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起绑架案中可以看出，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对象是其认为得罪了他们的人员，不管是叙利亚人还是伊拉克人。不过，他们绑架更多的则是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记者，总体上的目的是“惩罚”，除了索取巨额赎金外，还有一个目的：通过绑架本身为极端组织做“宣传”。从地理上讲，“伊斯兰国”绑架外国人的地方是接近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交界地带。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土耳其南部边境城镇叙吕奇和叙利亚北部阿勒颇是进入叙利亚反对派势力控制区域的主要路径。在这条道路上，“伊斯兰国”最容易开展绑架活动。

2013年，美国记者斯蒂芬·索特洛夫就是在阿勒颇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他的司机阿布巴卡尔说：“我们的汽车行驶到一个城镇时，突然被三辆汽车别住。我见势不妙，就想拔枪自卫，但看到10到15个武装人员围了过来，手里都拿着卡式冲锋枪。我招架不住，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的枪缴了，把我们两人分开。我高声喊斯蒂芬，而武装分子用枪指着我，叫我闭嘴。”15天后，阿布巴卡尔因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一个重要头目“有关系”而平安获释。一年后，也就是2014年9月，极端组织公布了斯蒂芬和另外一个美国记者詹姆斯被斩首的录像。

不过，上面的仅是阿布巴卡尔的一面之词。另外一个说法是，阿布巴卡尔开车把斯蒂芬送到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然后以5000美元把他出卖给了一位叙利亚反对派成员。这位反对派成员又以五万美元高价转手把斯蒂芬出卖给了“伊斯兰国”，导致斯蒂芬被极端组织斩首。

因此，有人认为，阿布巴卡尔并不是个普通司机，而是“伊斯兰国”“绑架产业链”上的一员：线人。同时，他还干了另外一份活：运输者。除了这两种人外，“绑架产业链”上还有看押者、谈判者等。他们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整个绑架行动中，并根据“不同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就拿线人来说，在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有些人经常假冒警察，在公路上设卡检查、考察往来人员，尤其是外国人的重要性，然后把电话打到“伊斯兰国”那里。而在土耳其境内，也有不少极端组织的线人。在土耳其边境城市安塔利亚，一个曾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的叙利亚人阿布·胡拉伊拉透露，他曾跟踪过一些采访叙利亚冲突的外国记者，然后向极端组织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极端组织实施绑架行动。当时，他假装是个叙利亚难民，愿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在和外国记者见了几次面后，他就提议在靠近土叙边境的一个地方进行录像。他说，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以接受采访和录像。其实，他已私下把外国记者的情况和行踪告诉了极端组织，“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如果外国记者同意前往那个地方录像，那就实施最后一步——给极端组织送人：“到了那边，自有人出来‘照应’外国记者，就没有我的事情了。或者，那边的人把外国记者和我一起绑架，然后过会儿就把我释放。”

阿布说，叙利亚冲突开始时，他曾是反政府武装的一名成员，后来加入了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最终加入了“伊斯兰国”。不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决定离开极端组织，因为他不想绑架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头目要求我绑架一个朋友，但我不想失去他，只好退出组织，离开所在地区，离开叙利亚，否则会遭到极端组织的报复，那些家伙是非常无情的。”为了显示他讲话的真实性，他向记者出示了被他出卖的外国人质照片、双方此前互发的信息、对话录音，以及他和一个“伊斯兰国”头目的网上对话记录。他透露，像他这样愿意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帮极端组织开展绑架行动的人还有很多，一般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宗教，二是金钱。他说，每绑架一个外国人，他就能获得几千美元的“报酬”，比做一般工作挣得还多。

2013年6月，法国记者埃多尔德·伊莱尔斯和蒂蒂尔·弗朗西斯在叙利亚境内采访时被极端组织绑架。他们的司机阿拉说：“极端组织让我马上开车滚开，不准回头看。法国记者弗朗西斯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我们是你拉来的。你就这样走了，把我们扔下？’但是，极端组织拿枪指着我呢，我只好离开。然后，我立即找到‘叙利亚自由军’寻求帮助，可他们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我关了起来。”10个月后，两名法国记者获释，原因不明。有人说法方支付了赎金，但法国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后来，阿拉继续带着日本记者在叙利亚境内采访。结果，日本记者也被极端组织绑架了。有人联系阿拉，但他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此人到底是一般司机，还是极端组织的线人，至今是个谜，因为他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