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一益二的来源

世界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里说：“扬州不仅是一座遍布庭园台榭的花园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东方威尼斯城，这里水道纵横、帆樯林立，船只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车马。扬州还是一座月色溶溶、灯火阑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

唐代的成都，作为州、府的治所，管辖着成都、蜀、郭、新都、温江、新繁、双流、广都、犀浦、灵池等十县。作为剑南道的首府，所辖地区更广，达三十三州。分为西川节度以后，仍然领有一府二十五州之地，不仅包括现在川西、川南一带，而且远达云南的一些地区。因此，历史上的成都概念大小划分是需注意的。而考察“扬一益二”的起源，或不难发现成都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源于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

不过，关于当时的“扬一益二”俗谚，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则提供了不同意见：“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妙要，扬不足以侔其半。”但不管怎样来看待，成都经济的发展在当时实在是举足轻重的。

成都的发达除了农业发展稳定之外，就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了。除了传统且最著名的织锦、烧瓷、造纸之外，有多种门类的手工业，如金银器物制造业、制盐业、印刷业、兵器制造业、漆器制造业、酿酒业、制茶业、造船业、乐器（琴）制造业、钱币铸造业以及其他珍异玩物制造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先来看看织锦业。隋时成都绫锦之妙，仅接近京城，而至迟到唐大中年间（八四七年一八六○年），成都“罗锦之丽”，则跃居全国之首。太宗时皇室诸王妃主服饰主要由京师及益州诸处供给。贞观十五年（六四一年）“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玄宗时，令益州每年织锦袍送纳，“以供赐诸藩守领”。文宗时，“敕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有唐一代，皇室每朝都向成都索取绫罗锦等高级丝织物及其成品，可见唐代成都锦坊一直很兴盛。

有一份数据显示，大中年间成都约有人口三百三十九万九千六百一十六人。前述丝织工匠、工人数在十二万左右，即唐后期成都官、私丝织作坊工匠、工人数约占当时当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这一个就业比例显示出了成都织锦业的规模庞大。

成都的织锦技术在国内也是遥遥领先的，丝织品的花色品种非常新颖，如瑞锦，是以雉、羊、翔凤、游麟等动物为主题纹饰，并且讲究对称均齐。又如新样锦，其图案内容主要有彩蝶、雁、莺、风、花草、葵等，表现形式以生动的拆枝、缠枝花鸟式为主。蜀罗是一种以“新样”为图案的花罗，其主要特点是对罗的纹饰创新。张祜有诗：“新样花纹配蜀罗，同心双带蹙金蛾。惯将喉舌传军好，马迹铃声遍两河。”可见蜀罗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不过，与蜀罗重在纹饰创新不同，单丝罗则主要是工艺创新。此外，还有蜀缬，那是用染缬工艺制成的蜀地染花丝织品的统称，即包含蜀缬绢、蜀缬纱等，主要产于成都。此时的成都丝织品种类繁多，尤其特色丝织品工艺精绝、价值连城。“一匹千金也不卖”的蜀锦更是大受欢迎。因此连帝都的皇室都喜欢它。

再来看看成都的陶瓷经济。唐代成都陶瓷经济圈，包括了成都及成都周边地区的郊县，由陶瓷手工业为主的共同体，拥有众多的古窑场，如邛崃境内的卭窑，成都的青羊窑、琉璃窑，郫县的横山子窑群，金堂的金锁桥窑，双流的牧马山窑，灌县六马槽窑、玉堂窑，乐山金凤窑、关庙窑，新津的白云寺窑等。其生产范围几乎涵盖了成都现在的所有区县，以及周边地区。

唐代瓷艺南青北白，成都的陶瓷业则以青瓷为主。杜甫有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这里说的白碗是大邑生产的白瓷，此时的大邑窑和河北邢台窑为盛产白瓷的名窑，大邑的白瓷，胎薄而且烧结得很好。成都这样大规模的陶瓷生产，是源于市场的需求。成都繁荣的贸易经济和发达便捷的水上交通，将陶瓷产品通过南河与府河等水系引入长江，远销全国，它们对陶瓷经济圈和“益二”的经济繁荣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造纸业在唐时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成都所生产的纸张的品种，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薛涛制作的深红色的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最为文人雅士所贵重，且是中央政府的特供纸张。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成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

成都的城市功能分区已很完善，一百二十坊分布在城区的各个区域，如薛涛曾居住过的碧鸡坊、以卖酒闻名的富春坊、城南的文翁坊⋯⋯它们记录了成都城市商业文化经济不同的一面。费著的《岁华纪丽谱》里，有成都十二月市的记载，这十二个市都是逐渐发展形成的季节性市场。同时，成都也出现了全国最早的夜市。

历史学家谭继和说，唐代是成都城市经济向东向南发展的转折点，唐代之前成都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城西的少城一带。自大慈寺南兴起东市、大东市之后，东边商贸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这也证明了成都经济发展的变迁是有轨迹可依循的。

有唐一代，曾出现过天子四次避乱出奔。其中玄宗和僖宗逃到成都，德宗停止在去成都的中途梁州（陕西汉中），只有代宗奔陕（河南陕县）。唐天子之所以三次奔蜀，其原因不外是军事安全、经济保障等原因，这恰好说明了“扬一益二”的俗谚，并非是徒有虚名的。

唐宋年间的成都繁华，犹如昙花一现，在遭遇到了多年的战乱之后，建筑、寺观、街巷都有极大的改变。至清代中期才逐渐得以恢复。那些旧迹古碑、陈年往事，记录了曾经的丧乱离。尽管如此，成都还是保存下来了城市的命脉，只要给一个机会，它就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

虽然从此成都再也回不到“扬一益二”的时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以一个崭新的形象亮相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