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艺和茶文化

汉代成都，经济发达。单从漆艺和茶文化的发展看，就可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成都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丰富多彩。

成都漆器又称“卤漆”，以精美华丽、光泽细润、图彩绚丽而著称。有史料说，成都漆器最早在商周时期。从战国时代起，四川因盛产生产漆器的主要原料——生漆和朱砂，开始成为著名的漆器制作基地。《史记·货殖列传》：“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漆器种类包括漆盒、漆盘、漆壶、漆杯、漆奁、漆梳等日常生活用品，且这一行业的从业者众多。《隋书·地理志》：“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

两汉时，成都、郫县和广汉县城北所产漆器已独步天下，成都漆器行业已有专门作坊。且作坊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和劳动分工。

金沙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现在依然文饰斑斓，色彩亮丽。此外，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贵州清镇、平坝以及蒙古诺音乌拉、朝鲜平壤王盱墓、古乐浪郡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精美漆器，都刊有“成市草（造）”“成都饱（饱，重复漆的意思）”“蜀都作牢”“蜀都西工”“成都郡工官”等铭文，它们就是当时成都漆艺鼎盛辉煌的佐证。

贵州清镇出土的漆耳杯上有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羽画木耳杯⋯⋯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元始是西汉时汉平帝刘衎的年号，可见历史悠久。此时的漆器所涉及的工序包括造型、打磨、髹漆、铜饰、绘图等若干道工序。

相关史料在记录成都漆器时，并没有说明生产区域在何处。但根据城市规划的考量，商业多集中在南市，那么，漆器生产基地是作为“工官”项目之一出现的。秦时称蜀郡“东工”，其下项目包括冶铜和制造兵器、制陶、漆和漆器等，这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生产相应的物品。西汉时，这些工官称为“西工”，其经营项目又有所增加，包括各种兵器、治车、漆器、铜器等。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实行“吴勒工名”制度。其旧址在当时的成都西郊外，即今天的青羊小区、白果林小区等范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工业区与锦官城、车官城有着紧密的联系，或与今天的工业区极为相似。

成都的漆器生产有两条生产线，官营和私营。私营的漆器需要经过政府市场管理机构的检查监督，此机构，秦时称为“亭”，西汉时称为“市”，检查征税之后，就在私营漆器上盖“成亭”或“成市”的印戳或刻画有关文字。

此时成都生产的漆器品种很多。《四川工艺美术史话》说：“有兽衔环式大型漆匣、彩华漆奁、金铜釦漆盒、雕纹漆扁壶、漆盘、盒、碗、耳杯、卷筒、匙、砚等。这些漆器绘有双禽、熊、蟠螭、虺龙、麟、鹿、神仙画像等美丽生动的花纹，有红、黄、黑、绿等鲜明又调和的色彩。缘着漆器的边口，有坚固精致的金银釦饰。”

值得一说的是釦器，它是用金银或铜来缘饰漆器的边口，或镶嵌柄耳，或作纽饰、耳饰。釦器不仅让漆器更加富丽堂皇，而且也起到了加固的作用，但制造工艺复杂。《盐铁论·散不足篇》形容它是“一杯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蜀都赋》说：“雕镂釦器，百伎千工。”

与釦器类似的还有错器，是用金银来嵌饰器上的花纹，因为交错成纹，称为错器。《盐铁论·散不足篇》记录，西汉的富豪人家用“银口黄耳”的漆器，中等人家用“金错蜀杯”。这个杯子的价格，在汉代是“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可见它是何等的金贵。

可以说，每一位漆器的生产者，都是生活美学家。而这些漆器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品，这也显示出了成都人的审美趣味。

当时在手工业发达的都市都设置有相应的工官，以管理手工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成都制造漆器和金银器的工官每年耗用的经费达五百万钱，由此不难猜想制作漆器的规模是怎样的。

唐代四川漆器生产更为普遍，单是乐器如七弦琴、雷威琴等都离不开髹漆工艺。在前蜀皇宫的日用品中还有金银胎漆碟，雕镂精工。可见漆器的技术上多有突破，日臻完善。

在明清时期，成都是全国著名的雕漆填彩漆器产地之一，漆器的种类达到十四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炝金、百宝嵌等，充分展示了中国民间技艺的创新能力。清末设在皇城后子门的劝工总局开办各种工艺工场，为成都漆艺培养了一批卤漆匠师。

