流利、熟悉当地情况的巴勒斯坦人协助开展采访活动。当时，瓦拉和她的家人离开了加沙北部的家，在一个阿姨家里躲避战火。在其他家人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瓦拉找了份为外国记者服务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一个挣钱的人。有活儿的时候，她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她说：“我有时会熬到天亮后才睡觉，因为以军经常在晚上发动空袭。”

为了便于采访，瓦拉把她的长发剪短了，还染成了红色，成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女性中的“小众”，而她周围的女性都穿长袍。因此，她走上大街后，显得非常醒目。别人看到了，就会议论纷纷，包括她的穿着，还有去向。此前，她上大学时特立独行，使她多读了一年。她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个人比较懒，因此大学读了五年。”

瓦拉的一天一般是这样的：早晨有辆汽车来接她，把她送到外国记者住处，然后一起到刚遭到以军空袭的地方去采访，或者去经常收治死伤人员的医院、收容躲避战火人员的联合国学校采访。干完活儿后，往往就是晚上了。她回家后，还跟踪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看最新进展情况。没活儿的时候，她会整夜收看埃及的一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如果漏了一集，她就设法补看。

瓦拉说：“有一次，我陪一个西班牙记者去采访，当时还在斋月里。按理说，巴以双方会停火。然而，我们刚到目的地，一枚炮弹就呼啸而来，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发生爆炸，还好没伤着我们。我看到，我身边的西班牙记者被吓坏了。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经历战争时，我一直躲藏着，甚至不敢想象能否走出家门。后来，第二次战争、第三次战争……发生后，我对战争习以为常，不再躲避战火了。我外出采访时，一般不穿防弹衣、不戴头盔，而与我在一起的外国记者则会从别处借来防弹衣。一件防弹衣要2000美元，我们本地人买不起。”结果，在2014年的巴以冲突中，共有16名记者在加沙地带殉职，其中15名是巴勒斯坦记者，只有一名是外国记者，意大利人。

在瓦拉看来，到加沙地带采访的外国记者可分为许多种。“有的人来加沙采访是想当英雄，想出名；也有的人想挣钱，因为采写独家新闻，稿酬很高。战事结束后，他们都离开了，不少人并不关心留下来的巴勒斯坦记者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我并不想说为外国记者服务一段时间后，我会成为她们的朋友，但我倾向于与我喜欢的一些外国记者一起工作。工作之余，我们还讨论一些女孩之间的事情。当这些记者离开后，我还会在社交媒体上跟踪她们的信息：这个记者结婚了，那个记者生了孩子，等等。我们这些巴勒斯坦记者还得寻找新的工作，还要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