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笺的时代

纸页的出现是在汉代，成都的造纸从隋代开始兴起，并在唐代达到一定的高度。当时成都所产“大小黄白麻纸”是向朝廷进贡的特供纸。正是源于造纸术的发达，才催生了文艺的笺纸文化。著名花间派词人、前蜀宰相韦庄写过一首《乞彩笺歌》：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

这里的彩笺即蜀笺，也被称为“浣花笺”（李商隐诗“西来万里浣花笺，舒卷云霞照首鲜”）、“谢公笺”和“薛涛笺”。《四川风物志》记载，唐代成都，已拥有居民十万户，富庶繁华，百伎千工。在浣花溪畔的居民以造纸为业，直至北宋仍然如此。北宋苏轼说：“成都浣花溪水深滑胜常，以沤麻楮作笺纸，洁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蜀笺的制作据说与诗人薛涛相关。

何为薛涛笺？即是一种用芙蓉树皮制作的彩色笺纸，也是属于造纸术中的皮纸一脉。以此观察，唐时成都的芙蓉已是很多，只是尚未经过系统打造成“芙蓉城”的规模而已。

明清时记载薛涛笺最详。何宇度《益部谈资》：“蜀笺古已有名，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又，“薛涛井旧名玉女津，在锦江南岸，水极清冽，久属蜀蕃，为制笺处，有堂室数楹，令卒守之。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贡表疏，市无贸者。”曹学佺《蜀中方物记》：“予庚戌秋过此，询诸纸房吏云：每岁以三月三日汲此井水，造笺二十四幅，入贡十六幅，余者存留。”包汝楫《南中纪闻》载：“每年三月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携佳纸向水面拂过，辄做娇红，鲜灼可爱。但止得十二纸，过岁闰则十三纸，此后遂绝无颜色矣。”

然查成都造纸业和薛涛笺，其生产空间集中在浣花溪一带，而玉女津不过是后来的造笺增加者。因之，晚唐诗人郑谷才有诗：“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

蜀笺的制作工艺，彭芸荪《望江楼志》云：“蜀纸之特色为重厚，上品选料必用纯麻。”费著《蜀笺谱》：“以木肤、麻头、散布、鱼网为纸，自东汉蔡伦始；今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树种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唯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又，“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故物生于蜀者，视他方为重厚；凡纸亦然，此地之宜也”。重厚则坚实细密，唐人贵用麻纸，正属此类。

蜀笺有十色之名，薛涛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李石《续博物志》：“元和中，薛涛造十色笺，以寄元稹，稹于松花纸上寄诗赠涛。”彭芸荪则认为谢公笺与薛涛笺混为一谈，是对薛涛笺的误读。

诗人对蜀笺多有赞美，如中唐著名诗人鲍溶在《寄王璠侍御求蜀笺》中说：“蜀川笺纸彩云初，闻说王家最有馀。野客思将池上学，石楠红叶不堪书。”韦庄后来还有一首诗写道：“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不使红霓段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

此外，皮纸制造技术后来传播到长江下游地区，发展成为五代南唐著名的澄心堂纸。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由此繁衍出的纸文化是成都对文化界的贡献。

蜀笺生产的概况，南宋诗人陆游在《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中说：“陵边四五家，茆竹居接栋。手皲纸上箔，醅熟酒鸣瓮。”他还亲自标注“居民皆以造纸为业”。

《成都通览》亦提到蜀笺：“现考之成都各笺，并不佳妙。自劝工局沈总办改良笺样后，民间相继起者，在在皆有，小酉山房、图书局、云霞纸社、进化纸店均争新竞异，而成都人偏好尚一种之洋纸印成者，蜀纸所造之价反日趋日下。”可见此时的蜀笺大不如从前。

嘉兴范笑我曾在博客上记了这样一件事：韩建伟在听讼楼说：“网上购得成都诗婢家印制的《郑笺诗谱》一函两本，木盒装。用纸和印刷都不到位，折后一千二百八。”顾炎文说：“不值这个价。”这里说的《郑笺诗谱》也是蜀笺的一种，只是大不如前了。

在民国时期，“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曾与朋友游望江楼，并写诗两首，其一是：问柳寻花事久疏，幽栖拟钓锦江鱼。杜陵老作诸侯容，愁对枇杷忆校书。其二为：桐叶萧萧古井秋，名笺犹自见风流。陆沉多少神州感，莫认兰亭是盛游。可见时人对薛涛笺颇为忆念的。