民国抗战初期，成都科甲巷、小科甲巷、太平街等三条街是专门生产、经营成都漆器的场所，也还是成都特产。在今天，漆器却没落、落寞了许多。

与漆器相比，成都的茶文化同样历史悠久，独步天下。

不过，汉六朝时代，中国的茶文化尚处于成长的阶段，与唐以后的繁荣相比，虽然资料很缺乏，但从不少考古资料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茶文化也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成都今天的茶馆众多，也是由来有之。在古代药书《神农本草》中就记载有关于益州川谷山陵道旁的野生茶树其叶可以治病的内容。在陆羽的《茶经》中亦有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通至数十尺，去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关于茶树的记录。不过，在西周初期，巴蜀已发展到园庭中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到秦汉时代，巴蜀栽培茶树的渐多。

秦始皇统一中国，而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巴蜀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此，巴蜀的茶种和茶叶生产技术，才逐渐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去。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

在王褒中的《僮约》记载了“武阳买茶”，由此可知在西汉时，在成都彭山一带，茶叶有了专门的市场，这已经成为普通的商品。成都及其周边因有了简单的茶叶加工技术，茶叶逐渐发展成为商品。因此，这也说明成都的周边是种茶、制茶最早的地方。此外，从《僮约》中，我们约略可以知道，在成都地区，烹茶是同饮食烹饪一样重要的日常生活，而且有专供烹茶用的器具。

《成都通史》说：“秦汉三国时期。黄龙溪的前山、后山以及彭山和蒙顶山等地生产茶叶，并涌现出众多的茶叶作坊。”虽然此说很笼统，但可说明成都人对茶的认知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考古资料中，成都地区的茶具相当发达，在成都羊子山一七二号墓的挖掘中，发现可以用作煮茶、盛茶的器具。二○○一年四月，在苏坡乡发现的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铜小口圜底釜，可用于煮茶，成都人的饮茶史也足以证明是最早的。

茶作为四川的特产，以贡茶形式传到京城长安。明代陈霆在《雨山墨谈》中记载了赵飞燕赐茶的故事，说明长安宫廷和官宦之家已经知道饮茶。

三国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录，成都人喝茶是煮的方式，且要加进去花椒的叶子。花椒“不中合药也，可著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香。”煮茶时加进花椒叶子，就是为了增加茶的香味。

至隋唐时，茶叶已成为成都农业的支柱产业。陆羽《茶经》记录了当时产茶的三十一个州，川西平原以及周边地区就占了彭、绵、邛、雅、蜀、汉七州。韩愈在宴请河南府秀才时现场写诗：“芳茶出蜀门，好酒浓且清。何能充欢燕，庶以露厥城。”

《四川茶业》说：此时“茶叶生产成为农村中一项重要的副业，焙制茶叶的作坊也相继出现。加工的茶叶种类有粗茶、末茶、饼茶等，除运销内地外，涵盖逐渐传入西北、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正是茶叶的兴盛，才有了茶马古道的出现。大唐帝国与吐蕃开始茶马互市之后，茶叶的价值就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唐朝从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年）开始征收茶税，十分税一。相关数据显示，贞元年间至唐末，每年的茶税收入在四十万贯左右。这也说明茶叶的市场庞大。那么作为重要的产茶区，成都所担当的责任同样也很重大。茶叶传播路径一是沿着茶马古道西行，一是沿着长江，传入下游地区，这样一来就开启了中国饮茶潮流。然而，隋唐茶叶的重心，已由巴蜀东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既是对川茶的赞誉，也说明了成都茶在茶客眼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川茶当中除了蒙顶山茶十分著名外，还有一款名茶叫青城茶。此茶产于成都府的蜀州和彭州境内的青城山区。陆羽《茶经》说：“青城县有散茶、贡茶。”因之，青城茶的品种众多，毛文锡《茶谱》载：“青城，其横芽、雀舌、乌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可见成都茶的出色之处颇多。

唐代成都就产生了今天所习见的茶具“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茶船三部分。茶船，又称茶舟。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茶托子》条言：“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抚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世。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成都老报人车辐先生曾总结盖碗茶的三点好处：“一、碗口敞大成漏斗形，敞大便于掺入开水，底小便于凝聚茶叶；二、茶盖可以滤动浮泛的茶叶、盖上它可以保温；三是茶船子承受茶盖与茶碗，如载水行舟，也可平稳地托举，从茶桌上端起进嘴，茶船还在于避免烫手。”

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这是唐代饮蜀茶的风貌。明代的杨慎曾有词《鹧鸪天·以茉莉沙坪茶送少岷》：“灌口沙坪摘小春，素馨茉莉荐香尘。要知贮月金波味，只有餐露玉洞人。云叶嫩，乳花新，冰瓯雪瓮却杯巡。清风两腋诗千首，舌有悬河笔有神。”

这灌县（都江堰）的沙坪茶让杨慎惊叹不已。当然，这只是成都茶文化的一种，当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再看到这些风景时，是不是生出格外珍惜的情感呢？

至于今天成都的茶馆文化兴盛，是茶文化的延续。每当有闲暇时，成都人就会约起：“走，一起泡茶馆去。”