诗婢家第二代传人郑伯英曾回忆：“一九四○年前后，我先后设法征集于时贤书画一百幅，经过自己设计、描绘、装版、制图，印制成了‘成都诗婢家诗笺’，木刻套色，线条清晰，称得上是精工缕刻，的确花费了很大精力。出版以后，受到当时文艺爱好者的使用和收藏。诗笺每部上下两册，各一百页，都是当时名书画家的作品。如张大千、徐悲鸿、黄君璧、马万里、董寿平、关山月、郑曼陀、张聿光、丰子恺、伍瘦梅、芮敬予、江梵众、施孝长、万从木、袁樵云、姚石倩、赵完璧、张采芹等，都有作品刻出。”

《四川风物志》载，“郑诗笺谱”编选当时名家作品制作的木刻水印彩笺，精雅质朴，深得古意。并有文学家、书法家赵熙、沈尹默、谢无量等题字、题记和撰写序言。笺谱于一九四三年初版，所制为五百部，后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再版五百部。诗婢家在一九四九年后结束，所有工具及这些木刻版本，全部移交给水印社（又被称为木刻水印厂）。

在古正平先生的博客上，我曾见到两位成都市市长请教授吃饭的诗笺。李铁夫是民国成都市第十二任市长，余兴公是民国成都市第九任市长，邀请之人为：徐仁甫、李国瑜、郑异材三位教授。破立斋是李铁夫的斋号，所以地点应该是他家里。用的是蜀笺社的木板水印诗画笺，极雅。

应该说，蜀笺在这一时期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只是留存至今的少之又有。我曾从在水印社担任厂长的邱崇光老师手上看到过早期的诗笺，诗笺上不仅有图还有作者的署名，保持原样印出来，很美观。等到一九四九年之后，再根据这笺谱制作的诗笺，只保留了图案，余者都取消了。

车辐先生的《车辐叙旧》也曾记录下笺谱的段落。他做记者时，也画漫画，在三四十年代跟成都文化界、艺术圈都有来往，想来也肯定是留下了不少记录。在《天才木刻工人胥叔平》里对成都的艺术也多对此有记录，这说明在抗战时，成都人还在文艺地生活。

胥叔平，盐亭人，家在县城内经营普通商业。一九一三年来到成都，做刻字学徒。他先是在其幺叔在线香街开的一家“德一社”刻字社做事，一做就是三年。后进入聚昌印刷公司，做三年工人，此时的胥叔平能在木钉子上不先写字直接在底子刻老五号、新五号字。随后，他在成都各报馆教刻字课，常是以第一流熟练工人姿态出现。抗战初期，他与“四川漫画社”有了来往。

车辐说：“他（胥叔平）是成都报纸上刻木刻漫画的开山祖师，那时候成都的制版条件不够，画家们作的面积较小的漫画请他刻，他运作铁笔就成了烂锌铜版的代替品，并且可以在木板上面加刻锌铜版的网模，与烂锌铜版上的网模无异。”

抗战胜利后，胥叔平在布后街一号开了个白鸥室刻字铺。他刻过张漾兮、谢趣生、高龙生、汪子美等人的作品。他自己又造了套色版云笺六十多种，三色版以上的套色，不亚于鲁迅先生编的《北平笺谱》，以及成都名裱褙铺诗婢家主人郑伯英制的版谱二集。

值得一说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群益出版社出版了《阿Q正传插画》连环画，印数两千册，三十二开，六十面，扉页上以红字申明“群艺社印行，新艺社藏版”，装帧为黄苗子。正文（插画）前有茅盾、吴祖光作的序，书末有黄苗子的跋，可谓群贤毕至。为丁聪的插画执刀的就是胥叔平。

书话家高信先生在《丁聪漫画鲁迅〈阿Q正传〉》里说，《阿Q正传插图》采用了左图右文的版式，颇有古人“左图右史”的余绪。文字是节自鲁迅原著，比重新编写更能体现鲁迅的文字风格。图呢？由于当时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能制锌版，只好由木刻名匠胥叔平先生用最原始的直线刻刀按图样刻制。这也真难为了胥叔平先生，在他的直线刻刀下，竟然那样不爽毫厘地再现了丁聪流利的笔触，全然找不到鲁迅批评过的中国古代木刻绣像中的“甚至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的弊病。

篆刻史名家向黄先生曾说：“民国成都的许多笺谱的木版多与胥叔平有关。”此言不虚，胥叔平虽“收了七八位弟子”，但能够传承他技艺的几无。这不免让人感叹，作为蜀笺的重地，如今连制作蜀笺的技艺传承也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